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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58年的麦克里兰委员会听证会披露了在劳工运动中渎职行为多得出奇。但是，一个必要的区别应该搞清楚。所披露的情况不是关于非法团伙的活动，而是关于腐化堕落的问题，除了卡车司机和一些部门的餐馆工人之外。在数十个工会组织里，工会领导人把工会看做自己的私有财产，大肆挥霍工会的钱财，或是用工会基金去资助自己和朋友的个人投资。但是，如果与25年或30年前的情形相比，产业敲诈勒索的数量已经减少。在一个时期里，暴徒们控制了男女服装制造业、清洗和染色业、农产品市场以及食品加工业。一个名叫乔治•布朗的人和维利•比尔夫一起负责戏剧和好莱坞工会，他们定期向电影界大亨们敲诈。乔伊•飞伊控制了东区的建筑业。乔治•斯卡里斯控制了建筑业工会。当非法团伙活动被禁止后，以此为生者被迫寻找新的财路，他们发现了进入工会的门径，于是一窝蜂地拥进了工会。但是，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非法团伙成员只能进入处于混乱竞争中小型单独的产业领域。因为没有单独一家商行或一群商行能够将本行业组织化、合理化，所以非法团伙成员才能进入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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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非法团伙活动最具潜力的当属卡车司机工会，因为该工会在控制运输方面具有战略地位，也因为它的分散控制，允许个人分割一块块小小的领地。在卡车司机工会里，在稳定的和非法团伙活动之间的分界线有时候很模糊。在自动售货机和自动唱机行业里，这一点表现最明显。例如在克利夫兰，该行业是由唱机商协会和卡车司机工会第410分会——自动售货机服务雇员会所控制的。个人经营的一人生意，即租赁一批唱机，取得租地营业权，亲自照看这些机子，个体经营者不得不加入上述协会和工会，并向这两个组织交付会费。唱机批发商和分销商必须只能把机子卖给或租给协会会员，否则会被工会抵制。实质上，这是由工会控制的垄断行为。工会领导人是威廉•普勒泽（William Presser），他在1949年和1950年负责雇主协会；在1951年，他成为工会主席。普勒泽是该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克利夫兰地区卡车司机委员会和俄亥俄卡车司机委员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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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在贝克和詹姆斯•霍法领导下，卡车运输行业的“组织合理化”将非法团伙成员驱逐到该行业的边缘。在组织合理化进程中，协议不再是地区性的，而是在11个或12个州的范围里制订成统一格式，这样，雇主及其竞争者的费用得以稳定下来。“边缘行业”可能相当赚钱。例如，在一个州里，酒馆或商店里的每一台自动唱机必须贴有“卡车司机工会”的标签，该标签的价格是每月50美分。在这个地区，有10000台唱机，即卡车司机工会的两个业务代理人每月的私人收入就是5000美元，外加他们的薪水和花销。当政治组织建立在那些要维护如此容易的投资的支持者身上时，要驱逐从事小规模的非法团伙活动的成员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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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方，曾被认为是非法团伙活动的行业已经组织机构化了。在建筑行业尤其是如此，那里经常要付给业务代理人一定规模的小费，实质上，是对作为承包商的“稻草老板”的服务的回报。在滨水区存在同样的情况，那里的装卸行业里的非法团伙活动已经被当作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费用则转嫁给了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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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许多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营业”的老牌非法团伙成员，自然想要安定下来，避免生活中较冒险的因素（从斗殴到谋杀）。这些人经常投资“合法”生意，接受工会特殊保护或得到租地营业权。在制衣业、货车运输业、酿酒业、自动零售业和餐饮业，情况都是如此。在这里，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线不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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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令人非常忧虑的是，在劳工运动中道德水准急剧下降以及腐败现象急剧增多的时候，非法团伙活动便日益猖獗了起来。这种现象表现为许多形式。兼职捞外快的工会领导人数量大得惊人。这些都是合法生意，但是，很难对它们进行道德上的衡量。美国劳工联合会肉类刀具分会的老板在纽约开了一家著名的牛排餐馆。中西部联合汽车工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一位官员经营了一家体育用品店，把器材卖给公司（这些公司与工会订有合同）。两位杰出的卡车司机工会官员霍法和布伦南的妻子从一家大运输公司所办的假运输公司那里得到6万美元的分红。一些工会领袖握有一家发行“劳工报纸”招徕广告的印刷公司的股份，他们也持有一家经办来自全国的雇主繁忙的“电话交易所业务”的股份。挽车赛马运动的丑闻披露了数名工会领袖作为劳工顾问而在该行业的工资表上出现。福利基金揭露的真相显示了，数百名工会官员如何取得丰厚的薪水，或从信托基金抽取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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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行为显示的是，工会领袖有时成了一个暴发户，他们的行为也像暴发户。工会领袖是美国最后一批“白手起家”的人。工会领袖中很少有人作为律师或专家从“外边”进入的。在许多工会里，在任何一个政治局面像泽西选区那么混乱的情形里，几乎所有的工会领袖都来自底层。这些人经常在那些走捷径“发横财”的行业里，那里流行着的人人皆自私的想法，怂恿着工会领袖产生了类似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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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法团伙活动继续存在的话，那是因为顾客想要得到服务，或是因为一小撮有权势的人勾结起来赚钱。实质上，非法团伙活动成员只有得到政治保护才能生存，无论是工会特权的保护或是政治大亨的保护。当赌徒乔•阿多尼斯及其同伙威利•莫勒第被菲厄雷洛•拉瓜迪亚逐出纽约时，他们渡河来到泽西。在1953年进行的一项特别调查显示，莫勒第曾付给州长约瑟夫•德雷斯科的助手286000美元的“保护费”，而朗基•茨维尔曼[12]的同伙约瑟夫•博扎曾“贷款”25000美元给共和党的州委员会。只有当这种“保护”被取缔了之后，才能彻底粉碎非法团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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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很独特地从道义立场来看待非法团伙活动问题，带着有节奏的规律性在政治生活里掀起改革运动。但是，非法团伙活动是一种“边缘业务”，满足一个社会的某些需要；作为一种边缘业务，是社会边缘团体所从事的行当，通常是被社会遗弃者的职业；因此，在非法团伙成员中，国外出生的和移民第二代的人比例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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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欲望可能一直会存在下去，但是，什么是合法或非法的定义会随着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规范的变化而变化。犯罪问题并不取决于老生常谈的人性问题，而是取决于获取财富的方式被组织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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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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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证据显示——虽然不是结论性证据——今天美国的犯罪率比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为少，那么最后的问题就是要解释为何会有今天的生活比从前更具有暴力的感觉。道德家们提出的标准的陈词滥调是：因为现代生活打破了传统社区的束缚，生活节奏更快了，所以产生了更多的紧张感，导致更大的野蛮和虐待，增加了生活的压力，使更多的人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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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很难创造一套指标让我们观察100年前或50年前的生活并将今天的情况与之相比。最近由戈德海姆和马歇尔负责的一项兰德研究——《精神病与文明》得出了惊人的结论：100年前精神病患者的数量与今天一样多。对19世纪40年代马萨诸塞州各医院住院率与今天的情况作了比较。（各种病情的详细描述，如“躁狂症”、“抑郁症”、“怀疑偏执狂”，表示它们与现代的躁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是相似的，故可以作出等价的比较。）通过年龄比较，作者指出，50岁以下精神病人的住院率，那时和现在基本上差不多。50岁以上的年龄组，主要差异在于： 100年前，老年人在家里被照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送到精神病院。换言之，关于紧张、精神健康之类的言论，所反映的并非精神病人数量的增加，而是反映了人们对这方面关心的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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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问题与之不同。当在文学、电影、戏剧等领域里有更多暴力时（作为20世纪生活的一个令人厌恶的方面，在集中营和战争等里面存在一种“暴力的科层化”），在美国人的个人生活里以及在城市的日常生活里，暴力行为实际上比100年前或50年前甚至25年前更少。我们只要到纽约和旧金山去查看当时生活的记录就能证实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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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百老汇“一箭之遥”的五点区，在19世纪50年代是该城最臭名昭著的地方。“警察必须两人结伴才敢进入五点区，且从来没有不带武器。体面的纽约人在白天也要避开该区，绕道而行……这里是谋杀犯、盗贼、妓女和销赃者出没之地。”五点区的统治者是以赛亚•尼德斯“上尉”，他组织了一大帮恶棍，在选举时期在各个投票点恐吓选民，将费曼多•伍德推上了市长宝座，伍德则给予尼德斯合法经营酒馆、赌场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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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是一位出色的纽约律师，他从1835年到1875年坚持写日记，这些日记成为记录19世纪社会历史状况的原始资料。他在1869年的一则日记里写道：“2月12日……暴力犯罪——夜盗、公路抢劫、抢劫和谋杀——近来案件之多、作案者的胆大妄为，都是空前的……今天晚上的《邮报》报道了‘可敬市民们的秘密聚会’，以及已经组织了治安维持会，准备在这个选区和另一选区采取行动。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秘密刑事法庭（Vehmgesicht）[13]，但是，即使在最可靠的人手里，这也将是一种可怕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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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斯特朗愤慨地记录了这样一个事件：“1月25日，星期二。昨晚10点半富兰克林•休斯•德朗诺在约翰•奥斯特家用餐后散步回家，在第五大道和第十一大街交汇的拐角处遭到3个人的袭击，并被抢劫。当然，罪犯一个也没有抓到。犯罪从来没有像今年冬天这样如此大胆，如此频繁，如此安全。很少有罪犯被捕，更少有人受到惩罚。在纽约，国家法律丝毫不起作用，我们必须要尽快地恢复自我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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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金山，有关报道同样措辞偏激。《先驱报》在1855年抱怨道：“我们城市的某些地方有最无耻的男男女女出没……夜幕降临之后，太平洋街的上半段聚集着盗贼、赌徒、下流的女人、喝醉了的水手”，这些人群聚集在巴巴里海岸上千个酒馆和赌场里。旧金山的《编年报》收集了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记录，报道了在商业区的码头地段“入夜后没有一个体面的人能够安全地在街上行走；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的财产随时都有遭到纵火和夜盗的危险”。从1860年到1880年，巴巴里海岸一带每个夜晚至少发生一起凶杀案和多起抢劫案。巴巴里海岸及其妓院和“窑子”的“名声”远近皆知达60年之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进行的城市清理之前，商业化卖淫和犯罪享有准合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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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卖淫业的保护，以及与腐败的政客和警察的勾结，是75年来犯罪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市中心街头暴力的一大原因。在纽约，正如无数的改革调查所显示的那样，坦慕尼协会、警察和黑社会公然联合起来。坦慕尼协会利用暴徒控制选票，而黑社会则从警察那里获得保护。在1910年左右的纽约，最有名的两大非法团伙是由“修士”伊斯曼和保罗•凯利操纵的，后者的真实姓名是保罗•瓦卡利。凯利的帮会据说有1500名成员；伊斯曼手下也有1200人之众。当这两个帮派发生争吵时，双方之间变得仇深似海，经过两年的旷日持久的街头游击战之后，一天夜里，在第二大道和里文通大街，双方摆开阵势决战，有100名匪徒参加了这场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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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东好莱姆的青少年帮派斗争、布伦兹维尔的周期性械斗、北海岸一带的街头打群架等现象如何激烈，有一点是清楚的，今天的暴力情况绝没有达到30年或40年前公开的、赤裸裸的斗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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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生活在其个人程度上更具暴力性的断言，可能主要是文学创造的结果。在一篇在文学期刊上引起广泛讨论的著名文章里，乔治•奥威尔[14]指出：犯罪小说的标准主人公已经从衣冠楚楚的窃贼，即具有绅士风度的小偷，转为威廉•福克纳的《避难所》里像波佩伊那样的施虐狂型匪徒，或是像詹姆斯•蔡斯的《无人理睬的布朗迪思小姐》里的歹徒。奥威尔觉得，小说的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变化。但是，这难道不更是历史现实的一种转变，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文学的“民主化”吗？也许，并不是社会已经变化，而是文学已经赶上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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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0年前，人们从社会学和生态学的角度描述阶级之间的分界线。老人们对城市里宁静的、树荫遮盖的地段的“怀旧”记忆，在空间上遭到的扭曲比在时间上更厉害。因为城市分隔为各个街坊地段，所以犯罪与宁静可以共存，没有哪一个地段或阶级会直接意识到另一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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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暴力主要是下层阶级的现象，正如笛福笔下的伦敦或是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笔下的纽约一样，其地理位置一般局限在下层阶级所生活的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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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40年左右，阶级之间的分界线在文化上和生态学上已经开始模糊起来了。在这种阶级界线模糊、各阶级成员“溢出”各自阶级界线的过程中，暴力现象并没有增多，而是人们更多地意识到包括暴力在内的生活的各个范围。随着电影和其他媒介的兴起，观众人数的增长，这些面向生活的整个领域的“窗口”拓宽了，而老中产阶级却大部分被排除在外了。随着这些“窗口”的拓宽，也产生了一种寻求替代性体验的趣味，这反映在暴力展示的节目上。因而，如果说暴力曾被禁锢着，那么它现在已经越出了四周的高墙，但是说暴力事件的数量增多了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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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神学家可能想说的那样，犯罪本身是人类不完善的一个标志。人总是哀叹自身的软弱，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对当时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声疾呼。但是，如果一个人从“绝对”转到相对，像社会学家一样地询问，现在比从前是否有更多或更少的犯罪，它是否在这方面而不是在那方面发生，形式是否已经变化，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就去追问为什么会这样，等等，对这一类问题的回答必须来自事实，而不是来自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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