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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乔治•米尼：美国劳工领袖，1953年当选劳联主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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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本篇论文的研究工作始于1951年。它的姊妹篇是发表在1951年6月《财富》上的“最近的商业欺诈”。我得感谢艾克斯维尔劳工学校的约翰•柯雷丹神父和原纽约郡地方检察院助理威廉•J.基廷。他们为我提供了研究资料。有关装卸业的这些资料来自未出版的基弗维尔委员会文件中的原始材料。经济数据来自1951年1月2日《码头行业市长联合委员会报告》之《货运管理及总成本小组委员会报告》。关于滨水区劳动条件的进一步材料可以在1948年10月的《就大西洋海岸近海产业的码头工人和相关职业的劳动争端向总统提交的最后报告》（1948年罢工塔夫特—哈特利委员会）以及在1952年1月22日拟定的《纽约州调查委员会关于码头行业停工的最后报告》中可以被找到。马尔科姆•约翰森的《在劳动一线的犯罪》（纽约，1950年）对敲诈者的影响作了有价值的评估。从1952年12月到1953年2月的纽约州犯罪委员会听证会形成了有关滨水区犯罪的最为丰富的材料来源。关于纽约滨水区的早期调查，请参阅爱德华•斯万斯特鲁阁下的著作《滨水区问题》以及在威廉•杰伊•席费林领导下在1946年由纽约滨水区市民委员会拟定的一份《纽约滨水区》报告。关于工会的历史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一个有趣的来源是由约瑟夫•德里斯科尔撰写的以《大码头》为书名的关于迪克•巴特勒的传记。关于工会里其他早期人物，如保罗•瓦卡利（凯利）的资料可以在赫伯特•阿斯布雷的《纽约帮派》以及汤普逊和雷蒙德的《纽约的帮派统治》中找到。有关格莱克湖早期码头工人组织的研究请参考由约翰•R.康芒斯撰写的《劳工和管理》（纽约，1944年）中的一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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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十章 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美国工联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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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说工联主义（trade-unionism）是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像所有的讽刺诗一样，这种说法半真半假，它有意地去刺激那些相信工联主义的人们。美国的工联主义似乎体现了萧伯纳的这一说法，但实际上它最多只体现了一半的真理。的确，美国劳工领袖会嘲笑社会主义而支持资本主义；然而，他们还发动了世界上最具挑衅性的工会运动——它能获取比纯粹经济利益更大的收益。在国外，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听到劳工领袖赞扬自由企业制度是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制度，它能使一个工人从国家的财富中得到合理的、不断提高的那份所得；在美国，商人们听到劳工领袖经常用激烈鲁莽的言辞来攻击他们为贪婪的投机商、垄断者和剥削者。如何使这两种矛盾的态度相一致呢？一位美国劳工领袖试着这样来解释：当你面对妻子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是一回事；而当你背着妻子且谈论她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是另一回事。这当然是很聪明的策略，但是有人会说，这是又一个半真半假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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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2]曾经说过，每当你面对矛盾时，你必须作出区分，因为人们会说出同样的一句话却表示两个不同事物。所以，鉴于这种表面上的矛盾，一个办法是把美国工联主义当作存在于两个背景中的两个事物，一是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二是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市场联合主义），并在其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一方面，社会运动是由知识分子想象而形成的一个意识形态观念，它把劳工看成挑战既定制度的历史趋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市场联合主义是一个经济概念，一个功能和作用的界定，它受制于由工会所处的特殊产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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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劳工运动都会发现自身受到了“左”的意识形态压力，那种压力要么来自共产主义，要么来自工联主义。毕竟，这些社会运动都是以工人名义宣布它们的主张的。劳工运动本身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之一。但是在美国，作为社会运动的工联主义形象经历了一个特殊的过程。它制定的“劳工主义”（Laborism）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约翰•R.康芒斯（John R.Commons）[3]和施利格•佩尔曼（Selig Perlman）[4]的“威斯康星学派”（Wisconsin School）影响。这个理论表明，虽然工会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很时新的，但是比起激进运动却有一种不同的内聚力源泉。就是说，工会运动对社会改革的期盼是有限的，是有一天算一天的。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特殊事件上，工会运动必然会拒绝那种持久的遥不可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激进的意识形态；与它们有所不同，劳工主义是一股既内在于这个世界又局限于这个世界的力量。在其实践过程中，它的确能够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但是它仅仅想要去“分享”权力，而不是寻求激进的社会改革。这种分享权力的行为既发生在工厂里——为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有时还有确定生产标准等与资方进行谈判——也发生在社会的更广泛范围中，就是通过合法途径提高工人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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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讲，“劳工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劳工运动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在过去，它曾经是抵挡激进分子指责的牢固防御物，它使工会的纯粹经济角色合理化。然而，不管它的理论家们怎样做，它还是形成了自己的一股政治力量。虽然劳工主义是一种苍白无力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仍然把工联主义设想为一种社会运动，它仍然把自己看做反对资方的一个整体。当代美国工联主义只有在由新政提供的有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才获得了蓬勃发展。更重要的是，罗斯福当局通过法律提供了两个特别保护政策：第一，资方具有与工会对工时、工资等进行集体谈判的法律义务；第二，在指定的谈判机构中，单个工会拥有专有的代理权。这些政策加上各种工会安全策略的增加（例如，会员资格保持条款、规定雇用的非工会成员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加入工会的工商企业等），给了工会法律保护，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工会运动能如此幸运。[5]“劳工主义”通常与新政和公平施政以及民主党的左派联合，要求改进社会福利，要求对富人作出征税计划，并不断呼吁要反对“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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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存在着一种畸形和一个矛盾的根源。因为市场联合主义和集体谈判的工联主义只能存在于垄断的情形下，这个垄断要么由资方造成，要么由工会造成。实际上，在今天美国的各行业中，哪里有由工厂或工会造成的垄断局势，哪里的工联主义就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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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市场联合主义的主要目的是排除将工资作为一种竞争因素。在只是部分受工会控制的行业里，工资才被作为一种竞争标准。一个工会要么加强垄断，要么就垮台。在这一点上，美国纺织工会的衰落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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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模式根据不同市场而变化。在由少数制造商垄断的市场中，就是说，在由几家大集团公司主宰的行业中，工会用“谈判模式”来取消把工资作为竞争因素，就是说把工资协议强加于行业中的所有公司。尽管从理论上讲，谈判仍在个别公司里进行，而实际上（如钢铁行业），协议却是全行业实行的。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或者小型企业行业，由工会出头露面，它给这个市场提供了一个垄断结构，限制公司进入此行业、设定价格线，等等。这在煤炭业、服装业和建筑业中已有显著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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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炭业，当这个行业本身日趋衰退时，矿工工会却在整个行业实施了煤炭基准价格。实施办法有多种：通过法律规定价格，如在新政初年的《古费煤炭条例》（Guffey Coal Act）；总生产限制计划，如宾夕法尼亚州限制被开采的无烟煤总吨数；保持煤矿一星期只被开采三天；利用不间断的罢工来减少过剩的煤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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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会对男装和女装分别制定了一系列固定价格线或者价格等级，这样可以避免混乱的竞争。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用限制个体缝衣工的数量、限制服装公司迁出固定地域的办法，获得了控制该行业的公司数量和管理该市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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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市场的最巧妙形式存在于建筑业中。工会的权力在于它是作业承包人，即它是资方招募劳工的中介机构。很少有招标承包的大型建筑工程（水坝、发电站、道路、工厂、核电安装等）的公司能维持常备劳动力。它们也不了解当地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工会，它们获得了有经验的和有熟练技术的工人。甚至连小型房屋建造者们也请工会来稳定地提供劳动力。在每次竞争房屋承包时，承包人必须支付的工资是要素之一。仅仅在北卡罗来纳州，就有12000家建筑公司投标各种房屋建筑工程。工会不可能与每一位承包人谈判，所以就组建一个雇主协会，用在某一时期内固定工资等级的办法来稳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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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建筑业工会和承包商已敏感地认识到靠双方合作所能取得的垄断利益。因而，对于许多当地的项目，圈外的承包商因工会拒绝提供劳工而被排斥在外，即使他们招标成功，也会遭受罢工或者怠工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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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煤炭业来说，工会往往能决定公司的命运和行业的未来。由于燃料竞争，如天然气和石油，对煤炭的需求在过去10年里已缩小了三分之一。约翰•刘易斯和工会面临着一个选择。他们要么想办法限制产量，强迫行业中的公司去分摊日趋缩小的市场，以此来挽救濒临倒闭的公司；要么任由这些濒临倒闭的公司破产倒闭。在1952年的决定性煤炭协议中，南部煤炭生产者，大多数为小矿业主承诺，如果刘易斯下令整个行业实行三日工作制，他们就满足工会的一切要求。那些大型机械化矿主因不能充分利用设备而提高了间接成本，便反对这个倡议。刘易斯推翻了原先的方针，选择了符合大型机械化矿业主追求产量愿望的决定。此决定意味着在本行业中要支付更高的工资而同时又存在永久的失业。工会只能接受这项决定，因为老龄化的劳动力可以自然淘汰。其他工会无法如此容易地解决此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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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工会，在一种特定的市场环境中运行，必然会成为“它的”行业的一个联盟。人们还未充分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在劳动合同进程中，工会成了“管理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正如赖特•米尔斯指出的那样，他成了一个“不满情绪的处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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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桌上面对一群敢作敢为的工会领袖们，作为经理很难认识到工会对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所能想到的只是，由于这个工会，他失去了一些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事实：他不能随意解雇工人，只能按资历提升，不能调换先来者的职务等。这些都属于工会行使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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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会在接管这些权力的同时也接管了一些要求特别优先权的棘手的职能。在运行过程中，工会不仅缓和着管理中的许多政治难题，而且还成了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缓冲剂。工会，特别是工厂的基层工会，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个利益集团的网络，这个网络能接触到各工厂的最底层工会组织和小组。各种利益之间往往互相冲突：熟练工与非熟练工、计件工与计时工、夜班工与日班工、老年工人与青年工人，等等。在系统地提出要求时，工会不得不抉择：为了保持技能的级差，工资该全面提薪（每人平均）还是按比例提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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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事实是，工会接管了管理层无法做到的监管工人的任务。最显著的是在工人未经工会许可进行罢工期间，当工人拒绝答理管理方时，工会领袖就会借谈判的理由，强制实施合同，迫使工人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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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抚不满情绪无论在罢工期间还是在政党工作情况下都是一件棘手的事。工人被解雇时，生计就成了当务之急。所以，一个令人头疼的事便随之产生：为了维护公司的竞争力，工人的工资被削减、工作时间增加、工作量加大，而工人只是为了保全工作才愿意接受这一切。实际上，他们破坏了工会一直设法在行业中实行的一贯模式。“我的公司第一”的问题已烦扰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政府是否会设法保持始终如一的标准，如果是这样，不是把快要倒闭的公司逼向绝境吗？或者，是否该减少工人工资和降低标准来保护就业？近几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选择了保护就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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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的公司第一”极为相似的是各个工会“我的行业第一”的态度。因此，利益冲突上升为全国性的。汽车司机反对政府支持铁路。煤炭工会要求提高关税来抵御国外石油产品，并联合铁路工会，因为铁路很大一块收入依靠煤炭运输。航空业的机器制造者希望有制造更多飞机的计划，而建造船舰的锅炉制造者却希望扩大海军。一般说来，工会通常在行业中进行联合促销活动来刺激需求和保证就业。这里有许多例子，它们均由工会发起（如货车运输业、玻璃业等），由于比起单个的公司，它们更有力量，更具有市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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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场联合主义的逻辑实际上导致了工会与公司之间、工会与行业之间的一种受限制的、不稳定的合作关系；所谓不稳定，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老板们仍愿意独立行使权力，虽然有更多精干的老板懂得为保护其利益而与工会联合的重要性；这种不稳定还来自于劳动者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依然有着把资方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的历史倾向。这种倾向是从把劳动者当作“劣势者”的意识形态中派生出来的。尤其是，它在新政初期受到鼓励，又得到政治联盟的支持，以致劳动者的组织活动有了法律的保护。这些政治联盟必然导致集团或阶级冲突领域变得更加广泛：税收政策、住房补贴、医疗保险及全方位的福利措施，这意味着多少有点一致的自由政治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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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与市场联合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像初看起来那样，它不是政治和集体谈判的工联主义之间的区别。在当今社会，后者的区分已不再存在。所有的工会都是不情愿地被迫介入政治的。问题是要搞哪一种政治。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愿意仅仅成为市场联合主义的一个政治手段来保护其团体成员的利益吗？或者，它愿意成为真正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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