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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显然地是混乱的和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人们该如何解释这个旧工会的胜利呢？当国联第一次受到美国劳工联合会排挤的时候，许多观察家感到这个旧工会将土崩瓦解，此后终于从非法团伙控制下“解放”出来的码头装卸工人将快乐地参加到新工会的行列中去。但是，工人们并没有这样做。一系列因素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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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管许多码头装卸工人受到了恐吓和剥削，但是，由于裙带关系的体制，仍然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力量确实具有相当的特权。这部分人竭力地为国联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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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集体谈判协议的一些未经总工会许可的罢工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是“自发的”，而是受到了敌对的非法团伙势力的煽动。那些势力利用这些罢工要么是想要推翻某些船运企业，要么是想要从相关集团手中夺取对于某些码头的控制。因此，美国劳工联合会将获得的“自发”支持的深度是有点夸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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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治问题首先是一个组织问题；尤其在像滨水区这样的动荡不安的地区，组织是依团体的非正式的“自然的”领导者意图建立起来的。无论如何，非法团伙控制的那些年已经消除了工人中间的独立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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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族上的考虑是重要的。布洛克林区的意大利人尽管害怕阿纳斯达希亚，但是他们把他看做自己人。在密不透风的意大利人社群里，美国劳工联合会绝不可能获得一个立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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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劳工联合会轻率地把一些同非法团伙有牵连的原国联官员，尤其是泽西市的托尼（切斯）马基多，接纳进来。这使得许多码头装卸工人认为两边都不是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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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联自身打起了一副要进行“改革”的面孔。11月中旬，在费城的一次专门会议上，约瑟夫•瑞安，这位曾被宣布为“终身”工会主席的人，拿份养老金下了台。一个规模不大的拖船工会分会头目威廉•布拉德利（William Bradley）船长被任命为工会主席。出于权力的考虑，或者出于他对美国劳工联合会不满的考虑，约翰•L.刘易斯（John L.Lewis）声明支持“新的”国联，并且提供了一笔2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该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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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码头装卸工人们不满于美国劳工联合会与杜威政府之间过于密切的联系，并且担心美国劳工联合会对《滨水区法》许可证和登记注册条款的支持将导致政府雇用局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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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威州长“给委员会施加压力”之后举行的第二次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选举中，国联以9110票对8977票再一次获胜。国联保持了它的地位，逃过了一次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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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即从1953年到1956年，国联千方百计地要在劳工运动中找到受人尊重的借口。在美国社会的“公共道德”（public morality）中，隐蔽的腐败是可以被宽恕的，但是赤裸裸的腐败是令人不安的。在原是拖船船长的威廉•布拉德利的新“改革”领导层的领导下，国联起初想把矿工工会吸收进来。但是这是难以做到的，因为，由于刘易斯拒绝签署《塔夫特—哈特莱法》的非共产党宣誓书，矿工们无法参加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选举。布拉德利于是同詹姆斯•霍法（James Hoffa）签订了一个“相互支持协议”。霍法是中西部卡车司机老板，头脑灵活，当时正试图在工会中进一步拓展自己的权力。他似乎还同哈雷•布里奇斯（Harry Bridges）的西岸码头装卸工人进行了私下协调。这个运动受到了霍法的秘密支持。它原来想要达成两岸卡车司机和码头装卸工人的联合；但是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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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美国劳工联合会向国联提出了最后的挑战。不过显然地，它大势已去。海运工会领导人乔•柯伦（Joe Curran），注意到了在码头上的码头装卸工人联合的需要，公开表示支持国联。当选票公布的时候，国联以11827票对7428票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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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清理自家门户的种种不懈努力之后，旧工会仍然掌握着控制权，并且已经产生了一些向着更好方面发展的变化。通过减少有资格成为码头装卸工人的人数，滨水区委员会对就业的规范化作出了贡献。工会自身开始有条理地做记录，并且组织实施福利工作。但是非法团伙的控制仍然是稳固的。顽固的托尼•阿纳斯达希亚曾经把他的权力扩张到了布洛克林码头。在亚特兰大监狱坐了14个月牢之后，埃德•弗洛里奥（Ed Florio）再一次在哈布肯区得势。曾经在西岸组织货运活动的鲍威斯集团仍然在扩大它的地盘。而国联本身可以按自身认可的程序雇佣工人，这使得国联在滨水区工作方面比以前具有更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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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始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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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40年的变迁，这种腐败的丑恶现象为什么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绝大多数有关人士都发现，要想认清恶的本来面目是有困难的。约瑟夫•瑞安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作为一个抑郁而感伤的人，他通过“货物准入权”（freight entrance）逐渐地取得了成功，并且对生活的黑暗面已经习以为常。滨水区是乱糟糟的，他认为生活就是这样。像许多白手起家的人一样，他既看不起——又害怕——那些从不知道码头的艰辛的“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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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会中，瑞安只是个囚徒。在码头周围或附近的每一个小分会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都有自己的传统、特权、派系以及所看重的东西。每一个老大都知道他的特殊工作，并且都能够做得得心应手；而在一个较大的社会里，“深不可测的”摩天大楼世界的复杂性超出了他的视野。约瑟夫•瑞安是被派到这个世界的使者。他是一个“打蜡工”，尽管举止不太雅观，但说话做事还算有自知之明。这就是他虽然当头却无法统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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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运公司也认可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这样子更易于他们做“生意”。不过，“工人们不太遵守纪律，需要对他们强化管理”。因此，在运输行业和其他赚钱的特许行业里，船运公司找到了一个别的办法——以雇佣老板答应如下许诺作为交换条件：他保证工人们准时上班并且让船只迅速进出港。此外，做生意的大笔费用都由政府的海员补助金提供——那么，什么是让他们兴奋起来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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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车司机来说，对来自动荡的西岸世界的这些惹是生非的地痞来说，既然滨水区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赚钱的地方，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去呢？“船运公司是不会抱怨的；为了让卡车司机在码头上站稳脚跟，他们又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卡车司机呢？他们之所以反对装卸业，只是因为他们想要自己来做这项工作，以便他们可以从消费者身上而不是我们身上再赚上一笔钱。那么收货人怎样呢？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呢？他们可以轻易地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去。那么公众会怎么样呢？这怎么说呢？每个人都在外出赚钱谋生；只是有的人赚到了，而有的人没有赚到；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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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所有三者之底层的支撑着货运业的是码头装卸工人。50年以前，爱尔兰人是主要的团体。许多哈德逊河西岸码头现在仍然由爱尔兰人控制着，但是，今天的大多数码头装卸工人是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一个含糊的滨水区术语，它把所有的斯拉夫人和东欧人全部包括了进去。从传统上讲，大多数码头装卸工人都生活在码头附近，形成了一个相似的独立自足的社区。在这些住房的周围，有酒吧、社交俱乐部，偶尔还有作为社区生活中心的教堂。位于西岸的圣维罗尼可教区是典型的海边贫民区。人们居住在介于休斯敦和联邦拘留所之间的一片狭隘地带上。穿过教区中心的是小猪巷，那是一条铺着圆石子的到处堆满垃圾的狭长通道。白天，男孩们在这里玩棒球，晚上，常有喝得醉醺醺的酒鬼们横卧街头。总而言之，这条街是一个起居处。吵架时有发生。到了周末，小姑娘们自觉地穿着白色的蝉翼纱去教会。大多数人都住在他们出生的房子里，直到去世。结怨和争斗时有发生。不过，不管怎样，这是一个社区，没有人会动不动就向警察求救。在最近几年里，一些码头装卸工人千方百计想从码头脱身。他们搬到了昆士区、布诺克斯区和华盛顿高地区。理由通常是为了“子女”着想。码头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而他们希望能够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开端。在码头，只有匪徒是成功的，可他们不是人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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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爱尔兰人搬出码头和意大利人搬进码头，五花八门的剥削形式便卷土重来。许多工人是非法入境的外国人，他们像牲口那样被偷运到美国。这些外国人中的大多数来自国联的组织者的祖国。码头是一个匿名的工作场所；因害怕被逮捕和驱逐出境，这些人非常听话。因此，要想找“短工”是很容易的。15个人做着通常由在登记簿上有记录的22个人的工作，其间差额便在雇佣老板和装卸工人之间分摊。船运公司对此不予过问；因为这些工人们干得又快又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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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才能制止这个恶性循环呢？答案是工作的“规范化”。滨水区委员会的法案向那个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这还不够。问题的关键是码头恶劣的物理条件。纽约滨水区仍然是一个衰败老朽、条块分割、瞬息万变和拥挤不堪的地区。由于狭隘空间的拥挤，“时间上”也拥挤了起来，每个人千方百计地想节省时间。而支点仍然是时间。船舶仍然要求快速往返以便均衡码头成本核算。为了装卸货物，卡车仍然要等几个小时。码头设备仍然无法使货物流通加速；狭隘而参差不齐的码头仍然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卡车运动或卸货。由于被迫进入狭窄的、格状样式的街道里，那些街道还接纳马和四轮马车，卡车迫使所有的车辆都为自己让道。而且还有非法团伙在港口上的横行霸道，像中世纪的强盗贵族一样，他们竖起了水闸，征收通行费。围栅也许已经破败，而废墟犹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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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托马斯•埃德蒙•杜威（1902—1977）：纽约州州长，有全国影响的共和党政治家，1935年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在调查纽约市有组织犯罪活动方面成绩卓著，后三次当选为纽约州州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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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莱姆，纽约市曼哈顿区上城的黑人居住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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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铜支票指向非技术工人支付工资的老体制。一个工人为每天所做的工作得到一张黄铜支票，这些支票到了周末时可换成现金。这样，簿记工作量被最小化，很少有保留的记录。由于人们也曾以这种方式付钱给妓女，这一词语，尤其是在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会员中间，成为一种轻蔑性的词语，艾普顿•辛克莱尔也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该词语作为一本关于“被供养的”报界的著作的书名。——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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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此，公共装货工不同于受装卸公司雇用的负责装船和卸船的码头工人。公共装货工起初大约与火车站的公共搬运工很相似，后者是不允许通过列车车门的。他们实际上是装卸公司和卡车司机之间的独立的“中间人”。——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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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滨水区最短的一任统治者是艾迪•麦克库勒（Eddie MoGuire），他只统治了5分钟。1928年，当领导职位空缺时，各码头领导聚集在哥伦比亚码头，以掷骰子的方式推选领导人。艾迪获胜了。5分钟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只有艾迪还留在那里。一个巡夜人发现他已经死了，身上中了5颗子弹。——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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