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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手表的上帝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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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企业的确立必须服从三条特殊的技术逻辑：规模逻辑、“公制”时间逻辑和科层逻辑。作为工程合理性的产物，每一项逻辑都给工人施加了一系列限制，工人被迫天天与之作斗争。这些情况决定着工人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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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5点的人，早晨起床时间要远远早于8点。在马马虎虎地梳洗完毕和匆匆吃了早饭之后，他便急匆匆地驾车或坐计程车、公共汽车或地铁去上班；通常，他不得不在路上花去一小时或更多时间。（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6]曾经指出的那样，似乎存在着这样一条规律，交通条件的改善并没有节省交通的时间，而只是扩张了人们不得不穿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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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是现代工作的最明显事实，但很少有作者关心过它，或关心过其潜在的假定：广大劳动群众应该集中于共同的工作场所。工程师认为，集中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在一家工厂里，可以把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车间和装配线集中起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像维罗兰•伦（Willow Run）这样的巨型企业，现在通用汽车也采取了这样的经营策略，在堪萨斯州维希达的波音公司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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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模效率的信任是以最初被应用的能量类型为条件的——通过利用蒸汽而获得有限的动力。由于蒸汽会迅速消散，工程师试图根据相同原理尽量把许多生产车间集中起来，或者通过各种管道，在一定气压范围里尽量不让它由于过度凝聚而流失掉。这些考虑还导致了工人在工作布置上的班组化，因为机器必须以直线轴系的方式布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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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和电动机的引入使工厂设备的引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并且在工厂内部，人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更新的工作流程设计避开了陈旧而古老的工厂直线轴系布置。不过，工厂的外在规模仍然没有受到挑战。为什么呢？部分地，这是因为工程师只考虑技术学意义上的效率；他之所以这样子做是因为一个主要成本——工人的走动时间——被忽视掉了。问题在于：大量劳动者是否应该被带到一个共同的工作场所？哪一种运输更廉价，譬如，是工人每天两次，还是原材料和机器每周两次？正如派斯维尔•戈德曼（Percival Goodman）[7]和保罗•戈德曼（Paul Goodman）[8]兄弟在其著作《社区》（Communitias）中指出的那样：“当它等着被运输的时候，一块原材料的寿命是被人忽略不计的；就像沙丁鱼一样，一块铁皮可以任人挤压。”戈德曼兄弟指的是“零碎”产品的生产而不是已配置好了的各个部件。假如工厂坐落在距离工人居住不远的地方，那么工人就不必跑远路了；已加工过的材料可以被带到几个地方去投入生产。然后，这些部件可以被集中到一起装配。不过，很少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很少有工厂直接为工人支付交通费用。单单根据市场成本来计算不会迫使企业去考虑像用于往返于工作途中的时间之类的因素，或者去考虑工厂周围的道路和其他交通成本。这些成本由员工或作为赋税整体的社会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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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返工作过程中，工人受到时间的约束。时间主宰着工作的经济效率、工作节奏和运行速度。（在询问格利弗关于手表作用的一些情况之后，小人国的人渐渐相信它就是格利弗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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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温斯特•泰勒（Frederick W.Taylor）[9]是现代工作的预言家之一。他的秒表是他的圣经。如果说有一种社会剧变可以归功于人的话，那么作为一种生活模式的效率逻辑应该归功于泰勒。由于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我们把关于劳动分工的古老思辨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我们进入了对时间自身进行分工的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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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生于1856年，与弗洛伊德同年。传记作家罗杰•伯林盖姆（Roger Burlingame）写道：作为一个男孩儿和男子，泰勒把他的世界划分成极其细微的部分。在玩棒球时，他总想一下子就把玩伴打败。每当散步时，他考虑着他的脚步，以便了解什么是最有效的步伐。尽管他从不抽烟、喝酒、喝咖啡、喝茶，但是由于过分紧张和敏感，他是自己难以入眠和噩梦般生活的牺牲品；由于担心平躺下来会压着背部，他只有当笔直地靠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时方能安然入睡。他无法忍受看到一个闲置的车床或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他后来逐渐相信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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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把这种强制品格注入一个文明之中。在他最初工作过的一家商店里，一位机械师借助于“拇指规则”（rule of thumb）来进行工作。机器速度、工具选择、工作方法取决于幻想或预感。泰勒千方百计地想要证明，继承于手工时代的慢条斯理的工作节奏应该被化整为零的时间的高级合理性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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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表本身不是什么新玩意。在泰勒之前，工作已经被时段化，但它只对整个工作而言才如此。泰勒所做的工作是，把每个工作都细分为基本操作，计算出每个操作的时间。从本质上说，这是科学管理的全部：对工作进行系统分析并把它分解为最细小的机械要素，再对这些要素进行重新安排，使之获得最有效的结合。在1895年，泰勒给美国工程师举办了最早的讲座（在那一年，人们也许会嘲讽性地注意到，弗洛伊德和布鲁尔［Breuer］出版了精神分析的“划时代”著作《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但是在1899年，由于他教会一位名叫斯密特的荷兰人一天能够铲47吨而不是12.5吨生铁，于是泰勒名声大噪。那个人的每一个工作细节都被具体化了：铲子的尺寸，生铁的堆放、铲子的重量、走动的距离、挥动铲子的弧度，以及斯密特应该休息的时间间隔和次数。通过系统地变换每一个因素，泰勒获得了一个最优负荷量。通过精确计算，他获得了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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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泰勒也知道，这种机械控制将对人产生什么影响，或者反过来，什么类型的人适合做这种严格的工作。他写道：“作为一项常规职业，对那个适合于去铲生铁的人提出的最基本要求之一是，他迟钝和镇定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更像是一头公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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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主义的逻辑是一目了然的：每个人的工作都应该根据工作自身来衡量：在操作过程中必须确立起这样一种时间：它必须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客观的“标准时间”。因此，酬金只能根据被完成的工作量以及所花费的时间来计算。在现代经济里，时间的差异是如此重要（如本雅明•富兰克林——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新教徒的原型——曾经说过：“时间就是金钱”），以至于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公司是以6分钟为单位同其工人签订工作时间协议的。（为了便于计算报酬，通用公司把一个小时划分为10个6分钟的时间单位，除了3个小时的“预付费”以外，工人根据他的工作时间为6分钟的倍数来支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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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主义的意义在于，他试图制订出一种社会物理学。泰勒认为，一旦工作得到了科学的格式化，就不会存在一个人该不该努力工作以及他该得到多少劳动报酬的争论。他曾经说过：“就像我们有理由就太阳的起落时间和地点达成协议。”在世纪之交，由于管理阶层目睹了“自然法权”这个用来作借口的老式秘诀的消亡，管理科学自身为它的道德权威提供了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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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勒分析工作和时间关系的同时，另一位工程师弗朗克•加尔布雷思（Frank Gilbreth，1868—1924）采取了一个更加极端的步骤：他把人的运动同人分离开来，把它变成了一个抽象想象物。不仅机器的工作方式可以被分解为各个要素，而且人的运动也可以“被功利化”，手脚的自然运动可以被设定为操作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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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布雷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当代声誉源于有关其大家族之极有组织的家政管理的一个影视故事）分离了8种基本动力学单位或运动样式，例如，抵达、移动、掌握。他把它们通称为“萨尔布利”（therbligs，或许是加尔布雷思的拼写错误），并且，从其对萨尔布利结合的分析中，加尔布雷思提出了“运动经济”（motion economy）原理。例如，除了休息期间，在同一个瞬间两只手都不应该闲着；双臂运动应该在相反而又对称的方向上进行，等等。对违反规则的处罚是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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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无情的合理化逻辑方面，还存在着一个更加极端的步骤。在泰勒系统化工厂操作和加尔布雷思努力减少多余动作的同时，查尔斯•贝陶（Charles Bedeaux）[11]正千方百计地把这两者合并为关于人力的一个单位尺度，并令人惊讶地称它为“B”型人。B型人将对“力”作出反应。“力”是机械物理单位。因此，根据定义，“B型人工作瞬间的片段加上休息瞬间的片段，其两个片段之间的比例随着工作强度的性质而总是发生着变化”。通过运用仔细的计算，贝陶设计出了一个复杂的但从数学上讲是简明的工资支付系统。这个系统不仅考虑到了被完成的工作，而且考虑到了在不同操作过程中非工作的或休息时的可变因素，并相应的增加或减少工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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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工作片段化把工人原子化了，但也产生了工作上的依赖性和科层关系，马克思称劳动分工带来的依赖性和科层关系为“铁的比例法则”（the iron law of proportionality）。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在不同的劳动过程中要求确立起来的在不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技术的复杂性。马克思引用过印刷业的一个例子：一个铸工每小时能够铸2000个活字，一个打碎工每小时能够分离出4000个活字，而一个打磨工在同样时间能够磨出8000个活字。因此，为了不让1名打磨工闲置下来，工厂就必须配置2名打碎工和4名铸工。因此，7个人构成了一个班组。在许多其他操作中，尤其在流水线中，相似的比率确立了起来，工人成员的多少取决于比率的多重性。但是这些依赖关系假定了协同性，协同性又假定了科层的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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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层的逻辑，由现代工业产生的逻辑的第三个方面，不仅是不断增长的管理——那种管理为每个复杂企业所必需——的社会学事实，而且是一个专门的技术法则。例如，在简单的劳动分工中，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自己的工作条件，即控制着自己的工作状态、对机器的维护和修理、获得自己的原材料，等等。但是在复杂的劳动分工条件下，这些任务超越了他的控制，他必须依赖管理去了解它们得到良好的完成。这种依赖性扩张到整个生产过程中。结果，现代工业不得不设计出一个组织和指导生产的全新管理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尽可能让脑力劳动脱离业务；每一事务都以企划部门为中心。在这个新科层中产生了一个人物，他既不为手工业者所了解，也不为初创时期的工业所了解。他就是技术雇员。由于他的缘故，各种职能的分离才得以完成。处于底层的工人只关注细节，他无须对正在生产的产品作出任何决定或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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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时间和科层的三个逻辑在工业技术伟大成就即装配线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冗长的平行装配线需要有宽敞的非露天空间；对工作的精工处理要求有一系列在机械上同步而特定的运作方式；协作程度产生了新的技术科层和社会科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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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和钟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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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勒去世以后的40年里，对米科密克王国不可思议的和谐性研究得到了强化。由约翰•斯密上尉提出来的清教徒律令“不劳动者不得食”变成了如下工程学律令：达不到“标准日”（fair day）工作者得不到“标准工资”（fair pay）。在今天，通观美国工业，数以百万计人的生活都服从于各种生产标准，尽管绝大多数工程师和经理觉得那些标准就像“作休时间和场所”还没有得到公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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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逻辑是如何转变成为规则的呢？具体说来，确立“标准日工作”是什么意思呢？它对工人提出了什么要求？在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工业协会促进会钢铁工人之间达成的基本工资合约可以被看做一个例子。这个合约第一次在1946年5月8日签订。它把“标准日工作”定义为“一个合格的雇员在以正常劳动速度中所能够生产的工作量……正常劳动速度是指一个人在不背负什物的情况下在平地上每小时行走三英里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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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个外显的定义变成了规定在各种工作中劳动强度的一个“基本标准”或基本尺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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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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