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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尽管装运业收入从不像一些耸人听闻的统计那样丰厚，但还是相当高的。来自15个码头的记录表明：在1950年，在装运行业支付了1807000美元，平均每一位装运工人得到了14600美元。不过，这个平均数是骗人的。从理论上讲，装运工人用他们的收入搞联合经营，并且平均分配获得的收益；至少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抱着这样的幻想，那个联合会以此为根据来协调其成员。而实际上，担负繁重的搬运工作的装运工人仅仅是装运工头的雇工（许多码头的工头从来不做工），或者是工头背后的人的雇工；收入分配存在巨大差异。如人们可以猜想到的那样，假如一名工作的装运工人的年工资是4000美元，那么船工码头的管理团体得到的纯利润将是每年300000美元；在路肯贝克码头是每年180000美元；在古巴船运码头是每年72000美元。在一个小工团控制着几个紧密连成一体的码头的地方，利润自然要更高些。因此，由波维尔斯帮主导的装卸联合公司控制着84到92个码头，这些大码头停泊着大型远洋船只。尽管没有具体数字，但是这些码头的收入每年要突破百万美元。——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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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1931年，在控制着纽约毒品和卖淫业的西西里尼联合会地下领导人路奇•卢西亚诺的支持下，马里内利成为坦慕尼协会的第一位分会领导人。在1937年，担任县办事员的马里内利被地方检察官杜威抨击为“窃贼的政治同盟……以及大牌非法团伙头目”，被里曼州长免除了职务。独霸一方的卢西亚诺被判终身监禁，但是他神秘地受到了杜威州长的赦免，并且被驱逐到意大利。在意大利，他成了小报作家们偶尔小题大做地谈论的话题。——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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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伍尔沃思，一家百货商店，由商人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思创办。1897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开办第一家“五分一角”零售商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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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据说（也许是有人杜撰的），麦科马克与罗索夫是以一种独特的合伙关系发迹起来的。罗索夫有一份把所有煤渣和灰从市建筑物包括学校中搬运出去的合同。而麦科马克则获得了一份纽约市铺设城市街道的合同。罗索夫把煤渣倒到西岸空地上，麦科马克的卡车则从那里装运这些煤渣用来铺设该城市的道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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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达蒙•兰扬（1884—1946）：美国小说家，其小说以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百老汇三教九流人物著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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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按照餐馆老板图斯•肖在《纽约客》（New Yorker）传略上的说法，麦科马克与国联的关系是如此友好，以至于麦科马克送给后者的长子一个银质吊货钩和国联的终身会员卡！——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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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由纽约和新泽西州特批的一个独立代理机构。它负责管理哈德逊河桥梁和隧道、该都市的机场以及一些港口设施。——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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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一份集体谈判协议是在1916年由深水船运联合会和国联签订的。但是从1917年到1919年，集体协议由政府的国家协调委员会来制定。——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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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美国最高法院的理由是：“休息时间”的工作时间不是加班时间，而是正常工作时间，因此加班费应该在实际工资的基础上计算。——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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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塔夫特—哈特利法是劳工管理关系法的通称。1947年国会不顾杜鲁门总统否决予以通过。该法律禁止一系列所谓“不正当”的工会活动，还授权总统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下令在80天内禁止任何形式的罢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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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约瑟夫•P.瑞安过着达官贵人般的生活，码头装卸工人却像下等人那样地侍候于他的左右。在1952年前的五年时间里，约瑟夫•瑞安挪用了总计241097美元的工会资金，其中115000美元是薪水和额外津贴。在津贴中，12494美元用来购买卡迪拉克轿车，460美元用于危地马拉旅行，10774美元用作保险费，1332美元花在了高尔夫俱乐部的开销上，478美元花在了他嫂子的葬礼上。但是，工会贪污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这种偷偷摸摸的气氛里，一切都被搞得乌烟瘴气。一家名叫亚尔卡的装卸公司曾经在五年时间里向船运公司职员行贿89582美元以获得“信誉”。20000美元给了（归美国钢铁公司所有的）伊斯明运输公司总裁瓦特•威尔斯，另34000美元给了荷兰—美利坚运输公司的安得里昂•罗格高文，等等。由于报纸的大肆宣传，只有这些工会领导人成了坏蛋，而给船运公司的贿赂很快被人遗忘。不过，船只所有者也与这些丑闻有染。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贿，其中有些贿赂金又重新返回到了高层主管的口袋里。这就是滨水区通行的经营之道。——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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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乔治•米尼：美国劳工领袖，1953年当选劳联主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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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本篇论文的研究工作始于1951年。它的姊妹篇是发表在1951年6月《财富》上的“最近的商业欺诈”。我得感谢艾克斯维尔劳工学校的约翰•柯雷丹神父和原纽约郡地方检察院助理威廉•J.基廷。他们为我提供了研究资料。有关装卸业的这些资料来自未出版的基弗维尔委员会文件中的原始材料。经济数据来自1951年1月2日《码头行业市长联合委员会报告》之《货运管理及总成本小组委员会报告》。关于滨水区劳动条件的进一步材料可以在1948年10月的《就大西洋海岸近海产业的码头工人和相关职业的劳动争端向总统提交的最后报告》（1948年罢工塔夫特—哈特利委员会）以及在1952年1月22日拟定的《纽约州调查委员会关于码头行业停工的最后报告》中可以被找到。马尔科姆•约翰森的《在劳动一线的犯罪》（纽约，1950年）对敲诈者的影响作了有价值的评估。从1952年12月到1953年2月的纽约州犯罪委员会听证会形成了有关滨水区犯罪的最为丰富的材料来源。关于纽约滨水区的早期调查，请参阅爱德华•斯万斯特鲁阁下的著作《滨水区问题》以及在威廉•杰伊•席费林领导下在1946年由纽约滨水区市民委员会拟定的一份《纽约滨水区》报告。关于工会的历史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一个有趣的来源是由约瑟夫•德里斯科尔撰写的以《大码头》为书名的关于迪克•巴特勒的传记。关于工会里其他早期人物，如保罗•瓦卡利（凯利）的资料可以在赫伯特•阿斯布雷的《纽约帮派》以及汤普逊和雷蒙德的《纽约的帮派统治》中找到。有关格莱克湖早期码头工人组织的研究请参考由约翰•R.康芒斯撰写的《劳工和管理》（纽约，1944年）中的一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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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十章 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美国工联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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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说工联主义（trade-unionism）是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像所有的讽刺诗一样，这种说法半真半假，它有意地去刺激那些相信工联主义的人们。美国的工联主义似乎体现了萧伯纳的这一说法，但实际上它最多只体现了一半的真理。的确，美国劳工领袖会嘲笑社会主义而支持资本主义；然而，他们还发动了世界上最具挑衅性的工会运动——它能获取比纯粹经济利益更大的收益。在国外，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听到劳工领袖赞扬自由企业制度是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制度，它能使一个工人从国家的财富中得到合理的、不断提高的那份所得；在美国，商人们听到劳工领袖经常用激烈鲁莽的言辞来攻击他们为贪婪的投机商、垄断者和剥削者。如何使这两种矛盾的态度相一致呢？一位美国劳工领袖试着这样来解释：当你面对妻子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是一回事；而当你背着妻子且谈论她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是另一回事。这当然是很聪明的策略，但是有人会说，这是又一个半真半假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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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2]曾经说过，每当你面对矛盾时，你必须作出区分，因为人们会说出同样的一句话却表示两个不同事物。所以，鉴于这种表面上的矛盾，一个办法是把美国工联主义当作存在于两个背景中的两个事物，一是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二是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市场联合主义），并在其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一方面，社会运动是由知识分子想象而形成的一个意识形态观念，它把劳工看成挑战既定制度的历史趋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市场联合主义是一个经济概念，一个功能和作用的界定，它受制于由工会所处的特殊产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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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劳工运动都会发现自身受到了“左”的意识形态压力，那种压力要么来自共产主义，要么来自工联主义。毕竟，这些社会运动都是以工人名义宣布它们的主张的。劳工运动本身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之一。但是在美国，作为社会运动的工联主义形象经历了一个特殊的过程。它制定的“劳工主义”（Laborism）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约翰•R.康芒斯（John R.Commons）[3]和施利格•佩尔曼（Selig Perlman）[4]的“威斯康星学派”（Wisconsin School）影响。这个理论表明，虽然工会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很时新的，但是比起激进运动却有一种不同的内聚力源泉。就是说，工会运动对社会改革的期盼是有限的，是有一天算一天的。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特殊事件上，工会运动必然会拒绝那种持久的遥不可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激进的意识形态；与它们有所不同，劳工主义是一股既内在于这个世界又局限于这个世界的力量。在其实践过程中，它的确能够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但是它仅仅想要去“分享”权力，而不是寻求激进的社会改革。这种分享权力的行为既发生在工厂里——为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有时还有确定生产标准等与资方进行谈判——也发生在社会的更广泛范围中，就是通过合法途径提高工人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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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讲，“劳工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劳工运动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在过去，它曾经是抵挡激进分子指责的牢固防御物，它使工会的纯粹经济角色合理化。然而，不管它的理论家们怎样做，它还是形成了自己的一股政治力量。虽然劳工主义是一种苍白无力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仍然把工联主义设想为一种社会运动，它仍然把自己看做反对资方的一个整体。当代美国工联主义只有在由新政提供的有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才获得了蓬勃发展。更重要的是，罗斯福当局通过法律提供了两个特别保护政策：第一，资方具有与工会对工时、工资等进行集体谈判的法律义务；第二，在指定的谈判机构中，单个工会拥有专有的代理权。这些政策加上各种工会安全策略的增加（例如，会员资格保持条款、规定雇用的非工会成员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加入工会的工商企业等），给了工会法律保护，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工会运动能如此幸运。[5]“劳工主义”通常与新政和公平施政以及民主党的左派联合，要求改进社会福利，要求对富人作出征税计划，并不断呼吁要反对“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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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存在着一种畸形和一个矛盾的根源。因为市场联合主义和集体谈判的工联主义只能存在于垄断的情形下，这个垄断要么由资方造成，要么由工会造成。实际上，在今天美国的各行业中，哪里有由工厂或工会造成的垄断局势，哪里的工联主义就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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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市场联合主义的主要目的是排除将工资作为一种竞争因素。在只是部分受工会控制的行业里，工资才被作为一种竞争标准。一个工会要么加强垄断，要么就垮台。在这一点上，美国纺织工会的衰落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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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模式根据不同市场而变化。在由少数制造商垄断的市场中，就是说，在由几家大集团公司主宰的行业中，工会用“谈判模式”来取消把工资作为竞争因素，就是说把工资协议强加于行业中的所有公司。尽管从理论上讲，谈判仍在个别公司里进行，而实际上（如钢铁行业），协议却是全行业实行的。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或者小型企业行业，由工会出头露面，它给这个市场提供了一个垄断结构，限制公司进入此行业、设定价格线，等等。这在煤炭业、服装业和建筑业中已有显著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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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炭业，当这个行业本身日趋衰退时，矿工工会却在整个行业实施了煤炭基准价格。实施办法有多种：通过法律规定价格，如在新政初年的《古费煤炭条例》（Guffey Coal Act）；总生产限制计划，如宾夕法尼亚州限制被开采的无烟煤总吨数；保持煤矿一星期只被开采三天；利用不间断的罢工来减少过剩的煤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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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会对男装和女装分别制定了一系列固定价格线或者价格等级，这样可以避免混乱的竞争。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用限制个体缝衣工的数量、限制服装公司迁出固定地域的办法，获得了控制该行业的公司数量和管理该市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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