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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锋一转，维利参议员试图揪住卡罗尔为政治竞选捐资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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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参议员：就在今天早上，我问过你，你有没有给政治候选人或政党捐过款，你说只是有一次捐过不超过200美元的款。我想那并不说明你在某一次竞选中你捐赠的款项的总数，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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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先生：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参议员先生，在许多情况下我都是个“离经叛道者”。我是一位有50年报龄的《国民》（The Nation）报读者。他们在那里登广告，号召大家给不同的候选人捐款……他们为乔治•诺里兹（George Norris）登广告；我就捐了款。我想我是为它捐款的，也是为老劳福莱特（LaFollette）捐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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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承认自从1899年以来他一直在经营着赌博业。与道德家维利相比，他老于世故却并非不讲道德！他没有因地下世界或黑势力而染上污名；他是一个能言善辩对官方辞令冷嘲热讽的人物，他对人们的动机抱有敌视态度；他是一个“离经叛道者”。他相信：“所有赌博活动的合法性来自于某些团体或者某些个人对自身特殊利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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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到人们为什么要赌博的时候，卡罗尔从自己50年的经历中作出了这样一番评论，这句话在美国社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之无愧的。他说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某些类型的人来说，赌博是他们的一种生理需要。我认为，它使他们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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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基弗维尔材料似乎都在不自觉地印证着这番评论。因为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揭示了：赌博是得到广泛流行和普遍接受的一种美国生活的基本制度。在许多小城镇，赌场和小酒馆一样随处可见。在伊利诺伊州梅森县的哈瓦那镇，当阿德莱•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6]州长出面干预地方赌博的时候，他的行动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公愤。在1950年，这个小镇从每月友好地搜查赌场和收取赌场主人罚款中取得了50000美元预算中的15000美元。克莱伦斯•切斯特镇长抱怨道：“赌场倒闭就没有赌场罚款可收，明年将会非常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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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赌徒以外，还存在着暴徒。但是基弗维尔参议员及其同僚所不知道的情况是，像赌徒一样，像一般意义上的整个非法团伙一样，暴徒也在努力地成为准正派人物，并且在美国生活中为自己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暴徒来说，他们大多来自移民后裔；并且，正如这种样式所表明的那样，犯罪是提高其在美国生活中的社会地位的一个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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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手党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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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们愿意，暴徒就有能力“染指”赌博业，因为现行的赌徒没有防御能力，他们不可能得到法律保护。并且，参议员们不愿意在暴徒和赌徒之间作出任何区分。他们把两者笼统地称之为整个国家的“非法”因素。基弗维尔参议员主张：“尽管犯罪分子们、自私的政客和无知者对其进行了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辩护，尽管有许多人一直被这些辩护蒙在鼓里，但是在美国，一个全国范围的犯罪辛迪加的确是存在的。”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对这个问题作了更加武断的回答：“在全国范围里存在着一个称作黑手党的犯罪辛迪加。其领导者通常控制着其所在城市的绝大多数地下势力。有各种迹象表明，这些黑势力受到了集中的指导和控制……黑手党人是黏合剂，它把纽约的科斯特罗—阿多尼斯—莱恩斯基辛迪加和芝加哥的阿卡多—库兹克—菲希递辛迪加联合了起来……自从路西亚诺被驱逐出境后，这些团体继续同他保持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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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无论是参议院犯罪委员会的文件，还是基弗维尔的著述，都没有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黑手党是一个发挥着作用的组织。因此，关于存在着黑手党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有人发现政治官员在基弗维尔委员会面前说他们相信存在着黑手党；禁毒局认为，由路西亚诺控制的世界范围的毒品交易是黑手党的一部分；但是，除了当几乎所有的意大利非法团伙分子都坚信自己对黑手党一无所知而令参议员基弗维尔和路多夫•哈利都感到难以置信以外，另一个唯一的“证据”是有些犯罪带有“黑手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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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几年里，关于黑手党的传说被杰克•莱特（Jack Lait）和李•麾梯美尔（Lee Mortimer）之类大惊小怪的写作班子吹得神乎其神。在《芝加哥秘闻》（Chicago Confidential）中，他们列举了一大堆子虚乌有的人名和组织名称，让人觉得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不过，几乎没有几个认真的记者相信此事。伯顿•土库斯是了结“杀人组织”案的布洛克林检察官。他否认黑手党的存在。参议员基弗维尔甚至无法对他提出的全国范围的犯罪辛迪加的说法列举出一个例子。他被迫说：“就它在今天存在的情况而言，虽然它是令人难以捉摸的，它只在暗中偷偷进行，但是确有这么一回事。”并且，“其组织和阴谋诡计并不那么容易被准确描述出来”。[7]他的如下“证据”难以自圆其说：许多非法团伙在每年的某些时间向诸如阿肯萨斯州的温泉等处集结；“道上的”人通常都会这样做。如新泽西已故的维里•麾里递在解释他是如何在一个赛马场遇到已故的阿尔•卡波尼时说的那样：“听着，你无须通过介绍认识有教养的人；你只是很自然地碰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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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参议院犯罪委员会为什么如此卖力地赞成关于黑手党和一个全国范围的犯罪辛迪加的说法呢？部分是由于，他们可能一直被自己的道听途说所误导。参议院委员会并不从事原始研究，它的办公人员，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调查人员，都人手有限。参议员基弗维尔曾经带着这样的一种态度去开展调查：无风不起浪，无火不生烟。但是，烟也可能意指烟幕。非法团伙领域是一个充塞着各种流言飞语的领域，在这儿的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传闻比在激进政治宗派里的传闻更容易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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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美国人的性情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感觉：“冥冥之中”，“人”正在暗中操纵着这个混乱的世界。在政治领域，操纵着劳工形象的是“华尔街”和“大企业”；而操纵着商业程式的是“新政”。在犯罪领域挂在口头的则是“科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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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基弗维尔委员会之所以会被自己杜撰的关于万能的黑手党和专制的科斯特罗的神话所骗倒，其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熟悉和不了解制度化犯罪同美国广大都市社群的政治生活之关系的三个更加切题的社会学事实，即：（1）作为种族延续的必然过程的一部分，美国意大利族群的兴起，并在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个过程在有大量意大利后裔居住的绝大多数城市里各自独立地然而同时发生着——纽约、芝加哥、康萨斯市、洛杉矶；（2）个别意大利人在今天的赌博业和非法团伙中起着重要的通常是领导的作用；（3）意大利的赌徒和非法团伙人物通常在意大利族群本身内部和城市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8]这三者确实是相关的，不过它们还不足以形成一个“阴谋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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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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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族群比以前的移民团体更晚也更艰难地获得了财富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早期犹太人的财富，即19世纪末德国犹太人的财富，大多是在银行业和制造业领域取得的。在那个范围里，犹太人族群的主导集团是外在于也独立于城市政治机器的。晚期犹太人的财富，在中东欧移民中间，是建立在服装贸易的基础上的，尽管它同犹太非法团伙有一些来往，这些团伙是一些典型的行业诈骗者（阿那尔多•罗特斯坦、利普克和库拉，等等）。在犹太律师中间，有一小撮人，像“坦慕尼协会[9]的律师”比如萨缪尔•奥尼兹[10]在《腰腿，大肚子和下巴》（Haunch，Paunch and Jowl）中的主人公那样，发迹于政治，并且偶尔与犯罪活动有染。无论如何，绝大多数犹太律师，大多是族群的领导者，通过现有的和合法的犹太人的财富所提供的机遇，迅速地往上爬。爱尔兰移民的财富在北方都市中心，大多集中在建筑、货运和港务方面。这种财富的积累大体上是通过政治联合比如对城市合同的偏好取得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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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维护爱尔兰人的政治财富，控制城市政治是至关重要的。爱尔兰移民财富和政治之间的这种联盟一直是彼此互惠的。许多著名的爱尔兰裔的政治家们以自己的名声替一些公司装点门面（例如，阿尔•史密斯，他帮助成立了美国货运公司。在多年时间里，那家公司的总经理一直是威廉•麦科马克，麦科马克同时又是纽约码头区的“老大”），而爱尔兰的商人们则用他们的财富来支持爱尔兰政治家们的事业。而爱尔兰的犯罪集团很少在这族群中有什么地位。但他们是政治家不可缺少的臂膀，充当选举时的打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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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找到了在大都市里一夜暴富的许多路子。这部分是由于早期意大利侨民的特点。其中绝大多数人没有一技之长，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在19世纪90年代，雅可布•赖斯作出过这样的评论：“意大利人来自底层且也只能呆在底层。”这些一无所有的农村劳动力找到的是诸如开挖沟渠、铁路路段保养、码头搬运工，以及制鞋、理发、制衣等服务工作。许多人受“包工头”的盘剥；有少数人从货物托运、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农产品销售中获得了财富，但是这点“少量财富”还不足以成为和谐而稳定的政治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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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在于，尽管在美国的意大利侨民人数约是爱尔兰侨民人数的三分之一强，在美国有3000万天主教徒，其中爱尔兰后裔占了约一半，意大利后裔占了六分之一，但是在美国100个天主教主教和21个总主教中间没有一位是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这是同美国的教会政治相关的一个因素；但是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美籍意大利人中间不存在足够强大的或充足的财富来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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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移民的后代，其第二代和第三代，通过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而变得聪明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几乎没有意大利人在从事高级工作并领取高额薪水。在这个阶段的著作中，人们也找不到关于意大利政治领导人的论述。由于被排斥于政治舞台之外并且也找不到获得财富的公开渠道，一些意大利人便开始走上了非法的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未成年人审判统计中，意大利人占了有过失少年的绝大多数；但是没有成立一个意大利族群或社会代理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不过说也奇怪，这些以前的暴徒正在千方百计地赢得别人的尊敬，因为他们为意大利人在都市政治机器权力结构中取得政治发言权提供了主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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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家和受保护的或受到纵容的非法势力之间的传统关系比以往变得更加紧密起来。那个发展趋势与意大利政治集团的兴起具有联系。至少在北方主要的大都市中心，都市的政治机器不得不发展筹款的新形式。因为大企业的捐款以前曾经严重介入了市政政治，而现在——随着权力场所的变化——它对国家事务产生了相当影响。（如最近国会调查显示那样，随之而来的国家政治腐败绝不应等闲视之；商人似乎并不比那些赌徒好到哪里去。）都市政治机器敛财的办法相似于那些已经不再依赖于华尔街大公司敛财的办法：通过内部筹款——即，通过向大量市政职员“征税”，为了增加工资那些员工集体同市政府谈判。因此，消防队员联合会把钱捐给了奥德威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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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办法是向赌徒们征税。如《生活》杂志报道的那样，典型例子当数新泽西市。在那里，市政府的一位高级助理全力以赴地调查非正式赌注登记所的申请人。如发现有合适的，便给申请人一个“场地”，通常是一位忠实的管区人员的房子或商店。他付给市政府基金一大笔必需的高利息租金。在新泽西1000家登记所及其所有者构成了政治机器的硬核，为市政府选举效犬马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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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构募集资金的第三个来源是新近的通常是非法获得的意大利人的财富。科斯特罗的事迹以及他在纽约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出现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其主要的动机一直是——为自己以及自己的种族团体——找到进入大城市上层社会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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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弗朗克•科斯特罗是通过非法经营私酒赚钱的。禁酒令撤销以后，由于休伊•朗对旧式政治机构感到了绝望，便邀请科斯特罗到路易斯安那开展老虎机业务。于是，科斯特罗的事业便发生了重大转机，与丹第•菲尔•卡斯特尔一起，他还在新奥尔良以外开办了百维利俱乐部，这是一家豪华赌博机构。在新奥尔良，出现了几家美国最顶尖的娱乐场所，后来，科斯特罗把资金投到了纽约房地产（包括他后来卖掉的79号华尔街）、可巴卡贝那夜总会和苏格兰威士忌的一家主要子公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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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得到罗斯福和拉瓜迪亚[12]的资助，坦慕尼协会陷入困境。当它转向科斯特罗寻求财政支持的时候，科斯特罗的政治机遇便到来了。多年来，纽约的意大利族群滋长了一种对爱尔兰人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多少表现了对爱尔兰政治团体独揽政治大权的不满。他们抱怨缺乏司法工作，抱怨意大利后裔的国会议员数目太少，抱怨缺乏在州选举中的候选人名额。但是意大利人真正缺乏的是使他们的野心成为现实的手段。尽管他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选举集团，但是没有足够的财富来支持政治俱乐部。这些意大利移民大多是来自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的贫穷农民的后代，既缺乏犹太人的经商经验，又缺乏爱尔兰移民在75年历史里取得的政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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