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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市场的最巧妙形式存在于建筑业中。工会的权力在于它是作业承包人，即它是资方招募劳工的中介机构。很少有招标承包的大型建筑工程（水坝、发电站、道路、工厂、核电安装等）的公司能维持常备劳动力。它们也不了解当地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工会，它们获得了有经验的和有熟练技术的工人。甚至连小型房屋建造者们也请工会来稳定地提供劳动力。在每次竞争房屋承包时，承包人必须支付的工资是要素之一。仅仅在北卡罗来纳州，就有12000家建筑公司投标各种房屋建筑工程。工会不可能与每一位承包人谈判，所以就组建一个雇主协会，用在某一时期内固定工资等级的办法来稳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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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建筑业工会和承包商已敏感地认识到靠双方合作所能取得的垄断利益。因而，对于许多当地的项目，圈外的承包商因工会拒绝提供劳工而被排斥在外，即使他们招标成功，也会遭受罢工或者怠工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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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煤炭业来说，工会往往能决定公司的命运和行业的未来。由于燃料竞争，如天然气和石油，对煤炭的需求在过去10年里已缩小了三分之一。约翰•刘易斯和工会面临着一个选择。他们要么想办法限制产量，强迫行业中的公司去分摊日趋缩小的市场，以此来挽救濒临倒闭的公司；要么任由这些濒临倒闭的公司破产倒闭。在1952年的决定性煤炭协议中，南部煤炭生产者，大多数为小矿业主承诺，如果刘易斯下令整个行业实行三日工作制，他们就满足工会的一切要求。那些大型机械化矿主因不能充分利用设备而提高了间接成本，便反对这个倡议。刘易斯推翻了原先的方针，选择了符合大型机械化矿业主追求产量愿望的决定。此决定意味着在本行业中要支付更高的工资而同时又存在永久的失业。工会只能接受这项决定，因为老龄化的劳动力可以自然淘汰。其他工会无法如此容易地解决此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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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工会，在一种特定的市场环境中运行，必然会成为“它的”行业的一个联盟。人们还未充分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在劳动合同进程中，工会成了“管理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正如赖特•米尔斯指出的那样，他成了一个“不满情绪的处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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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桌上面对一群敢作敢为的工会领袖们，作为经理很难认识到工会对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所能想到的只是，由于这个工会，他失去了一些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事实：他不能随意解雇工人，只能按资历提升，不能调换先来者的职务等。这些都属于工会行使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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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会在接管这些权力的同时也接管了一些要求特别优先权的棘手的职能。在运行过程中，工会不仅缓和着管理中的许多政治难题，而且还成了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缓冲剂。工会，特别是工厂的基层工会，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个利益集团的网络，这个网络能接触到各工厂的最底层工会组织和小组。各种利益之间往往互相冲突：熟练工与非熟练工、计件工与计时工、夜班工与日班工、老年工人与青年工人，等等。在系统地提出要求时，工会不得不抉择：为了保持技能的级差，工资该全面提薪（每人平均）还是按比例提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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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事实是，工会接管了管理层无法做到的监管工人的任务。最显著的是在工人未经工会许可进行罢工期间，当工人拒绝答理管理方时，工会领袖就会借谈判的理由，强制实施合同，迫使工人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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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抚不满情绪无论在罢工期间还是在政党工作情况下都是一件棘手的事。工人被解雇时，生计就成了当务之急。所以，一个令人头疼的事便随之产生：为了维护公司的竞争力，工人的工资被削减、工作时间增加、工作量加大，而工人只是为了保全工作才愿意接受这一切。实际上，他们破坏了工会一直设法在行业中实行的一贯模式。“我的公司第一”的问题已烦扰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政府是否会设法保持始终如一的标准，如果是这样，不是把快要倒闭的公司逼向绝境吗？或者，是否该减少工人工资和降低标准来保护就业？近几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选择了保护就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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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的公司第一”极为相似的是各个工会“我的行业第一”的态度。因此，利益冲突上升为全国性的。汽车司机反对政府支持铁路。煤炭工会要求提高关税来抵御国外石油产品，并联合铁路工会，因为铁路很大一块收入依靠煤炭运输。航空业的机器制造者希望有制造更多飞机的计划，而建造船舰的锅炉制造者却希望扩大海军。一般说来，工会通常在行业中进行联合促销活动来刺激需求和保证就业。这里有许多例子，它们均由工会发起（如货车运输业、玻璃业等），由于比起单个的公司，它们更有力量，更具有市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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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场联合主义的逻辑实际上导致了工会与公司之间、工会与行业之间的一种受限制的、不稳定的合作关系；所谓不稳定，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老板们仍愿意独立行使权力，虽然有更多精干的老板懂得为保护其利益而与工会联合的重要性；这种不稳定还来自于劳动者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依然有着把资方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的历史倾向。这种倾向是从把劳动者当作“劣势者”的意识形态中派生出来的。尤其是，它在新政初期受到鼓励，又得到政治联盟的支持，以致劳动者的组织活动有了法律的保护。这些政治联盟必然导致集团或阶级冲突领域变得更加广泛：税收政策、住房补贴、医疗保险及全方位的福利措施，这意味着多少有点一致的自由政治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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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与市场联合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像初看起来那样，它不是政治和集体谈判的工联主义之间的区别。在当今社会，后者的区分已不再存在。所有的工会都是不情愿地被迫介入政治的。问题是要搞哪一种政治。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愿意仅仅成为市场联合主义的一个政治手段来保护其团体成员的利益吗？或者，它愿意成为真正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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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劳工过去的生活中可以找到答案的线索。在19世纪，存在着四股主要势力：友善主义、合作、政治行动和集体谈判。[6]当人们轻轻松松地提出“集体谈判是美国工联主义的独特形式”的说法时，几乎花费了半个世纪的争论和实验，才使其定格。美国劳工总是不太情愿接受工资制度。他们的早期组织者通过自由土地、通过货币改革寻求逃避，但是生产者合作社产生了。工业的巨大力量和政治制度的开放，使得许多个体感到应该运用政治行动而不是经济上的谈判来改善条件，这是更容易达到的途径。缩短工作时间的重大运动，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完全属于一个政治运动。但是，社会主义者不愿意更改目标，冈珀斯（Gompers）[7]坚持解散在市场上可以发挥协调作用的工会组织，促使美国劳工发挥谈判的作用。但同时总是给人有点像社会运动的感觉。如果我们把社会运动和市场联合主义的区别运用于过去，我们就能得到以下几个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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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1860—1880年，美国劳工运动基本上是社会运动。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是最主要的。他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活动性，努力创立工人政党。工会建立起生产者之间的合作并支持许多改革方案。然而，组织的范围却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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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1880—1920年，两种趋势形成冲突：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了市场联合主义的狭隘思想，而社会主义者、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和其他工团主义团体企图发动激进的劳工运动。结果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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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1933—1940年（1920年以后为停滞阶段），工人们又扮演起社会运动的角色。涌现出来的产业促进会，面对工业联合会的进攻，倾向于采用意识形态色彩。知识分子的介入，特别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介入，增加了这种激进政治的性质。联邦政府的支持使工人们意识到政治运动的必要性。此时，约翰•刘易斯，一位精明能干的劳工领袖，认识到结成一个新的政治团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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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1940—1955年，工人们失去对意识形态的兴趣，代之以关注市场联合主义。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由战争产生的国家团结意识；第二，大工业工会对工联主义的认可，首先是因为连续生产的需要，其次是因为意识到工会不能直接解散成为现实；第三，需要新成立的工会在工厂巩固代表劳方集体进行劳资谈判的地位；第四，因为从1947年起，工会开始攻击共产主义者并最后消除了他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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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未来将会怎么样呢？未来的何去何从是摆在美国工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因为工会运动现在已经陷入了绝境。困难的根源深植于美国的目前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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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会会员已经达到上限。在过去的7年中美国工会的发展停滞不前。实际上，工人劳动力中加入工会的比例有所下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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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约有1600万工人（另加85万加拿大分支机构会员）属于美国工会，而在25年以前只有200万人。用6500万工人的劳动力来计算，略低于25%，更确切地说，单以工薪人员的比例来看（例如不包括农民、个体经营户和小商人），工会已组织了社会上30%的受雇人员。然而，这部分被组织起来的30%员工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他们已挖尽了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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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区分白领与蓝领，那么很可能有75%蓝领工人——工厂工人、矿工、铁路工人、建筑工人——属于工会。在煤矿和金属矿、铁路和建筑及公共事业公司中，工会已经组织起80%—90%的蓝领工人。在基础制造业中——汽车、飞机、钢铁、橡胶、船舶、玻璃、造纸、电器、运输设备——大约80%的产业工人被组织了起来。剩余的未被组织起来的只是小部分。例如，据美国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的调查表明，在工会管辖范围内的95%未被组织的工厂工人都少于50人。这些工厂很难被组织起来。一个小工厂内部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大工厂：老板的身份更为明显；老板施压更容易；工会深入这些工厂并为之服务的费用非常之高，很不“经济”。因为工会，作为经营组织，也存在着费用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未参加工会的行业是石油、化工和纺织业。在石油和化工行业里工资极高，因为劳工费用只占总费用的一小部分，工人们有独立工会组织。在纺织行业，老式家长式的和南部作坊村的形式足以抵制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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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其他行业如何呢？在贸易和服务行业大约雇用了1500万工人，工会只有很小的立足点，比如在饭店、旅馆和洗衣房，但通常只在大城市市中心，其他工会能帮助组织一下。这些单位大多很小，因此组织起来有困难。随着分配领域的不断扩大，普通工会，如梯姆斯特[9]无可回避地发展起来了。梯姆斯特组织方法通常是组织起雇主协会并将工人一揽子吸收进工会。但这种发展会被产业劳动力的减少所抵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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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领和办公室职员（银行、房地产、保险和其他大公司中的管理人员）阶层中，工会显然是失败的。在那些蓝领工人被组织起来的工厂里，公司往往立马准予给管理职员们增加工资，这样，后者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去参加工会。在保险公司，通常白领雇员流动性非常大。这些工作由从学校里直接招聘来的女孩子担任，她们五六年后都会结婚辞职，所以都不愿意加入工会。在美国的白领工人，因为地位的原因，通常害怕与脏兮兮的蓝领工人打成一片。在欧洲和亚洲等国家里，教师和文职人员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在美国，这些团体也企图强调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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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会已达到集体谈判的极限。这句话令人大吃一惊，但这是重组美国工人运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集体谈判极限”（limits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这个词只想说明，工会逐渐意识到，随着国民生产率的提高，他们能够得到的工资和福利也相应地提高。这种说法对欧洲的工会来说是老生常谈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贸易地位非常之敏感，但对美国工会来说却是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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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生产力这个观念也是最近时候才听说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有所偏颇的原因之一。马克思认为财富是通过“剥削”得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财富，无论是私人财产还是国家财富，只能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获得）。美国劳工历史上的转折点，我认为是随着年生产力和工资提高的观念而来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观念，即工人有权每年提高工资，其变化应高于和超过生活费用的变化。有人也许会争辩说，那要看生产力到底提高多少——是2%、3%，还是4%；这些是统计问题。反正工人每年的生活水平都将提高——就拿汽车工人来说，大约3%（如果是增长3%，那么生活标准在25年多的时间里将翻倍）。奇怪的是，主张生产力工资增长观点的并不是工会改革，而是一个企业的改革思想，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创新。这个公司提供以每年增长工资换取5年合同作为回报的方式来确保工人不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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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多数的美国基础制造业都持有生产性工资增长的观点。这样，在经济上构成了一个强烈的需求因素，从而阻止了商业循环的下降趋势。但是工资的上升适应于经济效益最好的部门，而那些效益差的公司，或者由于性质所决定的无法提高生产力的行业（理发师、侍者等），不得不努力赶上这种增长趋势。这在经济中导致了严重通货膨胀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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