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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拉瓜迪亚（1882—1947）：美国众议员，曾任纽约市市长（1933—1945），担任纽约市长时改良市政，力反贪污，后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6）。——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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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阿多尼斯和助手维利•摩里蒂渡河迁到了新泽西的贝尔根县，在那里，同以前非法团伙头目“长腿”阿本奈•威兹尔曼联合起来，他变成了新泽西州的一股政治势力。在10年时间里，赌博业在贝尔根郡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在基弗维尔调查之后，新泽西州不得不采取措施。在1953年由尼尔森•斯蒂姆勒领导的一次专门调查中，披露了摩里蒂曾经向德里斯科州长的一位助理支付286000美元以寻求“保护”，共和党州委员会曾经从赌徒约瑟夫•博扎，一名兹维尔曼的助手，那里接受25000美元的“借款”。摩里蒂后来被暗杀，阿多尼斯被驱逐到意大利。——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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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美国政治中，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希奥多•阿伦是一名赌徒和一家沙龙所有者。他经营的美利坚•马比尔是一家高档音乐厅和妓院（他曾告诉国会调查委员会自己是纽约最坏人物）。他为了亚伯拉罕•林肯在1864年再度当选总统给了共和党老板瑟洛•威德25000美元竞选捐款。——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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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像托尼•阿卡多这样的人只是偶尔显得与邻里保持友好关系。在1949年圣诞节期间，托尼住在其优雅宽敞的河森别墅里，他在草坪上布置了一棵40英尺高的圣诞树，树下摆着圣诞老人和驯鹿，在花园周围，电控的滑雪人在轨道上快速地移动，同时发出悦耳的圣诞之歌。圣诞过后，阿卡多的草坪复归于平静；托尼又踏上了躲避基弗维尔的逃亡之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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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美国政治中，民族自豪感在凝聚少数民族团体中所起的作用是最为古老的智慧之一；不过，更加值得肯定的是通过第二代和第三代后代对于这个身份的保存。如萨缪尔•卢贝尔在他的《美国政治的未来》一书中提到的那样，这个事实是解释近来选举的政治行为的钥匙。作为一个固定的民主党联盟，虽然爱尔兰联盟开始分裂，尤其是作为中产阶级的身份迫使个体更加强烈地认同于GOP，杰克•肯尼迪在马萨诸塞州的提名仍然为其进入美国参议院获得了极其团结的爱尔兰选民的支持。尽管艾森豪威尔赢得了州选举的胜利，但是肯尼迪仍然战胜了洛吉。——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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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59年，美国司法部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来研究“犯罪辛迪加”。那个小组在一份初步的报告中发现：原来的犯罪头目避开暴力，通过从事合法经营来“装扮出一副成功商人的假象”。在许多领域里（货运、贩运、餐饮、娱乐），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原来的非法团伙头目有办法获得竞争利益。但是，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这些新领域是合法的商务，并且这并不意味着，按照司法部的解释，非法团伙介入了新的犯罪领域，而是他们企图获得一定的尊重。重要的是，当1958年2月23日《生活》杂志发表司法部发现的大量文字证据的时候，那些被提到的人已经在黑道上呆了30多年——而这是《生活》和司法部都忽视的一点。相对地，刚出道从事犯罪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原来的非法团伙头目在30出头就已经取得了垄断地位，并且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犯罪的“代际”问题一直是一个没有得到研究的问题，在美国，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课题。——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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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八章 犯罪浪潮的神话——美国实际犯罪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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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相信报刊上的有关报道，相信关于犯罪的统计数字，那么，美国每年似乎都有一轮新的、更为严重的犯罪浪潮。各大城市的报刊每年都要周期性地报道大街上的公开侵犯人身的故事，并向市民警告哪些区域夜间是不安全的。青少年犯罪率似乎在稳步攀升，事实上，其犯罪率上升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在加利福尼亚，根据1958年加州青少年管理局的报告，该年全州年龄为17岁的少年中，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因涉嫌犯罪而被捕。从基弗维尔到麦克莱伦等人所作的国会调查，披露了有关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的耸人听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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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冷静看待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与100年前，50年前甚至25年前的情况相比，今天美国的犯罪率可能更低，如今的美国是一个比大众所想象的更为守法、安全的国家。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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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闻报道是公众对社会的印象的主要源泉，但是其真实性是须大打折扣的。很久以前，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自传》中讲述过一个堪称经典的故事，即报业界的相互竞争如何造成了“犯罪浪潮”，记者从警察的临时记录册上抄下了一些普普通通的盗窃案，然后在报纸上以黑体字形式作为头条新闻刊载。当时担任警察局局长的西奥多•罗斯福下令取消这种竞争时，“犯罪浪潮”才告消退。（斯蒂芬斯回忆道：“各家晨报发现了‘易变的’公众对‘犯罪现象的厌恶’，而月刊和科学季刊对这方面的报道多少有些迟缓，导致对违法行为的周期性分析严重地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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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故事当然是维持书报发行量的支柱：它们制造恐慌，引起忧虑，激发行动——这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心理宣泄的戏剧艺术定义的一个令人满意的例证，虽说这种例证有些老套。但是，这类故事的描写是否精确是很可疑的。当读者对东部巴基斯坦和南部越南之类的故事感到厌倦之时，犯罪方面的报道往往就会成为重要新闻，正因如此，大量犯罪报道出现的时机令人怀疑，是否现下有了更多的犯罪事件，或只不过是人们感到犯罪报道更刺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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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统计数据又该作何解释呢？例如，J.埃德加•胡佛在1954年宣称，重大犯罪案数量每年以8%的比例递增，这种势头如果不加以遏制的话，将意味着美国会面临新的一轮违法乱纪肆虐的时期。这个数字是非常确切的，即使结论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但是不幸的是，犯罪统计数据的可靠程度与一位妇女报出自己“正确的”年龄的可信度差不多。联邦调查局每年所报告的数字是根据6595位警长和专门机构的报告而得出的。但是，还没有关于犯罪的统一定义——由于各州有各自的定义[1]——更重要的是，这类报告也没有统一标准。以费城为例：在1953年，这座兄弟情深之城[2]报告有28560起重大犯罪案件，而在1951年则是16773起——突然急增了70%多。但是，在这期间并没有罪犯大批拥入费城。作为克拉克市长管理改革的一部分，托马斯•J.吉本斯于1952年担任警察局长一职，他上任后发现，多年来警方为了把犯罪数量减到最低限度，就伪造了犯罪记录。他发现，市中心的一个区实际处理过的投诉比记录在案的要多出5000余起。于是，他采用了一种新的中心报告系统，结果，“犯罪”数量上升了。在纽约，发生过一件更稀奇古怪的事情。联邦调查局认为，纽约的犯罪数字似乎相当低。经过调查发现：在1950年，例如，警方所报告的侵占财产罪数量，大约只是保险公司非公开报告的数量的一半。各分管区直接隐瞒了投诉，因为刑侦人员生怕如果向上级报告大量未能侦破的夜盗案，会引起人员改组。刑侦人员如果接到关于夜盗案的纸条，就把“这些纸条粘在帽子里面”，然后就等着，直到碰巧抓到一个盗贼坦白就是其他几个“未侦破的”夜盗案的案犯，他们才上报。在警察专家布鲁斯•史密斯的调查之后，一种新的中心记录系统建立起来了。例如，纽约电话簿上所有分管区的号码都被抹掉，任何人想要报警，必须拨打中心站的电话，Spring7— 3100。在改革后的一年里，与1948年的数字相比，人身侵犯案上升了200%，抢劫案上升了400%，夜盗案上升了1300%。正如史密斯所作的结论那样：犯罪率“如此惊人的上升本身……并不代表犯罪数量的增加，而只是反映了犯罪报告制度的巨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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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统计数据方面来看，在1950年至1954年，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的各类重大犯罪案年数量有惊人的增长。但是，纽约和费城占了城市人口的25%（有10万多城市居民）。那么，我们是否还有犯罪浪潮或“犯罪报告”浪潮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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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惊人的事实是，每10年美国的犯罪数量“自动地”下降——即是说，在10年中的每一年里，犯罪数字急剧攀升，但在第10年下降。这并不是由于太阳黑子或其他循环理论，而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陷阱。[4]仅仅关于犯罪数字的报告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指数，因为必须根据人口的变动情况来明确说明犯罪数字的增加。联邦调查局是按每10万人口中的犯罪数目来计算犯罪比率的，但是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数年里，并没有人口统计数字，所以，这些比率不仅只采用了10年前较低的人口基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并没有考虑大量的国内人口流动。这样，加州在1949年，谋杀案比率是4.97∶100000，抢劫案比率是136.1∶100000，偷盗案比率是2141.6∶100000，等等。但是，从1940年到1950年，加州增加了300万新人口，或者说，人口增长了50%。因为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数年里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从1940年到1949年所犯的罪案（可以称之为分子）就被归到1940年的较小的分母上面去了。当1950年进行新的一轮人口普查时，犯罪率得到调整，犯罪数字引人注目地“下降”了。在1940—1950这10年里，三个太平洋沿岸州的人口增长了40%左右。但是，1949年的犯罪率仍然是在1940年较少的人口基数上进行计算的；实质上，1949年较大的犯罪数字是记在只占人口总数60%的人的账上，如此就过于夸大了犯罪数量。相反，在那些人口减少的州里，犯罪数量就少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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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承认了这些具体犯罪率的恰当性，那么所谓“犯罪浪潮”或“真正犯罪”的数量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呢？例如，在1957年，共有2070794人次涉嫌犯罪被捕，其中800000人次是因为酗酒，而200000人次有扰乱社会治安行为。但是，这些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近年来，小偷小摸、人身侵犯、入室夜盗等案件数量有所增加，但谋杀案和凶杀案的数量则下降了。凶杀案是最能引起公众注意的犯罪行为，如今其案发数量比25年前更低。在1930年，平均每10万人中有8.9起凶杀案，在1955年，只有4.6起。即使假设业已改进的医院设施和医疗技术比从前挽救了更多的生命，凶杀案数量的下降率也几乎达到48%。绑架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吓唬孩子的口头禅，现在这类案件实际上已经绝迹。该如何衡量这些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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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以一般的“违法”行为为例，即以那些我们通常视之为犯罪的行为为例，诸如偷盗财产（夜盗、盗车）和针对人身的犯罪（抢劫、人身侵犯、谋杀、强奸），即使考虑到统计上的各种特例，犯罪率在上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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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全面概述中我们说过：在很小的城镇（人口从2500—10000人不等）里，从1940年到1953年，除了凶杀案外，犯罪的图景越来越阴暗。但是，在人口居于10000—250000人之间的城市里，犯罪率却在下降。在最大的都市里，犯罪率的上升也最快。例如，抢劫案数量的大幅上升，几乎完全发生在人口超过250000人的城市里，然而，各大城市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在旧金山，除了人身侵犯案外，其他案件数量并无增加。在洛杉矶，所有种类的案件数量都在增加。在波特兰[5]和西雅图，尽管这两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21%，犯罪率却呈下降之势。在迈阿密，犯罪率急速上升，盗窃案和盗车案尤为猖獗。在克利夫兰和芝加哥，情况几乎没什么变化（除了芝加哥的盗车案有所增加外）。在底特律，犯罪率正在攀升。在奥马哈市和整个内布拉斯加州，犯罪率在下降，5年里全州的犯罪率下降了50%（虽然有关部门对这些数据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在波士顿、伯明翰和孟菲斯，情况几无变化。在休斯敦和达拉斯，犯罪案件大大增多。在新奥尔良，盗车案数量在上升，某些案件稍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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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很难对这幅图景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因果性解释。解释盗车案的增多是容易的：因为［现在比以前］有更多的车子可以被偷了；80%的盗车案是青少年干的，他们经常在冲动之下盗车——与过去相比，现在也有更多的青少年了；此外，几乎所有这样被盗的车子都可以很快地找回来，车子也未遭损坏。但是，人身侵犯案飞速上升，对有些人而言，此乃“违法行为增多”的一个标志，然而，谋杀和凶杀案在减少。像亚特兰大这类城市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犯罪案件增多。但是，像洛杉矶这样的城市，从1949年以来那里的人口增加了12%，一级罪行（如夜盗、抢劫等）案件增加了34%。在像达拉斯和休斯敦这样的城镇里，犯罪案件增加比人口增长的比例要高。通常的解释——如洛杉矶警察局局长威廉•帕克所提供的解释——是认为“道德堕落之风已经开始盛行”。他还认为美好的时代比没落的时代孕育了更多的罪行，因为人们享受闲暇的时间多了，在闲暇时就有了更多的犯罪现象。（但是，无缘享受闲暇的黑人集团在洛杉矶警察局的犯罪统计数据上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一事实又该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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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洛杉矶和另外一些地方的犯罪案件增加这一现象，也许比较有意义的一种解释在于分析人口组成的性质。洛杉矶有大量的临时人口，它是一年四季开放的旅游胜地，吸引了大量的金钱和追逐金钱的众多不良分子。如休斯敦和达拉斯，随着大量的新来人口和临时人口的增加，其他犯罪案件在增多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对这些不一致之处的一个较为简单的解释可能是，犯罪案件的增加也与警察执法力度直接相关。在拥有优良警察队伍的城市里，因涉嫌犯罪而被捕的人数较多（对得到警察帮助感到有信心的人会向警方报告更多的犯罪事件，如夜盗和小偷小摸），由于关于犯罪案件的报告和记录都比较多，起初可能会有较多的“犯罪案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警察严厉的执法会导致犯罪案件的减少，因为罪犯会避开这座城市而到别处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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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解释尽管重要，实际上却没告诉我们有关犯罪的根源和性质；为此，我们不得不求助于通常被人们忽视的两个因素：青少年的角色，少数民族集团（主要是黑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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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被捕人数来判断的话，各种犯罪案件中将近有一半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所为。考虑到诸多反驳意见，即青少年缺乏经验，较易被警察抓住，19.4%的抢劫案、36.9%的偷窃案、47.8%的夜盗案，以及52.6%的盗车案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所为。1953年，在被控犯罪的1110000人中，44%的人年龄在25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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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要解释最近15年里犯罪数量的波动情况，有一种方法可能是与下面这一简单事实相关的，即在战争期间犯罪率之所以下降，只是因为数百万青年在军队里服役；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1947年里，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年里，由于数百万青年重返市民生活，犯罪市场再度活跃起来。第二个事实是：随着人口增长和流动人口的增加，犯罪数量必然会增多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生育高峰，当此时出生的婴儿长大成人时，他们占了人口的较大比例，犯罪案件也将随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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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青少年问题之外，黑人违法者的重大角色也是一个问题。在克利夫兰，四分之三以上的重大罪案是黑人所为，黑人占该地人口的16.2%。在芝加哥，犯罪案件在布朗芝维勒地区发生得最多，那儿是狭窄拥挤的黑人贫民窟，其地的形状如一把匕首，一直伸向南边。在亚特兰大，75%的重大人身侵犯案是黑人所为，黑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底特律，黑人占总人口的17%，因武装抢劫而被捕的黑人比白人多2.5倍。在费城，黑人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二的犯罪案件是黑人所为。在波士顿和新奥尔良，情况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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