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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的大城市里几乎已经没有常规经营的卖淫业场所了。旧金山著名的巴巴里海岸现已停业。在1938年，根据警方估计，大约有1600名妓女在受雇用。直到1950年，旧金山尚有一些机构在公开营业。但是，加州犯罪委员会公布了详细情况揭露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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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卖淫现象的减少可以归功于许多原因。为了避免曝光，卖淫窟不得不经常变动地点，在战争期间，由于房屋紧缺，想维持已确定的房子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在卢西亚诺审讯案中揭发出来的对女孩们的野蛮剥削公之于众后，公众对卖淫保护极其厌恶，使得经营者更难去贿买警察的保护。而且，仅就生意经而言，与赌博业和其他非法团伙活动的风险和赚钱机会相比，卖淫业的赢利对非法团伙成员来说已经不那么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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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卖淫业被逐出大都市的中心，在“卫星城市”里生意兴隆，因为在那里得到警察保护比较容易。辛辛那提有河对岸的新港和考文顿，芝加哥有南边的卡卢梅特城，底特律有克莱门山，圣路易斯有河对岸费尔蒙特附近的路边旅馆。今天这些地方几乎都已经没有此类营生了。许多地方，像克莱门山和迈阿密地区一样，在战争期间都已经被清除掉了。新港和新奥尔良的堂区在基弗维尔调查之后就关闭了。亚拉巴马州的菲尼克斯城被州警封闭。根据县法官古特尼希特讲，芝加哥直到最近在市区外围仍有78个点，那里卖淫和赌博仍然生意红火，但是新选出的县治安官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约瑟夫•罗曼将它们查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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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气的变化使年轻人有了更自由的性关系；结婚年龄的降低减少了对商品化的性的需求。但是卖淫并没有完全被消除。在许多城市有所谓的“电话应召妓院”，顾客通过查询可以找到一个伴儿。在大城市的酒吧里有酒吧女郎招徕顾客喝酒。今天，肮脏的汽车旅馆也作为窑子。在西北部的某些地方，在联邦政府建造的巨大水坝和建筑工程附近，可以发现在拖车式活动房屋里有商业性的卖淫活动。但是，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在全国进行连锁式经营的、并受到警察保护的生意，卖淫业在美国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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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业在40年代曾经是非法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在也已经大大衰退了。数年前，在迈阿密滩市的五英里长的海滨地带上的几乎每一家豪华旅馆都装有有线广播系统，广播音量是如此之大，以致附近的街道上都能听到赛马的结果。穿着泳衣的游客们坐在游泳池边，侍者给他们送来饮料，又接过他们的赌金去替他们压注。如果他们想亲自赌博，高级轿车就将他们送到许多装饰豪华的赌场。一个“市政厅赌注登记所”的业务范围经常是迈阿密滩市府的所有办公室。在邻近的迈阿密，在街角、台球房、香烟摊或在赌注登记处，赌赛马等赌博的赌注登记是公开的。今天，整个地区都已关闭，扩音机也已沉寂；若仍有赌博，也是关起门来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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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尔良与迈阿密一样是一个热闹的娱乐场所，特别是在休伊•朗将老虎机和赌博“租地营业权”给予弗朗克•科斯特罗后，该城的生活便变得更加单调了。科斯特罗—卡斯特尔•贝夫利俱乐部是一家夜总会，其表演节目的精彩程度，其赌注金额之大，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到了1951年，生意也暗淡下来。10年前当你走在闹市区的街道上，播报赛马结果的高音喇叭声不绝于耳，赌注登记差不多是一种无足轻重的业务。现在，在新奥尔良或在附近的杰斐逊和圣伯纳德堂区，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可以轻易地找到一台吃角子老虎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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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布洛克林的赌注登记经纪人哈里•格洛兹每年一次性付给警察100万美元的保护费；弗朗克•埃里克松经营了一家全国最大的临时赌注登记经纪处，想要赌博的人仍然可以找到一个偷偷摸摸的赌注登记经纪人，那些沉溺于赛马赌博的人不得不去蒙特利尔了，那里是大赌注登记经纪人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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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赌博业生意兴旺，部分原因是由于非法弄来的黑市钞票需要一个方便的消费渠道，但是更常见的原因是，赌博是替代旅游的令人兴奋的事情。“消费者”习惯的转变是引起变化的原因。紧跟基弗维尔调查之后的联邦政府的行动也是一个因素。在1952年，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迫使赌徒们去注册并审报自己的收入。由于联邦机构插手此事，地方的保护就变得不够了。联邦执法官员们开始对赌注登记经纪处进行突袭查抄，而不通知当地警察部门。这样一来，保护关系中的关键——警告系统就不起作用了。在赌注登记经纪活动仍然存在的地方，这种活动也是区域性的、小规模的，并且是单独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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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道德水准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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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58年的麦克里兰委员会听证会披露了在劳工运动中渎职行为多得出奇。但是，一个必要的区别应该搞清楚。所披露的情况不是关于非法团伙的活动，而是关于腐化堕落的问题，除了卡车司机和一些部门的餐馆工人之外。在数十个工会组织里，工会领导人把工会看做自己的私有财产，大肆挥霍工会的钱财，或是用工会基金去资助自己和朋友的个人投资。但是，如果与25年或30年前的情形相比，产业敲诈勒索的数量已经减少。在一个时期里，暴徒们控制了男女服装制造业、清洗和染色业、农产品市场以及食品加工业。一个名叫乔治•布朗的人和维利•比尔夫一起负责戏剧和好莱坞工会，他们定期向电影界大亨们敲诈。乔伊•飞伊控制了东区的建筑业。乔治•斯卡里斯控制了建筑业工会。当非法团伙活动被禁止后，以此为生者被迫寻找新的财路，他们发现了进入工会的门径，于是一窝蜂地拥进了工会。但是，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非法团伙成员只能进入处于混乱竞争中小型单独的产业领域。因为没有单独一家商行或一群商行能够将本行业组织化、合理化，所以非法团伙成员才能进入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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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非法团伙活动最具潜力的当属卡车司机工会，因为该工会在控制运输方面具有战略地位，也因为它的分散控制，允许个人分割一块块小小的领地。在卡车司机工会里，在稳定的和非法团伙活动之间的分界线有时候很模糊。在自动售货机和自动唱机行业里，这一点表现最明显。例如在克利夫兰，该行业是由唱机商协会和卡车司机工会第410分会——自动售货机服务雇员会所控制的。个人经营的一人生意，即租赁一批唱机，取得租地营业权，亲自照看这些机子，个体经营者不得不加入上述协会和工会，并向这两个组织交付会费。唱机批发商和分销商必须只能把机子卖给或租给协会会员，否则会被工会抵制。实质上，这是由工会控制的垄断行为。工会领导人是威廉•普勒泽（William Presser），他在1949年和1950年负责雇主协会；在1951年，他成为工会主席。普勒泽是该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克利夫兰地区卡车司机委员会和俄亥俄卡车司机委员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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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在贝克和詹姆斯•霍法领导下，卡车运输行业的“组织合理化”将非法团伙成员驱逐到该行业的边缘。在组织合理化进程中，协议不再是地区性的，而是在11个或12个州的范围里制订成统一格式，这样，雇主及其竞争者的费用得以稳定下来。“边缘行业”可能相当赚钱。例如，在一个州里，酒馆或商店里的每一台自动唱机必须贴有“卡车司机工会”的标签，该标签的价格是每月50美分。在这个地区，有10000台唱机，即卡车司机工会的两个业务代理人每月的私人收入就是5000美元，外加他们的薪水和花销。当政治组织建立在那些要维护如此容易的投资的支持者身上时，要驱逐从事小规模的非法团伙活动的成员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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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方，曾被认为是非法团伙活动的行业已经组织机构化了。在建筑行业尤其是如此，那里经常要付给业务代理人一定规模的小费，实质上，是对作为承包商的“稻草老板”的服务的回报。在滨水区存在同样的情况，那里的装卸行业里的非法团伙活动已经被当作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费用则转嫁给了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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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许多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营业”的老牌非法团伙成员，自然想要安定下来，避免生活中较冒险的因素（从斗殴到谋杀）。这些人经常投资“合法”生意，接受工会特殊保护或得到租地营业权。在制衣业、货车运输业、酿酒业、自动零售业和餐饮业，情况都是如此。在这里，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线不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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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令人非常忧虑的是，在劳工运动中道德水准急剧下降以及腐败现象急剧增多的时候，非法团伙活动便日益猖獗了起来。这种现象表现为许多形式。兼职捞外快的工会领导人数量大得惊人。这些都是合法生意，但是，很难对它们进行道德上的衡量。美国劳工联合会肉类刀具分会的老板在纽约开了一家著名的牛排餐馆。中西部联合汽车工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一位官员经营了一家体育用品店，把器材卖给公司（这些公司与工会订有合同）。两位杰出的卡车司机工会官员霍法和布伦南的妻子从一家大运输公司所办的假运输公司那里得到6万美元的分红。一些工会领袖握有一家发行“劳工报纸”招徕广告的印刷公司的股份，他们也持有一家经办来自全国的雇主繁忙的“电话交易所业务”的股份。挽车赛马运动的丑闻披露了数名工会领袖作为劳工顾问而在该行业的工资表上出现。福利基金揭露的真相显示了，数百名工会官员如何取得丰厚的薪水，或从信托基金抽取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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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行为显示的是，工会领袖有时成了一个暴发户，他们的行为也像暴发户。工会领袖是美国最后一批“白手起家”的人。工会领袖中很少有人作为律师或专家从“外边”进入的。在许多工会里，在任何一个政治局面像泽西选区那么混乱的情形里，几乎所有的工会领袖都来自底层。这些人经常在那些走捷径“发横财”的行业里，那里流行着的人人皆自私的想法，怂恿着工会领袖产生了类似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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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法团伙活动继续存在的话，那是因为顾客想要得到服务，或是因为一小撮有权势的人勾结起来赚钱。实质上，非法团伙活动成员只有得到政治保护才能生存，无论是工会特权的保护或是政治大亨的保护。当赌徒乔•阿多尼斯及其同伙威利•莫勒第被菲厄雷洛•拉瓜迪亚逐出纽约时，他们渡河来到泽西。在1953年进行的一项特别调查显示，莫勒第曾付给州长约瑟夫•德雷斯科的助手286000美元的“保护费”，而朗基•茨维尔曼[12]的同伙约瑟夫•博扎曾“贷款”25000美元给共和党的州委员会。只有当这种“保护”被取缔了之后，才能彻底粉碎非法团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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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很独特地从道义立场来看待非法团伙活动问题，带着有节奏的规律性在政治生活里掀起改革运动。但是，非法团伙活动是一种“边缘业务”，满足一个社会的某些需要；作为一种边缘业务，是社会边缘团体所从事的行当，通常是被社会遗弃者的职业；因此，在非法团伙成员中，国外出生的和移民第二代的人比例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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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欲望可能一直会存在下去，但是，什么是合法或非法的定义会随着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规范的变化而变化。犯罪问题并不取决于老生常谈的人性问题，而是取决于获取财富的方式被组织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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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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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证据显示——虽然不是结论性证据——今天美国的犯罪率比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为少，那么最后的问题就是要解释为何会有今天的生活比从前更具有暴力的感觉。道德家们提出的标准的陈词滥调是：因为现代生活打破了传统社区的束缚，生活节奏更快了，所以产生了更多的紧张感，导致更大的野蛮和虐待，增加了生活的压力，使更多的人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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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很难创造一套指标让我们观察100年前或50年前的生活并将今天的情况与之相比。最近由戈德海姆和马歇尔负责的一项兰德研究——《精神病与文明》得出了惊人的结论：100年前精神病患者的数量与今天一样多。对19世纪40年代马萨诸塞州各医院住院率与今天的情况作了比较。（各种病情的详细描述，如“躁狂症”、“抑郁症”、“怀疑偏执狂”，表示它们与现代的躁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是相似的，故可以作出等价的比较。）通过年龄比较，作者指出，50岁以下精神病人的住院率，那时和现在基本上差不多。50岁以上的年龄组，主要差异在于： 100年前，老年人在家里被照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送到精神病院。换言之，关于紧张、精神健康之类的言论，所反映的并非精神病人数量的增加，而是反映了人们对这方面关心的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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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问题与之不同。当在文学、电影、戏剧等领域里有更多暴力时（作为20世纪生活的一个令人厌恶的方面，在集中营和战争等里面存在一种“暴力的科层化”），在美国人的个人生活里以及在城市的日常生活里，暴力行为实际上比100年前或50年前甚至25年前更少。我们只要到纽约和旧金山去查看当时生活的记录就能证实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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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百老汇“一箭之遥”的五点区，在19世纪50年代是该城最臭名昭著的地方。“警察必须两人结伴才敢进入五点区，且从来没有不带武器。体面的纽约人在白天也要避开该区，绕道而行……这里是谋杀犯、盗贼、妓女和销赃者出没之地。”五点区的统治者是以赛亚•尼德斯“上尉”，他组织了一大帮恶棍，在选举时期在各个投票点恐吓选民，将费曼多•伍德推上了市长宝座，伍德则给予尼德斯合法经营酒馆、赌场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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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是一位出色的纽约律师，他从1835年到1875年坚持写日记，这些日记成为记录19世纪社会历史状况的原始资料。他在1869年的一则日记里写道：“2月12日……暴力犯罪——夜盗、公路抢劫、抢劫和谋杀——近来案件之多、作案者的胆大妄为，都是空前的……今天晚上的《邮报》报道了‘可敬市民们的秘密聚会’，以及已经组织了治安维持会，准备在这个选区和另一选区采取行动。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秘密刑事法庭（Vehmgesicht）[13]，但是，即使在最可靠的人手里，这也将是一种可怕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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