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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斯特朗愤慨地记录了这样一个事件：“1月25日，星期二。昨晚10点半富兰克林•休斯•德朗诺在约翰•奥斯特家用餐后散步回家，在第五大道和第十一大街交汇的拐角处遭到3个人的袭击，并被抢劫。当然，罪犯一个也没有抓到。犯罪从来没有像今年冬天这样如此大胆，如此频繁，如此安全。很少有罪犯被捕，更少有人受到惩罚。在纽约，国家法律丝毫不起作用，我们必须要尽快地恢复自我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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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金山，有关报道同样措辞偏激。《先驱报》在1855年抱怨道：“我们城市的某些地方有最无耻的男男女女出没……夜幕降临之后，太平洋街的上半段聚集着盗贼、赌徒、下流的女人、喝醉了的水手”，这些人群聚集在巴巴里海岸上千个酒馆和赌场里。旧金山的《编年报》收集了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记录，报道了在商业区的码头地段“入夜后没有一个体面的人能够安全地在街上行走；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的财产随时都有遭到纵火和夜盗的危险”。从1860年到1880年，巴巴里海岸一带每个夜晚至少发生一起凶杀案和多起抢劫案。巴巴里海岸及其妓院和“窑子”的“名声”远近皆知达60年之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进行的城市清理之前，商业化卖淫和犯罪享有准合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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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卖淫业的保护，以及与腐败的政客和警察的勾结，是75年来犯罪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市中心街头暴力的一大原因。在纽约，正如无数的改革调查所显示的那样，坦慕尼协会、警察和黑社会公然联合起来。坦慕尼协会利用暴徒控制选票，而黑社会则从警察那里获得保护。在1910年左右的纽约，最有名的两大非法团伙是由“修士”伊斯曼和保罗•凯利操纵的，后者的真实姓名是保罗•瓦卡利。凯利的帮会据说有1500名成员；伊斯曼手下也有1200人之众。当这两个帮派发生争吵时，双方之间变得仇深似海，经过两年的旷日持久的街头游击战之后，一天夜里，在第二大道和里文通大街，双方摆开阵势决战，有100名匪徒参加了这场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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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东好莱姆的青少年帮派斗争、布伦兹维尔的周期性械斗、北海岸一带的街头打群架等现象如何激烈，有一点是清楚的，今天的暴力情况绝没有达到30年或40年前公开的、赤裸裸的斗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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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生活在其个人程度上更具暴力性的断言，可能主要是文学创造的结果。在一篇在文学期刊上引起广泛讨论的著名文章里，乔治•奥威尔[14]指出：犯罪小说的标准主人公已经从衣冠楚楚的窃贼，即具有绅士风度的小偷，转为威廉•福克纳的《避难所》里像波佩伊那样的施虐狂型匪徒，或是像詹姆斯•蔡斯的《无人理睬的布朗迪思小姐》里的歹徒。奥威尔觉得，小说的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变化。但是，这难道不更是历史现实的一种转变，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文学的“民主化”吗？也许，并不是社会已经变化，而是文学已经赶上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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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0年前，人们从社会学和生态学的角度描述阶级之间的分界线。老人们对城市里宁静的、树荫遮盖的地段的“怀旧”记忆，在空间上遭到的扭曲比在时间上更厉害。因为城市分隔为各个街坊地段，所以犯罪与宁静可以共存，没有哪一个地段或阶级会直接意识到另一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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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暴力主要是下层阶级的现象，正如笛福笔下的伦敦或是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笔下的纽约一样，其地理位置一般局限在下层阶级所生活的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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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40年左右，阶级之间的分界线在文化上和生态学上已经开始模糊起来了。在这种阶级界线模糊、各阶级成员“溢出”各自阶级界线的过程中，暴力现象并没有增多，而是人们更多地意识到包括暴力在内的生活的各个范围。随着电影和其他媒介的兴起，观众人数的增长，这些面向生活的整个领域的“窗口”拓宽了，而老中产阶级却大部分被排除在外了。随着这些“窗口”的拓宽，也产生了一种寻求替代性体验的趣味，这反映在暴力展示的节目上。因而，如果说暴力曾被禁锢着，那么它现在已经越出了四周的高墙，但是说暴力事件的数量增多了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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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神学家可能想说的那样，犯罪本身是人类不完善的一个标志。人总是哀叹自身的软弱，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对当时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声疾呼。但是，如果一个人从“绝对”转到相对，像社会学家一样地询问，现在比从前是否有更多或更少的犯罪，它是否在这方面而不是在那方面发生，形式是否已经变化，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就去追问为什么会这样，等等，对这一类问题的回答必须来自事实，而不是来自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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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如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指出，在罗得岛州，因涉嫌犯罪而被起诉的人数在50年内已经增加了1倍多，在100年内增加了7倍。——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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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兄弟情深之城（the City of Brotherly Love），此乃“费城”的本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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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所报告的犯罪案的增加，我们也可以指出一种相反的意义：许多犯罪只是偶然被报告的——即，小偷小摸、贿赂、卖淫、赌博，等等——即使警察对这些情况是知道的。被报告的犯罪数量的增加也可以得出反面的结论，即法律正在得到更好的执行。——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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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犯罪学家索尔斯坦•塞林说：“美国的统计工作在这个自由世界的任何一个重要国家中无疑都是最薄弱的。这部分地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形式，因为我们的联邦政府没有成功地进行过在全国范围的系统而全面的统计。但是，即使我们的各个州——许多州的人口、财富和犯罪都高于大多数欧洲民族国家——在犯罪统计工作上也没有花大力气……我们的犯罪统计无疑是最为薄弱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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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是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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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1951年10月，芝加哥一位名叫哈罗德•米勒的年轻黑人在坐公交车时注意到一位脸上有乌青的白人女子盯着他看，她指控他在两天前的晚上强奸了她。尽管发生这起没有得到证实的罪案的地区是一个人口稠密地区，但是谁也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位妇女哭喊着被人拉进小巷里去。测谎器的测试证实米勒在撒谎，考虑到报纸对此事的关注，法院判米勒终身监禁。一位《太阳时报》记者经过为期两年的调查披露：医学报告证明那位女子并没有被强奸过，执法者错误执法，让另一人逃脱法网，而警察淡漠，只听该女子的一面之词。——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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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但是假如有人把强奸、抢劫和敲诈勒索看做底层阶级的犯罪，那么他也该注意到银行盗用公款，一种中产阶级的犯罪，正在高涨起来。在1948年有500起案件；去年［即1959年——译注］有1103起。在颇具反响但标题令人误会的《白领犯罪》一书中，已故的爱德华•萨瑟兰认为，上流社会从事着相当多的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以法律采纳的不同行政程序作掩护。萨瑟兰指出：全美200家最大企业的70%在其生命周期中曾经有过总数达980起的“犯罪案件”。这些犯罪包括贸易限制、广告误导、侵权、不合理劳动规章、回扣，等等。假如人们把战争期间战时管理规定的公司强制、信用公司的不道德做法、FTC为了掩盖公司误导、侵权以及贸易限制而做的断章取义的引用都看做是犯罪的话，那么白领犯罪的财务成本，包括公款盗用，“也许数倍于人们习惯上看做‘犯罪问题’的所有犯罪的财务成本”。无论萨瑟兰的论断具有多少逻辑优点，但是从一个被抢劫过的或其家里被偷盗过的人的眼光来看，其结果是直接和即时的损失，而企业盗用公款和诈骗大多像税那样转嫁给了社会。当一个人谈起犯罪时，他考虑的是对他产生直接影响的某种东西。——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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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男孩子的数量超过女孩子，比率约8.5∶1。男孩子经常因偷窃或恶作剧而被带进少年法庭受审，女孩子则由于不正当的性行为或与此有关的犯法行为而受审。男女比例相差如此悬殊的一个原因是，警察一般不愿逮捕女孩子，通常会将她们送回家去，或送交某家私营的社会机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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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试看一些封面：一辆汽车拖着两个人，一直拖到他们死为止，而上面有一张脸表情得意洋洋——没有人能“认出这堆肉是谁的”，因为脸都被“擦掉了”。在另外一些图片里，一个女人的眼睛正在被一枚针挑出，一只钉着钉子的靴子猛力地踩在一个男人的脸上，一个少女即将被一个人强奸。——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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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按照凯瑟琳•沃尔夫和玛乔丽•弗斯克的一项研究，小人书迷是缺乏自信的人。他幻想着在小人书主人公的虚幻保护之下获得安全。作为不安全作用的一个索引，这项研究注意到，低于常规高度的孩子有52%是小人书迷。而高于常规高度的孩子只有16%是小人书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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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谢尔顿•格鲁克（1896—1980）和埃莱诺•格鲁克（1898—1972）：美国研究青少年问题的社会学家，夫妻两人同为哈佛教授，其成果对青少年的刑法有重大影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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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位非法贩卖违禁品的商人，一度成为控制新泽西自动售货机生意的“令人尊敬的”商人，因被联邦法院指控逃付所得税，于1959年2月26日自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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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Vehme是16世纪德国的秘密法庭，用“人民的公正”对胡作非为的歹徒进行审判——这些都是治安维持会的样板。——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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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著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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