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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泰勒也知道，这种机械控制将对人产生什么影响，或者反过来，什么类型的人适合做这种严格的工作。他写道：“作为一项常规职业，对那个适合于去铲生铁的人提出的最基本要求之一是，他迟钝和镇定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更像是一头公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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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主义的逻辑是一目了然的：每个人的工作都应该根据工作自身来衡量：在操作过程中必须确立起这样一种时间：它必须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客观的“标准时间”。因此，酬金只能根据被完成的工作量以及所花费的时间来计算。在现代经济里，时间的差异是如此重要（如本雅明•富兰克林——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新教徒的原型——曾经说过：“时间就是金钱”），以至于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公司是以6分钟为单位同其工人签订工作时间协议的。（为了便于计算报酬，通用公司把一个小时划分为10个6分钟的时间单位，除了3个小时的“预付费”以外，工人根据他的工作时间为6分钟的倍数来支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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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主义的意义在于，他试图制订出一种社会物理学。泰勒认为，一旦工作得到了科学的格式化，就不会存在一个人该不该努力工作以及他该得到多少劳动报酬的争论。他曾经说过：“就像我们有理由就太阳的起落时间和地点达成协议。”在世纪之交，由于管理阶层目睹了“自然法权”这个用来作借口的老式秘诀的消亡，管理科学自身为它的道德权威提供了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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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勒分析工作和时间关系的同时，另一位工程师弗朗克•加尔布雷思（Frank Gilbreth，1868—1924）采取了一个更加极端的步骤：他把人的运动同人分离开来，把它变成了一个抽象想象物。不仅机器的工作方式可以被分解为各个要素，而且人的运动也可以“被功利化”，手脚的自然运动可以被设定为操作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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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布雷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当代声誉源于有关其大家族之极有组织的家政管理的一个影视故事）分离了8种基本动力学单位或运动样式，例如，抵达、移动、掌握。他把它们通称为“萨尔布利”（therbligs，或许是加尔布雷思的拼写错误），并且，从其对萨尔布利结合的分析中，加尔布雷思提出了“运动经济”（motion economy）原理。例如，除了休息期间，在同一个瞬间两只手都不应该闲着；双臂运动应该在相反而又对称的方向上进行，等等。对违反规则的处罚是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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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无情的合理化逻辑方面，还存在着一个更加极端的步骤。在泰勒系统化工厂操作和加尔布雷思努力减少多余动作的同时，查尔斯•贝陶（Charles Bedeaux）[11]正千方百计地把这两者合并为关于人力的一个单位尺度，并令人惊讶地称它为“B”型人。B型人将对“力”作出反应。“力”是机械物理单位。因此，根据定义，“B型人工作瞬间的片段加上休息瞬间的片段，其两个片段之间的比例随着工作强度的性质而总是发生着变化”。通过运用仔细的计算，贝陶设计出了一个复杂的但从数学上讲是简明的工资支付系统。这个系统不仅考虑到了被完成的工作，而且考虑到了在不同操作过程中非工作的或休息时的可变因素，并相应的增加或减少工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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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工作片段化把工人原子化了，但也产生了工作上的依赖性和科层关系，马克思称劳动分工带来的依赖性和科层关系为“铁的比例法则”（the iron law of proportionality）。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在不同的劳动过程中要求确立起来的在不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技术的复杂性。马克思引用过印刷业的一个例子：一个铸工每小时能够铸2000个活字，一个打碎工每小时能够分离出4000个活字，而一个打磨工在同样时间能够磨出8000个活字。因此，为了不让1名打磨工闲置下来，工厂就必须配置2名打碎工和4名铸工。因此，7个人构成了一个班组。在许多其他操作中，尤其在流水线中，相似的比率确立了起来，工人成员的多少取决于比率的多重性。但是这些依赖关系假定了协同性，协同性又假定了科层的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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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层的逻辑，由现代工业产生的逻辑的第三个方面，不仅是不断增长的管理——那种管理为每个复杂企业所必需——的社会学事实，而且是一个专门的技术法则。例如，在简单的劳动分工中，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自己的工作条件，即控制着自己的工作状态、对机器的维护和修理、获得自己的原材料，等等。但是在复杂的劳动分工条件下，这些任务超越了他的控制，他必须依赖管理去了解它们得到良好的完成。这种依赖性扩张到整个生产过程中。结果，现代工业不得不设计出一个组织和指导生产的全新管理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尽可能让脑力劳动脱离业务；每一事务都以企划部门为中心。在这个新科层中产生了一个人物，他既不为手工业者所了解，也不为初创时期的工业所了解。他就是技术雇员。由于他的缘故，各种职能的分离才得以完成。处于底层的工人只关注细节，他无须对正在生产的产品作出任何决定或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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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时间和科层的三个逻辑在工业技术伟大成就即装配线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冗长的平行装配线需要有宽敞的非露天空间；对工作的精工处理要求有一系列在机械上同步而特定的运作方式；协作程度产生了新的技术科层和社会科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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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和钟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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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勒去世以后的40年里，对米科密克王国不可思议的和谐性研究得到了强化。由约翰•斯密上尉提出来的清教徒律令“不劳动者不得食”变成了如下工程学律令：达不到“标准日”（fair day）工作者得不到“标准工资”（fair pay）。在今天，通观美国工业，数以百万计人的生活都服从于各种生产标准，尽管绝大多数工程师和经理觉得那些标准就像“作休时间和场所”还没有得到公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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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逻辑是如何转变成为规则的呢？具体说来，确立“标准日工作”是什么意思呢？它对工人提出了什么要求？在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工业协会促进会钢铁工人之间达成的基本工资合约可以被看做一个例子。这个合约第一次在1946年5月8日签订。它把“标准日工作”定义为“一个合格的雇员在以正常劳动速度中所能够生产的工作量……正常劳动速度是指一个人在不背负什物的情况下在平地上每小时行走三英里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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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个外显的定义变成了规定在各种工作中劳动强度的一个“基本标准”或基本尺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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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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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河沙；水分约5.5%；重量每立方米100—11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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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有把原料置于足够高度的设备；32号铲；2号火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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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条件：在室内；平整的水泥地；所有其他的常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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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把沙子从输送管铲入箱子里——平均每铲重为15磅；每分钟12.5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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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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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3/4×14规格的产品；每只纸箱重1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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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每次能盛3磅的金属勺子、台秤；组装好的一面开口用于包装的纸箱；金属面的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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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条件：室内；坐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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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每分钟包装5.9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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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在1947年得到完成的美国钢铁公司工资合理化计划的过程中，对于在152种代表性分类内1150个基本工作的描述是以相似的精确性作出的。总共有75000名工人受到精细标准规范，公司激励企划就建立在这些精细标准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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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美国工业，人们会发现五花八门的绩效比率体系（有的以影视形式展示）、关于特定工作的大量“标准资料”，以及其他客观、综合、可简单施行的工作测量。在由前美国空军部长哈罗德•塔波特（Harold Talbott）的搭档保罗•穆利冈（Paul Mulligan）设计的书记员时间和运动研究体系中，所有操作活动都被画在一份“流程图”上，这是一份关于各种办公程序的图表。这份图表迅速地揭示了任何重复、迂回和不必要的步骤。从其大部头的参考指南《办公标准时间数据手册》（The Manual of Standard Time Data for the Office）出发，穆利冈填写了对被研究部门进行各种熟练机械操作所需的标准时间。借助于慢镜头，效率专家可以估算出一位营业书记员是否以预期速度在工作。她在操作过程中的每一个动作都被记录下来，随后得到分析和目测。借助于电子表，不断缩短她的操作时间。每个动作都以一小时的十进制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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