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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如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指出，在罗得岛州，因涉嫌犯罪而被起诉的人数在50年内已经增加了1倍多，在100年内增加了7倍。——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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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兄弟情深之城（the City of Brotherly Love），此乃“费城”的本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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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所报告的犯罪案的增加，我们也可以指出一种相反的意义：许多犯罪只是偶然被报告的——即，小偷小摸、贿赂、卖淫、赌博，等等——即使警察对这些情况是知道的。被报告的犯罪数量的增加也可以得出反面的结论，即法律正在得到更好的执行。——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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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犯罪学家索尔斯坦•塞林说：“美国的统计工作在这个自由世界的任何一个重要国家中无疑都是最薄弱的。这部分地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形式，因为我们的联邦政府没有成功地进行过在全国范围的系统而全面的统计。但是，即使我们的各个州——许多州的人口、财富和犯罪都高于大多数欧洲民族国家——在犯罪统计工作上也没有花大力气……我们的犯罪统计无疑是最为薄弱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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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是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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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1951年10月，芝加哥一位名叫哈罗德•米勒的年轻黑人在坐公交车时注意到一位脸上有乌青的白人女子盯着他看，她指控他在两天前的晚上强奸了她。尽管发生这起没有得到证实的罪案的地区是一个人口稠密地区，但是谁也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位妇女哭喊着被人拉进小巷里去。测谎器的测试证实米勒在撒谎，考虑到报纸对此事的关注，法院判米勒终身监禁。一位《太阳时报》记者经过为期两年的调查披露：医学报告证明那位女子并没有被强奸过，执法者错误执法，让另一人逃脱法网，而警察淡漠，只听该女子的一面之词。——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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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但是假如有人把强奸、抢劫和敲诈勒索看做底层阶级的犯罪，那么他也该注意到银行盗用公款，一种中产阶级的犯罪，正在高涨起来。在1948年有500起案件；去年［即1959年——译注］有1103起。在颇具反响但标题令人误会的《白领犯罪》一书中，已故的爱德华•萨瑟兰认为，上流社会从事着相当多的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以法律采纳的不同行政程序作掩护。萨瑟兰指出：全美200家最大企业的70%在其生命周期中曾经有过总数达980起的“犯罪案件”。这些犯罪包括贸易限制、广告误导、侵权、不合理劳动规章、回扣，等等。假如人们把战争期间战时管理规定的公司强制、信用公司的不道德做法、FTC为了掩盖公司误导、侵权以及贸易限制而做的断章取义的引用都看做是犯罪的话，那么白领犯罪的财务成本，包括公款盗用，“也许数倍于人们习惯上看做‘犯罪问题’的所有犯罪的财务成本”。无论萨瑟兰的论断具有多少逻辑优点，但是从一个被抢劫过的或其家里被偷盗过的人的眼光来看，其结果是直接和即时的损失，而企业盗用公款和诈骗大多像税那样转嫁给了社会。当一个人谈起犯罪时，他考虑的是对他产生直接影响的某种东西。——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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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男孩子的数量超过女孩子，比率约8.5∶1。男孩子经常因偷窃或恶作剧而被带进少年法庭受审，女孩子则由于不正当的性行为或与此有关的犯法行为而受审。男女比例相差如此悬殊的一个原因是，警察一般不愿逮捕女孩子，通常会将她们送回家去，或送交某家私营的社会机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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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试看一些封面：一辆汽车拖着两个人，一直拖到他们死为止，而上面有一张脸表情得意洋洋——没有人能“认出这堆肉是谁的”，因为脸都被“擦掉了”。在另外一些图片里，一个女人的眼睛正在被一枚针挑出，一只钉着钉子的靴子猛力地踩在一个男人的脸上，一个少女即将被一个人强奸。——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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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按照凯瑟琳•沃尔夫和玛乔丽•弗斯克的一项研究，小人书迷是缺乏自信的人。他幻想着在小人书主人公的虚幻保护之下获得安全。作为不安全作用的一个索引，这项研究注意到，低于常规高度的孩子有52%是小人书迷。而高于常规高度的孩子只有16%是小人书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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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谢尔顿•格鲁克（1896—1980）和埃莱诺•格鲁克（1898—1972）：美国研究青少年问题的社会学家，夫妻两人同为哈佛教授，其成果对青少年的刑法有重大影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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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位非法贩卖违禁品的商人，一度成为控制新泽西自动售货机生意的“令人尊敬的”商人，因被联邦法院指控逃付所得税，于1959年2月26日自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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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Vehme是16世纪德国的秘密法庭，用“人民的公正”对胡作非为的歹徒进行审判——这些都是治安维持会的样板。——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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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著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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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九章 非法活动猖獗的码头工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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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钢肋支撑的公路和一排堤岸货棚，将纽约滨水区与城市其他部分隔离了开来，这里宛若旧日的世界，让人联想起19世纪闹哄哄的唯利是图场面，而不大容易将之与20世纪平静的交易方式联系起来。跨过那条阴影线，你就到了一个混乱的、充满着非法团伙活动的边缘区域，这里由具有公牛般体型的“雇用临时工的老板”支配。在这里，肌肉和膂力——必要的时候动用打包钩和刀子——在混杂的集团里强迫推行秩序，这里有来自意大利的移民、斯拉夫人、黑人劳工、不安分守己又心怀怨恨的爱尔兰人。在这里，贿赂、高利贷、小规模的敲诈勒索、偷盗、小偷小摸以及谋杀随处可见，这些都是码头生活的家常便饭。许多码头直接或间接地被犯罪集团成员所控制，他们操纵着地方码头工会，分配码头的工作，并进行非法团伙活动。工会一般成员对工会领导的任何举措都抱着冷嘲热讽态度，有时他们会采取他们所知道的唯一方式，即“离开工会，未经工会当局允许进行罢工”。但是，那也只有在与工会持不同意见的非法团伙头目的支持下才能进行，这些头目利用这个机会向已经确立地位的团伙挑战。在战后的10年里，在船运公司和码头工会之间达成的每一个重大集体谈判协议，码头工人们都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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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主题是探讨非法团伙成员对码头的控制持续存在的原因。一般说来，这个问题的答案牵涉到对下列几个方面的理解：该行业的经济状况、工会和在港口城市的市区民主党机构之间的特殊政治关系、在码头工人团体内部的种族格局、关于码头工人作为一种“孤立集体”对其周围城市社区心存疑虑的心理学，以及工会本身“中国军阀”式的组织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只是提供了一种背景。其中特殊的是行业非法团伙成员的作用，它一开始就履行着一种“准合法性”的经济职责，由此成为把机构组织在一起的社会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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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腐败和行业非法团伙活动之间作出了必要区分。腐败包括：滥用工会基金、拿好处费、贿赂、敲诈勒索，等等。腐败是罪犯为了私利滥用职权或向他人勒索钱财的一种形式。如果要价并不太高，或者可以像在建筑行业一样将费用轻易地转嫁给他人，它就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生意方式；如果要价太高，可能会导致对方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可是，行业非法团伙活动所发挥的稳定混乱市场的作用，以及在该行业建立秩序和结构的功能，是其他机构所办不到的，不过它的要价也很高。行业非法团伙活动只能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市场里才能存在。在钢铁、汽车、化工、橡胶等行业里，行业非法团伙活动并不存在，因为少数几个巨型公司以寡头卖主垄断方式在本行业里建立起一种有序的价格体系。行业非法团伙活动存在于小型的、竞争激烈的、经营本地产品的市场里，像在货车运输业、制衣业、面包烘烤业、清洁和漂染等行业里，除了行业非法活动团伙之外，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单独稳定本行业。在20世纪20年代行业非法团伙活动泛滥时，情况尤其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根据新政进行的合法定价，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总署，削弱了行业非法团伙活动的作用。一直发挥着一种准经济的而又必要的功能的行业非法团伙的行为，这时候成为赤裸裸的、毫无必要的勒索。在制衣业（由利普克和古拉控制），在餐饮业，以及在充斥着非法团伙活动的类似行业，雇主们和工会向政府请求帮助。托马斯•杜威[1]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担任纽约县地区检察官，上述情况就是使他首次作为检察官而出名的原因。在全国工业复兴总署寿终正寝之后，绝大多数上述行业的工会都已经足够强大，接替了稳定及规范本行业的作用。而在纽约滨水区，非法团伙活动的格局却继续存在。这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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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论点是，特色鲜明的港口经济局面在托运人和非法团伙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迁就通融的格局，它导致上述体制的延续。没有这些经济需求，该体制将会崩溃。如今我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权力和操纵，经常会忽视隐藏在权力之下的经济支撑点。州、联邦机构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对1953年以后的纽约滨水区形势的政治干预，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通过改变码头工会的权力关系，可能会消除引起非法团伙活动的条件。当然，这是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威政府对1955年和1956年滨水区两次罢工非常干预的正当性辩护，虽然共和党人先前宣称政府不应该插手任何劳工纠纷。政治努力失败了。然而，如果它成功了，非法团伙活动的格局是否会被终止呢？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如果没有“技术”环境（从最宽泛意义上来讲，该词涵盖生态学、机械操作技术和操作的经济方面）的重组和合理化，引起非法团伙活动的条件将会继续存在。而这就是本书想要揭示的东西。如果随之而来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那么它乃是通过社会学视角描写的历史：解释非法团伙活动是怎样成为工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以及显示在形成一套复杂社会关系过程中一个特定类型的市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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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杠杆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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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小学生都知道，纽约作为全国最大都市的地位应归功于其出色的港口。在美国商业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城市能拥有与纽约相比的资本：又宽又深的航道、不冻港、很少有雾的水域，大货船经过数英里的内陆段航行后，开进一组宽广的天然港口，再进入呈曲线状拐入海湾的受保护的河口湾，最后驶入既长又适合航行的内河，那里有无数个可停泊船只的码头。如此看来，纽约是天生的航运业老大。频繁的航运业务、充足的货物存放空间、许多条汇聚到纽约的铁路干线以及便利的银行设施，很快就使这个港口对代理商和进口商都颇具吸引力，前者要将货物从内陆运到欧洲，后者进口国外商品在全国各地销售。由于业务量巨大，国家各大银行手头都握有大量储备资金，这已成为一个惯例。这种流动资金的积累使纽约成为全国证券交易中心。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前夕，纽约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集中点。市区金融摩天大楼和低矮的西区堤岸在空间上的对立，成了金融业和商业之间的这种相辅相成关系在地形学上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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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纽约港弯曲的周边长达700英里，港口的中心是沿着曼哈顿西边的长约四到五英里的码头和装卸处。远洋轮船在这里进港。大量的货物和产品——有的在该城市消费，有的要运往内地，以及从东部工业区运来要出口国外的货物，都在这里装卸。但是，曼哈顿是一个岛屿，其不利条件是独特的。虽然许多一般吨位的货物都在狭窄的曼哈顿装卸，但是该岛本身却没有一个与铁路干线直接相通的轮船码头。铁路运输的货物与轮船之间的来回运输，不得不使用驳船在港内来回驳运，或者采用卡车运输。但是码头间水域的宽度，既不足以停泊远洋货轮，也不足以停靠沿着轮船四周游弋的卸下或驳运散装货的驳船。因此，严重的堵塞和迟滞产生了昂贵的运输费用。而码头本身的狭窄给卡车在码头上的往来造成了混乱。纽约只有少数码头能适应犹如庞然大物的40轮运货大卡车，所以，对大多数码头来说，货物必须在码头外边拥挤的街道上进行装卸。堵塞如此厉害，等待时间如此之长，以致大汽车运输公司对在都市地区的轮船码头的运货规定了罚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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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陈旧过时设施，码头作业费用，曾是航运业务中的一个小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开始超过船只折旧、船员工资、保险、日常用品、管理费用、维修和燃料用油等开支的总和。码头装卸费用成了最大的一笔码头费用，占船运总费用的50%。如果一家船运公司要想在经营中盈利，它就需要快速的“周转”，即快速装卸和快速运输。为此，它需要有随时待命而又驯顺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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