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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生产性工资增长的重要性在于，尽管它削弱了工人的战斗力，尽管措辞有点过激，但它使工会接受通过经济谈判所得有限的观点。我的意思不是要建议停止谈判，而是我们在确立极限的过程中存在着谈判的官僚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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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薪阶层的兴起。美国劳工运动性质的第三次决定性转变产生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简而言之，无产阶级已被工薪阶层所代替，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工人们心理上的变化。正如克拉克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这种趋势部分产生于这个事实，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使用更少的工业劳动力能取得更高的产量，而对新生的服务业、演艺业、娱乐业和研究工作等新兴行业的需求意味着更多的新中产阶级的职业的产生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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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庞大的制造工厂内部劳动力的变化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随着生产的增长，研发、商业、销售和文职工作等都随之增加。以化工业为例，从1947年至1952年，生产增长了50%；蓝领工人增加了3%，白领工人增加了50%。在全国15家最大的公司中，工薪人员已达到钟点工人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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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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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工薪阶层转变在1950年两次主要发展中被加快了：美国工业中研究和开发的大量兴起，产生出一个新的技术阶级，另外是汽车制造工序的扩大使熟练工人不断增加。从1947年至1957年，专业和技术工人的数量增长了60%，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里任何职业团体中增长比例最高的。在以后的10年中，这一团体又增长了43%，或者说是整个劳动力增长速度的2.5倍。当半熟练工人数量在过去10年中几乎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从1220万到1290万人），技术和专业工人、非生产性工人在同一时期已增长了50%多。如果不包括服务业，到1956年为止美国白领工人的数量第一次在历史上超过蓝领工人数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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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薪人员不讲工人陈旧的语言。他们对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套也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起对美国劳工运动领袖造成了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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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斗志的丧失和失宠于公众。以目前状况而言，劳工运动比25年前发生得更少，现在的头面人物都是以前劳工运动的发起者。然而，他们已经不再年轻——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促进会执委会的领导人都已有60多岁——他们失去了干劲。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年纪也大了，再也没有年轻时在工厂里散发传单的那种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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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严重的是，在工会的道德品质和公众信任度上存在着危机。这并非是简单的由敲诈引起的问题。[13]敲诈是由市场形成的。它总能在小型的建筑业、码头工人和卡车司机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那里，对雇主来说最大的成本是“等待的时间”，所以敲诈者能轻而易举地从雇主那里索取费用。在密集型生产中没有敲诈。甚至在那些“勒索”很普遍的领域里，敲诈的规模在今天已比25年以前要小得多，那时候正是美国工业非法团伙兴起的年代。工会没落的真正病因是在它的道德方面，许多工会的领导人已经见钱眼开，在生意场上采用了最粗野的行为，掠夺工会的财产，把它们占为己有。在还没有形成彻底掠夺的行业，典型的有卡车司机、面包店、纺织和洗衣店工会，由于权力腐败，工会领导人对待普通工会成员的傲慢和专横令人震惊。这种权力的恶劣表现已使其脱离了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即使不是出于同情，20年来却也一直容忍了工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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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运动的未来都依赖于领袖的人格、传统的力量（推动力量）、锐利的目标（激发力量）和社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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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劳工运动的基本激进传统已经消失殆尽，而在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或左派运动分子中——如杜宾斯基、朴图夫斯基、李尔夫、克伦、奎尔和鲁瑟（Dubinsky，Potofsky，Rieve，Curran，Quill，and Reuther）——只有鲁瑟还有干劲和期望，想扩大工人的奋斗目标。今天工会的头头们都没有干劲去开展政治活动或者期望成为政治领袖。在中层领导中，他们大都在州或市里而不是在国家级舞台上表现自己，许多较年轻的领导人用尽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这有可能使这些人在民主党中更加活跃起来，为了使自己得到承认而步入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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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级领导人中，活跃在舞台上的有乔治•米尼（George Meany）、杰米•霍法（Jammy Hoffa）和沃尔特•鲁瑟（Walte Reuther）。米尼作为一名重新联合的劳工运动领袖已经载入史册。霍法虽然雄心勃勃，但是除了把权力置于一个强大的工会之上且对他的政敌表示蔑视以外，他在政治这一行干不了什么。他反对知识分子，对那些主义、观念以及提出它们的人感到不安，因为他在这些方面弄不清楚。他还缺乏政治远见和道德观念。他有时会去鼓动一场原始的阶级斗争，比鲁瑟的言行更为原始。这正反映了他的性格。他宁愿用行动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思想来解决问题。他虽有惊人的干劲和野心，但没有明确的方向。众多助手的努力都被霍法的不耐烦所扼杀。最终制约霍法的是一种对体面地位的渴望，这种渴望被他强横的外表所掩盖。然而，这倒是驯化了他。鲁瑟则不在乎社会地位——那些新闻机构和商业团体的奉承话——，那是其他工人领袖所追求的东西。他有一种使命感（虽然教条主义的刀刃已钝化）和20年以前他得到的自由团体对他的尊重。在50岁的时候（1958年），鲁瑟仍有远大的目标。他在工人同胞中并不很受欢迎，因为他使他们感到不自在，他却不会放松管束。他的缺点不多，精力充沛。就像面对牧师的耶稣教徒，在榜样面前很自然地忏悔他们道德上的过错。眼前没有其他的人物可以引导他们。鲁瑟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他使用的技巧非常实用；他能够把梦想变为现实，他的劳工运动观念也是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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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运动有可能渐渐融入产业低级合作者这个市场职能之中，像建筑业工会就是如此。但依我看来，在今后几年里，美国劳工将试图重新把自己定格为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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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鲁瑟可能起的作用，另一个理由就是，随着政治和谈判越来越纠缠在一起，扩大工人政治权利的必要性意味着工会将必须在民主党中起更加直接的作用。为了加强自己在政党中的地位，工会必须建立起一种自由的联合。如果集体谈判达到一定的限度，那么政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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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进程中，由于大众媒体和群众舆论造成的微妙变化，这更加强了工人联合的这种趋势。这就出现了人们所谓的“象征”集团（佩戴着意识形态标签的集团）与“利益”集团（主要以保护特殊实际利益的集团）的对立。因为在一个大众社会，公众的意见是至高无上的，各种团体都比以往更不得已要使自己获得一种一致的身份，把他们的目标用全民性和共同利益来美化和装饰起来。所谓的民主选举也是如此，因为选举只是用一些象征性措词提出一些问题，例如：农民（The Farmer）应该干什么？（并不担心“农民”是一类人的总称的复杂性）；或者工人（Labor）应该干什么？（不再进一步考虑“工人”这个全称词的意思。）然而，不论是大选的性质还是政府中非正式团体代表的新进程都已成为达成一致身份的具体因素。因此，“商界”接到要求将他们的代表提名到政府顾问委员会中，“工人”接到了同样的要求。政治问题遍及全国范围，“工人”作为一个象征集团，被要求对这些问题明确表明“他的”态度；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学会调解它内部的分歧。例如，要联合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促进会的压力之一就是需要有一批杰出的代言人在各种全国性问题中代表工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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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要素是在商界出现了“对身份的焦虑”，一种对“大工头”威胁及其政治影响的担忧，这种不断上升的担忧产生于工会运动意识形态的枯竭之时，此时它正因工会运动组织机制僵化而陷入困境。由劳工就业权保障法[14]引起的骚动不安，带有情绪化运动的所有特征，而不是企图解决劳动权力问题的全民运动。弗里德里克•梅叶斯（Frederic Meyers）[15]在1958年为合众国基金会就劳动就业权保障法在德州颁布5周年后的效果作了一个调查。该调查表明，该法案毫无效果。工会未受损害，雇主与职员之间的关系依旧，而职员却从因为他们为之奋斗的法律已载入史册中得到情感满足。加利福尼亚、俄亥俄和其他一些州在1958年以适度的热情发起了禁止强行要求工人加入工会的运动，而一些大企业，除了通用电器外，都对此袖手旁观。因为这些企业中的许多雇员操纵着数以百万美元计的产业，他们明显地为对工会的权利的愤怒所激发，即使那种权利已变得很稳固，雇主和职员间的那种关系已经很确定。商界完全有可能认为随着艾森豪威尔和共和党的竞选和改选，工会会罢休或屈服，但工会并没有那样做。许多雇员对鲁瑟这个名字的愤怒的反应（特别是那些从未与他和美国劳工联合会打过交道，但又把他当作新劳工权力象征的人）表明，从国家和政治的标准来看，劳工管理的紧张局面不会再由利益集团的冲突所激起，虽然冲突仍然存在，但只是象征性情绪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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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劳工在以后的10年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动得到发展，那么新工联主义的政治和思想内容将是什么呢？这很难说。“左”的思想在近几年已经完全消除；国有化的观点又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们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劳工主义”加强版的再现，即比以前更加强烈地坚持想要得到好处，比如更好的住房、更多的学校、更充分的医疗保健、在工厂里更加“人道的”工作气氛的形成，等等。这些条件在一般情况下从性质上讲都是普通的，但是一个人想要拥有这一切却需要很大的能耐。所以问题是：在劳工领导人中间谁可以激发工会领导层和普通工人的想象力呢？沃尔特•鲁瑟以为他能办得到，但是问题是：人们是否愿意给他这样一个机会。[16]在他的同伴中反对他的呼声如此强大，所以如果在乔治•米尼退休后他当工人运动的头儿，那么肯定会使工人们分成两派。为了避免这一点，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促进会很可能会选择一个像阿尔伯特•哈伊森（Albert J.Hayes）这样的中间人物。像约翰•刘易斯那样，沃尔特•鲁瑟可能成为一个更加“落魄的工会领导人”。而就以一个人的人品和形象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而言，我认为这两点都很重要，这的确是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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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乔治•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评论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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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教育学家，实用主义倡导者，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还是美国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家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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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R.康芒斯（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和劳工历史学家，著有《财富的分配》、《制度经济学》、《劳动与管理》、《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社会改革与教会》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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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利格•佩尔曼（1888—1959）：美国经济学家、劳工历史学家，著有《美国工会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演讲录》、《劳工运动理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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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政府支持工会组织的作用的最简洁概括可以在由阿奇比尔德•考克斯和约翰•T.邓洛普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两篇文章：“由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制定的集体谈判规则”（载于《哈佛法律评论•63》，1950年，第389页）和“集体谈判的责任”（载于《哈佛法律评论•63》，1950年，第1079页）。关于美国劳动法的更详细讨论，请参阅《从瓦格纳条款到塔夫特—哈特利法》（芝加哥，1950年）。关于历史风气的评论，请参阅由杜贝尔和荣格编的《劳动和政策》（迈迪森，1957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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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然，关于劳工运动的标准历史是由约翰•R.康芒斯和他的助手们在《美国劳工史》中提出的那些历史。这些著作主要从美国劳工联合会观点来编撰。他们把工作意识看做美国劳工运动的“自然”表现。在由诺曼•华勒编撰的两卷在今天已经被人遗忘的著作《1840—1860年的产业工人》和《美国劳工运动•1860—1895年》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个不同的观点。当美国劳工联合会处于低谷的时候，在20世纪20年代，当华勒写作时他对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功表示怀疑。与康芒斯的主要弟子施利格•佩尔曼相比，华勒更喜欢称它为劳工贵族。华勒著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对工业化及其工会化后果的重视，在康芒斯的著作中缺乏那种重视。——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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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萨缪尔•冈珀斯（1850—1924）：生于英国的美国工会领袖，美国劳工史上的关键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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