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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30年代中期，和平的局面得以确立。在西区码头上各式各样的装货老板共同努力，组成了一个名为瓦里克实业有限公司的组织，作为匪徒们集中装货业务的中心机构，以强制手段进行经营。该组织的信息服务效率如此之高，它甚至保留着每一批装运货物的精确标签，无论这些货物是以铁路还是水路运到该市的。各种各样的装货工，通过该机构的介绍，到各个终点站去，察看货物重量、运输公司和收货人的名字，并开了一张装货票——无论有无提供装货服务，上面列出了收费金额。然后，收款员就巡回收款了。如果有人拒绝付款，瓦里克公司就通过其工会联络网发动工人怠工，或者向不愿付款的托运人威胁要举行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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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开始调查它的经营状况之时，曾一度帮助选举了坦慕尼协会领导的瓦里克实业有限公司就解散了。装货工工头于是纷纷回复到原来的在独立的基础上控制地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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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鸡眼”约翰•邓（John Dunn）的职业生涯表明了，伴随着装货非法团伙活动的发展是丰厚的奖赏和不时发生的谋杀。邓曾先后在两家教化院和辛辛监狱服过刑，他于1936年来到滨水区。在谋杀了两人、打伤了一人之后，邓立即开辟了通向59号码头装货控制权的道路。在1936年11月，他和助手们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并从“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得到了成立分会的许可证，分会名为“终点站检验员和平台操作工，1346—2号分会”。邓计划要利用这个分会去控制码头上的装货业务，而且还要利用它来控制内陆货运终点站上的装货业务。邓没有组织工人；他只是去找雇主们，“谈成”一个合同，然后告诉货物搬运工说他们属于他的工会。第二年，邓拓展了活动范围。他终止了“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许可证，用“汽车和公共汽车终点站检验员”、“平台和办公室工作者”的名字从“劳联”获得了3个联邦许可证。这些许可证是分别给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邓亲自担任业务代理和纽约分会的副主席，而他雇用的打手“斜眼”安德鲁•夏里丹（Andrew Sheridan）则成了泽西分会的组织者。通过这些分会，邓成为货车运输业内的重要人物，同时还控制着许多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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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不久，在1946年5月，一个名叫安东尼•欣茨（Anthony Hintz）的人被指定为51号码头的雇用临时工的老板。欣茨拒绝与邓合作，尽管受到威胁，他坚持抵制达数月之久。1947年1月8日，当欣茨走下他家的楼梯准备前往码头时，3个人走上前来，其中一个向他连开6枪。欣茨在死亡线上挣扎了3天；当他的生命濒临衰竭时，他告诉警察说：“是邓开枪射我。”理由很简单。正如邓的伙伴“斜眼”夏里丹对警察所说的那样：“想要控制码头你就得控制装货……安东尼•欣茨是装货工的头儿”——他成了绊脚石。夏里丹说，光一个码头的装货的利润每周就有900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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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邓似乎要供出其他与装货非法团伙活动有关的人员的名字。然而，他继续保持了沉默，1949年7月，邓和夏里丹上了电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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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数年里，公共装货勉强准许穿上了合法的外衣，并开始制度化了。这个过程开始时很不协调，当时装货业务里的敲诈勒索行径快要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在1948年秋季，身强体壮、性格坚定的约瑟夫•阿德兹（Joseph Adelezzi），当时是汽车运输公司协会的总裁，准备向此宣战了。“我们已经受够了，”他说，“关于装货费率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没有体制，没有规则，没有任何方式的控制。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已经尽量做了力所能及之事，尽管他们手上有枪，我们也不愿再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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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运输公司要求船运公司（他们是承租人）或船运公司的装卸代理商来接管装货业务。这就意味着要由船运公司制定固定的收费标准来终止非法团伙活动。但是船运公司拒绝了。它们所关注的是船只的快速周转，若要如此，它们就需要一支庞大又驯服的劳工大军。因此，它们需要一个“合作的”工会分会；此时，各分会都由非法团伙成员所控制。此外，由于码头集团可以给货运造成耽搁、进行怠工或举行罢工，它们能够对船运公司产生有害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与匪徒合作并收买他们对船运公司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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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船运公司拒绝处理装货业务。实际上，货车运输公司也不想处理装货业务。它们反对的是任意的、不确定的费率，这使得它们很难向自己的客户收取合理的附加费。它们所要的是稳定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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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主席约瑟夫•瑞安（Joseph Ryan）在公共装货工和货车运输公司之间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货车运输公司同意：作为对规定统一装货费率合同的回报，它们愿意牺牲自己处理装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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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了，但是非法团伙活动仍在继续。在货车运输公司再次投诉后，调查委员会委员穆塔要求船运公司亲自接管装货业务，或者书面指定有权经营码头业务的公共装货工处理该业务。到这时为止，甚至连装货工们的正式身份还不知道；付款都是用现金支付的，既无账本也无任何记录。船运公司考虑到装货工的力量，拒绝亲自接管这项工作，于是就着手指定同样的那帮人作为合法的被指派处理装货业务的人，这些人已经控制了各个码头，其中有许多人有犯罪记录。该城市这种软弱姿态的后果是，码头上的公共装货工正式得到了官方承认。公共装货工虽然实质上是独立的承包人，这时正式成为码头工人工会的成员。装货工与货车公司协会商谈了装货费率。纽约的装货业务“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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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货业务”的微妙之处在于：它给几乎没有投资而获得暴利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温和的合法的面具，而不是指使打手进行恐吓；它提供了一个赚钱的收入，像死亡和税收一样有规律，只是受正常的商业周期变化的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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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学上的调查而言，非法团伙活动的真正重要性在于“装货业务”只有在纽约滨水区才存在。在旧金山、新奥尔良、巴尔的摩、费城以及美国其他重要的海运港口，从来没有出现过装货非法团伙活动。有许多当地的或历史的因素可以解释这种缺乏，但是关键一点是，其他这些港口的空间上的排列使装货从未获得“功能上的”重要性。除纽约之外，在所有这些港口，都有铁路直接通到码头，所以货物的转运既容易又快速；在这些港口，也没有纽约的那种迫使卡车等待的、积起“超时费”的，或导致码头外装货的拥挤堵塞的狭窄的街道格局。这里存在着一个“经济模型”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部分地解释何以存在或为何没有非法团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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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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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会的背景或性质里，是什么因素使它走向难以收拾的境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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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城市政治上各个相互竞争的族群的复杂背景相比，“移民”工会的政策和策略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些。正如纽约的“犹太人”工会——女士服装工人、混合制衣工人和制帽工人——在产生和发展初期就与社会主义政党交织在一起，同样，在纽约的“爱尔兰人”的工会——码头工人、卡车司机和建筑行业——与坦慕尼协会及其特权体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许多早期的建筑工人、承包人和装卸工人都是自力更生的工会成员。他们通过获得铺路、托运、建设等城市合同而慢慢发展起来。在这些努力过程中，他们经常得到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工会领导的帮助。在这些互相勾结的过程里，一张复杂的友谊和政治联盟之网出现了。除了早期有一段短暂的失败历史，码头工人工会是这张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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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组织在东海岸有一段零星的历史。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群工人组成了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想要稳定码头秩序。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爱德华•麦克休（Edward McHugh）的英国人作出了更加坚定不移的努力，他是伦敦和格拉斯哥码头工人工会派到纽约来组织码头工人工会的特使，目的是为了对付顽固的雇主，希望有可能在大西洋两岸同时采取工会行动。麦克休组织了美国码头工人工会，但是他和当时的其他许多的工联主义者一样，他的兴趣很快就转向政治了。在1886年，麦克休和羽翼未丰的码头工人工会参加了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市长竞选，但在第二年，当联合工党的联盟垮台时，工会衰落了，麦克休回到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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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到来之后，西区的一个名叫迪克•巴特勒（Dick Butler）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复兴了纽约的码头工会组织，他接受了该组织的旧名称，重新启动了独立的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巴特勒在年轻时曾当过码头工人和建筑工人，他不久就发现了政治的享乐之路，他发现百老汇花花公子和酒馆老板的舒适生活更合他的胃口。但是，经过所有这些人生经历，他在工会里一直是一个重要角色。作为前纽约警长和坦慕尼协会里的反对派大富翁德弗里的追随者，巴特勒意识到工会是一个用来作政治交易的方便的基地，在坦慕尼协会候选人的选举闹剧中，他可以利用工会获取——和保护——他的选票。他采取的集体谈判的方法是原始的。在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复兴后不久，他为码头工人们争得了每小时增加三美分工资。“我设法做到了这一点”，他后来回忆道，“安排和富兰克林（P.A.S.Franklin）作了推心置腹的谈话，他现在是国际商船队的头儿”。直到现在，个人接触是支配“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谈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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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1892年，“五大湖地区木材搬运工人”工会在巴夫罗成立，它依附于“劳联”。一年以后，其管辖范围扩张到所有的码头工作，第二年，即1894年，它改名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在奥康纳（T.V.O’Connor）的领导下，该工会在五大湖地区开始发展，奥康纳曾是五大湖地区修理拖船的船坞工人。在1906年，奥康纳成为五大湖地区领照拖船工人保护协会的头儿，后来成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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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2年，奥康纳似有“强行挤入”东海岸之势。为了避免手足相残，迪克•巴特勒将他的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与国际码头工人工会合并，成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第一个大西洋地区的主席。第三个人的加入组成了早期“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领导层的三头同盟。他就是意大利的职业拳击手保罗•瓦卡利（Paul Vacarelli），他的化名保罗•凯利（Paul Kelly）更为人所知。瓦卡利是在一艘运垃圾的平底驳船上开始其事业生涯的，他不久就组织了平底驳船平舱工人工会。他走上岸，像巴特勒一样，在保持工会工作的同时经营酒馆生意。政治自然而然地成了下一个目标。在老大提姆•沙利文（Tim Sullivan）的关照下，瓦卡利成为下东区的政治老大。他在琼斯大街上的酒馆名叫“小那不勒斯”，是纽约本地传说中的著名人物如“修士”伊斯曼（Monk Eastman）、“六指”墨菲（Sixfingered Murphy）、“九眼”唐尼根（Nine-eyed Donnigan）、“牦牛”布雷迪（Yaky Yaky Brady）和“大千斤顶”齐利格（Big Jack Zelig）等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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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上的三头同盟是一种不稳定的结合。在1917年，迪克•巴特勒开始向奥康纳挑战。当然巴特勒需要一些军费，他向其政治上的和黑社会上的朋友求助。在百老汇各处的所有赌徒都给巴特勒的战争基金捐过款。（阿诺德•罗德斯坦［Arnold Rothstein］是黑社会的金融家，捐了1500美元。）巴特勒只是说：“赌徒对我很感激，因为我在盖诺统治期间保护过他们。”巴特勒还得到了大西洋区及其两个崭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约瑟夫•瑞安和阿尔•马里内利的支持。[7]巴特勒还得到了三巨头中的另一成员保罗•瓦卡利的支持，但是，像古典文学中常发生的情节那样，瓦卡利在最后一刻背叛了巴特勒，转而支持奥康纳。巴特勒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输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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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即1919年，巴特勒在加文斯顿作了第二次尝试。他想说服约瑟夫•瑞安去竞选主席之职，但后者拒绝了。当老迪克去参加工会会议时，他惊讶地发现他和同伴马里内利均被拒绝给予席位。巴特勒攻击奥康纳是破坏罢工者。后者反驳说，巴特勒和马里内利组织了一家私营侦探所，向工人们“勒索”“保护费”。巴特勒在抗议这些指责时说：“为了支持这项善举，我们每年向每人收一美元，这是组织劳工的普通做法。奥康纳对这一切很清楚，但是他却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反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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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在1919年那次著名的港口大罢工中，以惊人的方式争夺权力。在战争期间，生活费用直线上升，但是政府的“国家调整委员会”却将码头工资仍然压制在每小时65美分。工人们要求规定工时的工资为1美元，加班时间的工资为2美元；他们却只得到“伍尔沃思[8]式的提薪”——规定工时的工资加5美分，加班时间的工资加10美分。工会的普通成员不理睬领导，15000名码头工人罢工，港口完全瘫痪了。由于未能控制工人，奥康纳宣称港口已经由“码头工人中的不负责任的歹徒”所接管，码头工人们“受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冲动地举行未经批准的罢工”。但是这些“颠覆分子”的领袖正是迪克•巴特勒。纽约市长希伦（Hylan）和泽西市长弗朗克•海牙（Frank Hague）令人不可思议地——也许也不那么奇怪——支持巴特勒，希伦是威廉•朗多夫•赫尔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傀儡。事实上，当船运公司想将一些破坏罢工者（或工贼）安插在泽西码头时，弗朗克•海牙的警察坚决地反对他们。暴力在整个港区突然爆发。罢工者坚持斗争了4个星期。最后，通过劳工部长威尔逊（Wilson）的干预，成立了一个调解委员会，成员是希伦市长、瓦卡利和詹姆斯•休斯（James Hughes）。希伦和巴特勒向码头工人许诺一个新的补偿方案，罢工者才回到码头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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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奥康纳在1919年罢工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回报，哈丁（Harding）总统任命他为船运业董事会的成员；柯立芝（Coolidge）总统任命他为该董事会的主席；胡佛（Hoover）总统重新任命他担任该职；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将他赶下了这个宝座。巴特勒重新回到坦慕尼协会的政治活动中去了，被吉米•沃克（Jimmy Walker）任命为“白象”布朗克斯区终点站的监管人。约瑟夫•瑞安接替瓦卡利担任工会的副主席，最后成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巴特勒漫不经心地说：“约瑟夫•瑞安1913年在我手下时逐渐适应了，如果他没有忘记我教他的那些花招，他应当能应付得了。”瑞安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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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年时间里，约瑟夫•瑞安成了国联的卫道士。他68岁仍然身健体壮。在对被牵涉进去的某桩罪案表示悔过之前，他是坦慕尼协会绅士中一个卡通漫画式的人物：西装革履把他的大块头裹得严严实实，粗壮的手指上戴着硕大的珠宝戒指，一个像球一样的鼻子搭在一张满是横肉的脸上。瑞安时常出没于百老汇游乐场所，好吃好住，纵情享乐，偶尔也到豪华的切尔西旅馆去品尝鱼子酱。依他后来供认的话说，他爱吃鱼子酱的癖好是在装着俄罗斯产美味佳肴的箱子经常在卸到码头上期间被摔开的那些日子里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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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约瑟夫•伯特里克•瑞安（Joseph Patrick Ryan）来说，生活并非生来就如此的称心如意。他生于1884年。父亲是一位庭园设计师。他早年丧父，不久，其母也随父而去。约瑟夫在与哈德逊河毗邻的环境恶劣的西岸长大。在“良好的”切尔西传统熏陶下，在读了6年书之后，他在12岁时离开学校。他干过多种工作。他做了5年半的电车管理员和两年的小车巡查员。在对这些工作感到厌倦之后，在1912年，约瑟夫找到了一份码头临时工作。不久，因其天性活泼好动，拳头又硬，并且能说会道，他成了码头装卸工人工会的领导人。在初到码头的那一年，他在码头作业时，一个挂在吊索上的重物破碎后掉下来砸到他的身上，致使他部分伤残。约瑟夫所在的第791分会为了照顾他让他担任非全日制的财务秘书。从那以后，约瑟夫没有做过装卸工作。在3年时间里，他的那份工作由兼职变成了专职。约瑟夫•瑞安于是想证明自己是一位老练的劳工政治家，他在1918年成为该工会的国际部副主席，在1927年成为该工会的主席。在1943年，一次隆重的集会选举他担任该工会的终身主席。10年以后，他在四面围攻之下灰溜溜地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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