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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尼斯精明地玩着他的牌。他既支持拉瓜迪亚，又支持民主党的一些地方司法官员。在布洛克林地区，他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科尼岛的民主党领导人肯尼•萨瑟兰、在阿伯尼的民主党少数派领导人艾尔文•斯坦库特、已故的参议员安东尼•迪•乔维尼、威廉•奥德威尔和金•摩兰经常光顾他的饭店。但是在1937年，阿多尼斯犯了一个错误，他支持劳耶尔•科普兰，反对拉瓜迪亚，这位被激怒的菲厄雷洛最终把阿多尼斯赶出了纽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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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瓜迪亚后来把他的怒气也发泄到了科斯特罗身上。不过，科斯特罗得以幸免于难并在1942年达到了权势的顶峰。在当时他对迈克尔•肯尼迪入选坦慕尼协会领导人起了推动作用。尽管经历了令科斯特罗声名狼藉的菲厄雷洛惨败，但他仍然在坦慕尼协会里握有足够权力去拉选票，选举雨果•罗杰斯为1948年坦慕尼协会的领导人。在那些年里，许多坦慕尼协会领导人都同科斯特罗有来往，为了成为司法职位的候选人而接近科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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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另一些意大利裔的政治领导人也开始崭露头角。吉尼罗索•波普（Generoso Pope）的殖民砂石公司通过政治交易开始兴旺起来，尤其当他购买了两家最大的意大利语日报（后来合并为一家日报）和一家电台之后，波普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通过那些购买活动，他几乎垄断了这个城市意大利语的舆论工具。通过吉尼罗索•波普，通过科斯特罗，意大利人变成了纽约的重要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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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政党组织，大多是民主党的都市政党组织，以这种方式去获得财政上的重大支持而不必去依靠“货币利益集团”。这部分说明了这些组织为什么有能力支持新政和公平施政而没有遭到来自他们不得不屈服的那些压力以从商业集团中得到货币的支持。[14]尽管他从来没有公开披露过自己的政治主张，弗朗克•科斯特罗很可能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及其对普通百姓的诸多支持的热烈赞赏者。绝大多数今天的美国人认为，新政基本措施对公共利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要是没有得到“腐败的”大城市组织的支持，新政将不可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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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户与老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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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正如20年以前东欧的犹太后裔和更早以前的爱尔兰后裔在有组织犯罪领域曾经扮演过最重要角色一样，意大利后裔曾在大多数赌博业和非法团伙中起着领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统计的意外事件以及报纸对少数耸人听闻人物的过分渲染，使得人们对由单一族群而不是所有事实根据所构成的非法活动领域产生了更大误解。在许多城市，尤其在南部城市和西部海岸城市，非法团伙和赌博业组成了许多其他团体。那些团体通常主要由当地白人新教徒所组成。不过，很清楚的一点是，在主要的北部都市中心，在获取非法财富的方式上以及在近来意大利后裔的独一无二的个案中，存在着一些明确的种族后果，以前的非法团伙和赌徒也曾经对政治力量的成长提供了重大影响。今天成为纽约法官的许多意大利裔法官们应该感谢科斯特罗；许多意大利裔的地方领导人——还有一些犹太裔和爱尔兰裔的领导人，也应该如此。并且，在纽约确立意大利后裔政治地位的动机是为大家考虑，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对科斯特罗来说，这主要事关种族骄傲。因为在美国的较早时期，有组织非法活动变成了社会升迁的一把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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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民众来说，例如，关于弗朗克•辛纳屈与前意大利后裔的非法团伙头目们出双入对的新闻和图片会多少感到惊讶不已。不过，对辛纳屈来说，以及对大多数意大利后裔来说，这些人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邻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社区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救济。早期意大利非法团伙是强盗——野蛮、没有文化且年轻（在达到其权力顶峰的时候，阿尔•卡彭［Al Capone］只有29岁）。那些幸存下来的强盗学会了适应环境。现在他们是中年人或老年人。他们学会得体地装扮自己。他们的家在受人尊敬的市郊。他们让子女就读于良好的学校，尽量不惹人注意[15]。科斯特罗甚至求助于精神病医生以克服在社交生活中令人痛苦的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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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美国社会的所有暴发户一样，这些粗鲁而机敏的包工头、建筑人员、货运业主，还有非法团伙头目改头换面，既希望得到自己族群的承认和尊敬，又希望得到一般社会的承认和尊敬。“贫民窟里的”爱尔兰人摇身一变为“衣冠楚楚的”爱尔兰人，并且随后寻求着更加广泛的承认。[16]有时，首先在现行的“美国人的”社会得到了承认，而这是后来为族群所承认的一张资格证书。像S.R.罗宾逊和J.刘易斯以及一些受人欢迎的演员在现行黑人社会里受到的姗姗来迟的承认证明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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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许多著名的老牌美国财团的建立得益于一些精明的经营手段和道德上无可厚非的方法。美国资本主义先驱者并非毕业于哈佛商业管理学院。早期的殖民者和拓荒者，还有那些“赢得西部”并且建立农庄、煤矿和积累其他财富的人，通常是经过暗中谋划和一定暴力才取得成功的。当法律阻碍了美国的命运或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们便会无视、躲避或歪曲法律；当法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时，他们就成了法律的代言人。因此，在拥挤的都市环境变化了的条件下，当后来者相同地求诸同样的无情策略的时候，他们及其后代还会感到它们是些真正的道德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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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资产阶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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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得政治权势的崛起成为可能的社会发展也敲响了野蛮的意大利非法团伙的丧钟。因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合法经营取得成功的意大利人的数量的不断增加既提高了意大利团体的社会地位，也使得意大利族群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政治权势；并且，这些专业人士和商人们不断地为今天的意大利青年树立起了榜样，在20年以前，这样的榜样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关于意大利“非法团伙”“犯罪”的大肆宣传和揭露还在放马后炮。许多顶尖的“犯罪”人物早已金盆洗手，放弃了暴力。甚至他们的收入也大多来自合法投资，或来自像赌场这样半合法的但在社会上受到尊敬的娱乐场所（例如科斯特罗的房地产业和阿多尼斯的运输与汽车特许经销权）。因此，对科斯特罗和阿多尼斯的被判入狱这个社会的“报应”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而那种胜利却掩盖了社会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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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想法，这些犯罪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更大背景是什么？公平施政的消失奇特地表明了旧式非法活动的消逝。在过去的10多年里，对赌博业的热衷，部分地是由于收入的增加和充裕的缘故，大体上体现了中上层富裕阶级第一次纵情于这种一掷千金的消费之中。这些中上层阶级的富人，美国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兴阶层，是大型赌场的主顾。（从19世纪对财富的定义来看，他们并不算富，他们只是服务业和奢侈品行业中中等规模的商人和企业家。用克拉克的话来说，他们是“第三产业经济”方面的。根据税法，他们的收入往往比巨型企业的经理还高。）在战争期间，由于交通困难，赌博业和豪华的休闲业为这个社会阶级提供了重要的消遣场所。通过学习欧洲，通过提高文化品位，现在他们安定了下来。这些小打小闹的赌博缓解了小城镇的单调生活。人们通过一个“幸运数字”或一匹“幸运之马”一下子赢得一笔相当可观财富的期待仍然在继续着。用伯纳德•巴鲁赫的一句话来说：“你无法阻止人们去赌赛马。你为什么非要阻止人们去作出自己的判断呢？这是人的创造力的另一种形式。”但由于协作成本提高了，赌博业的丰厚利润已一去不返。在将来，赌博业很可能像卖淫业一样，作为一个必要事实而赢得默许，并将继续以零散的小型企业的规模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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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治样式，某种政治“工头”体系也衰落了。在其交互关系中，政治“工头”体系为犯罪提供了“保护”，反过来，它也从犯罪那儿得到了好处。“工头”体系的瓦解是罗斯福时代的一个产物。20年以前，吉姆•法利的任务是很简单的；他只需替几位重要的州工头卖力。现在已经不再有这样的畜生了。新泽西的民主党曾经由弗朗克•海牙统治；现在，为其所在州或党派的“头儿”尽“犬马之劳”的“走卒”已为数不多。在都市中心，在纽约、波士顿、纽华克和芝加哥，由爱尔兰人主导的旧政治组织已经分崩离析。大都市中心的非中心化、市郊和卫星城镇的成长、贫民窟和临时居民点原有风貌的毁坏、职能团体的兴起、在美国生活中中产阶级声誉的不断提高，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这种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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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某些非法活动被合理化和被吸收于经济结构之中，曾经对犯罪取得过垄断地位的过去那一代人便走向了完结，[17]随着社区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都市工头体系的解体，我们所讨论的这种犯罪样式也走向了终结。当然，哪里有激情，哪里有贪欲，哪里也就会有犯罪。但是，这种庞大的、有组织的城市犯罪，如我们在过去的25年里对它的了解那样，远不只是建立在对于这些普遍动机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建立在美国经济、美国族群和美国政治的某些特点之上的。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变化意味着，以我们所知的形式，城市犯罪也将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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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尔斯•帕克霍斯特（1842—1933）：美国教士和社会改革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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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廉•特拉夫斯•杰罗姆（1859—1934）：美国律师、政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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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威廉•L.斯特朗（1827—1990）：1895—1897年任美国纽约市市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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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第26任总统（1901—1909）。——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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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莫•安嫩伯格（1877—1942）：犹太裔美国报人，美国慈善家沃尔特•安嫩伯格（Walter Annenberg）的父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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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德莱•斯蒂文森（1900—1965）：美国政治家，担任过伊利诺伊州州长，1952年和1956年两度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1961年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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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次偶然机会，警方发现了1957年11月在纽约亚伯拉奇召开的一次意大利头面人物会议，这些人物与黑势力大多有染，并且在警察局有记录。此事使得黑手党话题再次复苏。《时代》周刊杂志于是派了一位名叫舍列尔•希尔曼的记者去核实此事。希尔曼报道说：“我在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花了大约两个星期，千方百计地去探寻所谓黑手党的蛛丝马迹。我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司法部门进行了广泛接触；我采访了大量警察、记者、检察官、侦探以及像芝加哥犯罪委员会这样的非营利性民间团体。除了两位希尔莱特犯罪记者总是对与‘黑手党’有关的一些道听途说津津乐道以外，来自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人都不相信有黑手党这么一回事。而禁毒局却相信有黑手党这么一回事。不得不与毒品交易作斗争的禁毒局坚信，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有组织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之间存在业务联络。但是该局从来没有拿出足够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联邦调查局对此持怀疑态度。人们一般所持的观点是：在各个城市和各个领域里，不存在严密的犯罪辛迪加，但是存在松弛的犯罪‘联合会’，他们占据各自地盘，相互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并因此走到了一起（如出席亚伯拉奇会议）。不过无论怎样，谁也拿不出特殊证据来证明确实有一个黑手党在活动。”1959年初，《读者文摘》编辑小弗雷德里克•森德尔出版了一本关于黑手党的畅销书《罪恶的弟兄》，但是对森德尔先生著作的认真阅读表明，他的资料大多数来自禁毒局报告。除了拼凑已经出版的资料以外，他没有提供任何新证据。（关于这本书的讽刺性评论，参阅《时代文献评论》，伦敦，1959年6月12日，第351页。）有意思的是，1959年5月，曾经对非法团伙头目约尼•狄奥提起公诉的纽约地方检察长助理阿尔文•戈尔登斯坦向帕特•布朗州长提交了一份加利福尼亚犯罪调查报告。他报告说，他没有找到加利福尼亚存在黑手党的证据。——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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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他的听证会快结束时，基弗维尔参议员读到了由一位意大利后裔的愤怒公民打来的一份电报。那份电报指责委员会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美国的有组织犯罪是意大利人所为。这位参议员借这个机会明确地声明：有一些非法团伙是意大利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就是非法团伙。不过，就基弗维尔委员会确实上了这种道听途说的当而言：美国的犯罪正受到一个黑手党的组织和控制，它务必澄清这个误会。也许在这里还可以指出的一点是：只要族群和少数民族问题与非法的和半合法的活动的关系仍然无人问津，那么莫蒂默和莱特之流的不实之词总会大有市场。——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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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坦慕尼协会：一个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民主党实力派组织，由原先慈善团体发展而成，因其在19世纪犯下种种劣迹成为腐败政治的同义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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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萨缪尔•奥尼兹（1890—1957）：美国编剧。——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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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个不太会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19世纪，美国铁路通过向国会议员贿赂有效地偷取了190000000英亩土地。更晚近地，在哈丁任总统期间发生的梯普特•多姆石油开采公司的此类丑闻，按照最高法院的说法，是“通过阴谋、诈骗和贿赂”才得以完成的，其工作几乎做到了白宫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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