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4989
1702244990
也许，在合理化过程中，最极端的做法是，美国铝业公司为了科学地确立工资差别而在前不久实施的确定工作技能优劣的数学公式。这个计划涵盖56000个工作，耗资500000美元，历时3年半才得以完成，其最后等式有3页长，涉及59个不同变量；它全部运算一次需要花35个小时，耗资10000美元。[14]
1702244991
1702244992
如阿尔卡（Alcoa）谦逊地说过的那样：这个等式完全是一个“合理而没有争议地解决日常工资问题的数学工具”。
1702244993
1702244994
就像神学家寻求把所有思想包容进去的完美形而上学体系一样，工程师迫不及待地想要超越工作的简单细分，从看门人每一个正确的扫地姿势到打字员每一个有节奏的击键动作，他们现在达到了把所有时间和动作全都包容进来的一个单一综合体系。在每一种情况下，其矛头都指向不可还原的原子，这个原子核单位以分子方式可以被重新结合成几乎所有的变体，不过它只在一份表格的两个维度上穿行。假如这些基本单位可以被孤立起来，那么对特定工作的时间研究将变得陈旧不堪，人们所必需的一切将是合并于诸要素的“时段性图表”，以便了解任何一个分子操作将如何得到估算。从制定一份称作“方法与时间测量表”（M-T-M）的体系表格的最为雄心勃勃的尝试中，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言外之意。前威斯丁豪斯的工程师迈纳、谢瓦布和斯迪迈顿设计了M-T-M。它是运用事先设定的尺度对每一个动作的时间值来测算各种确定工作动作（例如，抵达、搬运、转身、掌握、位置、闲着）的一个精确算法。运用这个算法，针对工业领域里每一工作的标准操作时间就可以被确立起来。
1702244995
1702244996
在工程师看来，工人不愿意接受“标准日工作”规定只是表明他的不合理意向的顽固性。一些经理也搞不清楚工人坚决限制产量从而限制自己收入的原因。不过，对工作的反叛随处可见，反叛的形式多种多样。偶尔，人们还能听到一些书面辩驳，那些辩驳要么来自对工厂有所了解的小说家，要么来自对其经验作出描述的工厂工人。
1702244997
1702244998
一位名叫克莱顿•方丹（Clayton Fountain）的工会组织者回忆道：“这架机器每小时能产出800只鞋子，为了生产，一个熟练的操作工必须不停地走动，这要求他全力以赴，除了老操作工能做到这一点以外，对一个新手来说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要想掌握它，你实际上必须学会双手并用。由于机器是按时运转的，你就不可能让一只手工作而另一手却闲着。”
1702244999
1702245000
一位名叫卡斯弥尔•凡特斯基（Casmir Pantowski）的芝加哥工人说道：“你会这样想，要是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自动化，那么你在工作时将会有自己的许多想法。但是你必须留心你正在做的工作。因此，即使是‘做白日梦’也是很危险的。在我的班组里就有六个人失去了他们的手指头。”
1702245001
1702245002
充分休息并不让人感到轻松。年轻作家爱德华•华尔（Edward Wahl）写道：“在几个月之后……定期休假和你对它的依赖变成了消磨时间的手段，终于休假不再是工作的目的。你在星期三调休……意味着你在那一天有6个小时可以休息，并在那个星期的其余几天时间里有22个小时可以用来休息。但是你真正得到休息的并不是40个小时里的一半时间，而只是星期三的四分之一时间。”
1702245003
1702245004
但是绝大多数工人都不会那样去考虑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已说明了问题。即使在上班时，他也会表现出对劳动思想的不断规避，表现出以休假的赏心悦目取代劳作的艰辛困顿之类心不在焉的幻想。不过，某些更苛刻方面也得到了表现。这些采取的是争分夺秒的疯狂竞赛形式，以改变死气沉沉单调乏味的工作节奏——抵制生产标准的无声战争。这些形式在反对“提高生产率”——即，为完成一件工作所必需的时间的变化——的未经官方许可的罢工的暴动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表现。
1702245005
1702245006
如果说“铺张浪费”是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标记，那么“夸耀的悠闲”是疲惫的工人阶级的针锋相对姿态。在许多工厂里，如社会学家唐纳•罗伊（Donald Roy）描述的那样，工人们进行了谁早完工谁就早休息的竞赛。工人喜欢做计件工，以便在完成自己的份额之后可以在当天多休息些时间。当日班的计件工作或按小时付酬的工作往往比按工作日付酬更受欢迎。如果上当日班的话，劳动者只是在午餐时有点儿休息时间。如果做计件工作的话，通过争分夺秒，工人可以分段计时：工人于是有了逐个小时完成工作的指标，并根据当天工作完成情况来确定他在工作中的地位。通过早早完成任务，工人战胜了可恶的时间研究者；并且，做起来越是得心应手，他们感到得到的胜利也越多。通过早早完成任务，一个人也可以在工头面前炫耀他的自由。社会学家罗伊写道：“在完成当日工作之后，工人的无所事事违反了一种传统的工作观念，即即使是无事可干也要装作很忙的样子。所以提前4—5个小时完成工作的工人对没有达到预定指标的其他工人产生了很大压力。”
1702245007
1702245008
但甚至是这些“早完工早休息”的竞赛也存在着诸多明显的局限性。有时，对工作带有某些间隙性限制。一个鲜明的例子是1949年7月在列佛•罗格的同步检测，人们对福特的装配线效率表示了愤慨。由于在危急情况下，一个人往往会暴露出紧张，列佛•罗格事件很值得做某些仔细探讨。
1702245009
1702245010
人们就如下得到承认的事实展开了争论：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段里，福特公司实行的装配线速度比规定速度要快得多。在建于列佛•罗格“B”号大楼里的6条装配线里，其速度比正常速度高出3—5个百分点。在建于高地港口的林肯工厂，它高出10个百分点。[15]但是这家公司声称，这样的效率仅仅等于当装配线在一天时间里由于周期性停顿所损耗的时间。在8小时工作时间里，对每个人提出的平均工作效率要求不高于规定效率。这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那么福特公司有没有权利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规定作息时间呢？
1702245011
1702245012
这个问题由下面的情况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福特公司对所有工种进行了研究。每一种工作都得到了研究，并且规定了标准时间。不过，当时间研究标准确立起来时并没有考虑装配线速度；它只是一个基准尺度。从理想意义上讲，流水线应该对所有工人都给出相同的工作份额。但在实践中，技术限制使得这些安排无法实施。结果，每当流水线正常运行时，工作间隔便显得参差不齐。以至于许多工人早于其上手完成了工作，不得不停下来等候。不过到了后来，流水线便再也无法正常运转。福特本来可以制定出流水线的速度，以便每天生产出特定数量的汽车。但是，针对特定小汽车而言的像车体上漆、轮胎安装等之类项目的专门次序使得设计过程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流水线必然一再遇到阻碍或中断。
1702245013
1702245014
在一天时间里，某些阻碍的发生可以预测。但阻塞发生时间和持续长短无法预见。因此，流水线的阶段性效率决定了一天的产量。随着节奏的加快，按照要求速度进行工作的人员不得不比时间研究规则更快速度进行工作，以便与其上手保持同步。这就是这家公司介入这场争论的实情。公司作了如下辩护：“不存在着这样的合约，即以某种方式，它说明［我们］不会根据一天的工作而不是根据一小时的工作或者由雇员操作的单个工种来制定［我们的］生产标准。”
1702245015
1702245016
福特的辩护实际上把工作总量和工作节奏隔绝了开来。它继续辩护道：“在合约中或在标准中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即要求公司以固定步骤持续地不受干扰地完成其工作。它同样可以以较快节奏完成相同工作，以弥补当天由于阻塞而耽误的时间。”此外，公司说道：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工作不可能再作划分，尽管额外富余人员成本，像工会要求的那样，几乎接近每年500万美元，给直接劳工成本增加了5个百分点。
1702245017
1702245018
工会对“生产标准”概念提出了指责。工会说道：公司把一天所达到的工作总量规定为计划目标，而不是生产标准。对某些具体工作来说，假如这个目标在规定时间得到完成，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假如不是由于工人过错而导致的延误，那么人们就不应对这种延误担负责任，也不应该对他们提出比时间研究的工作速度更快的要求。公司在反驳中辩护道：在一天时间里流水线的延误为工人提供了相当多休息时间。工会回答说：在只有一个人从事单一工作的情况下，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独自事先休息一下，或者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安排进度，这个推理是可能的；但是在流水线上，工人没有这种自由可言。
1702245019
1702245020
裁决小组由工会所把持。它说道：在流水线运行过程中，公司应该保证每一位工人能够完全完成其工作。
1702245021
1702245022
除了工会提出的一些指责以外，有些产业工程师也开始对泰勒主义的科学有效性表示怀疑。也许最强烈的批评来自亚当•阿布鲁齐（Adam Abruzzi）的研究（在其著作《工作的尺度》［Work Measurement］中）以及威廉•根贝尔格（William Gomberg）的研究（在其著作《时间研究的工会分析》［A Trade Union Analysis of Time Study］中）。威廉曾经担任ILGWU产业工程部主任。阿布鲁齐对工程师开发的“标准数据”作出了广泛批评。大家知道，在标准数据中，一项工作的一个工作循环被分解为一些基本环节。每个环节都被时间化了。并且，各种标准被开发成一整套可以比较的操作。阿布鲁齐企图弄清：每个环节是否真正在统计上独立，即对每一个操作的时间设定可以自动得到确证，还是每个环节依赖于那个程序或相互牵制。他断定：统计独立性是无法成立的。操作关系不存在任何连续性。此工作与彼工作之诸环节时间规定的差异性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标准数据的客观性。
1702245023
1702245024
对标准数据的质疑也导致了对工作“最佳方式”的质疑。最佳方式由基尔伯特（Gilbreth）提出（现在人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每一本教材中都可以看到）。如阿布鲁齐指出那样，人们不可能把“动作的各部分”加起来并说这些部分机械相加的总和便是最有效的动作；在任何一个统一的运动中，如在任何一个形态中一样，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
1702245025
1702245026
在最近一部著作中，英国最杰出的产业工程师詹姆斯•吉尔斯皮（James Gillespie）对此作了强调。他写道：“运动研究已经走向了微观运动主义，变成了借助于运动摄影机、基本动作剖析、微型动作计时器……以及没有用处的时间量表来进行研究的一项活动，它已经变成了一项复杂而笨拙的技术。更加糟糕的是，随着微观运动原理之类原理的发表，它已经不再是具有实践意义的人性化知识。”而“实践的人性化知识”是这样一个发现：在运用手的过程中，人的合乎本性的或“自然的”摆动姿势总是比关于“这”一个最佳方式的机械概念要有效得多。
1702245027
1702245028
发挥不了作用的形式
1702245029
1702245030
尽管哲学激进派曾经给新理性下过定义，但是工程师们仍然以一种激进方式来实现它。人们曾经希望艺术家——不受时间束缚的一类人——对它作出指责。但是艺术家也已经与机器同流合污了。一直到10多年以前，“机器”一直是人们生活的兴致所在，也是人们热烈争论的对象。像凡勃伦这样的社会思想家在“机器过程”中看到了合理性。另一些思想家，像卡尔•雅斯贝斯那样，采取了一种相反观点，他们对它的机械主义性质进行了谴责。在今天，艺术家和思想家已经不再关心这场争论，也不再关心对机器进步的指责。
1702245031
1702245032
在一个世纪以前，情况并非如此。19世纪是产生新工艺和新材料的世纪。在那个世纪，达•芬奇随心所欲的制图术在工程铸造中得到了具体应用。每一位思想家都感受到了这种进步的气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6]写道：“正如我们从最为绝对的信念中得出任何一个结论都是确定的一样，这种理想的人的终极发展在逻辑上是确定的。”如刘易斯•曼福德（Lewis Mumford）[17]告诉我们那样，为了祝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eman）[18]70岁生日，马克•吐温（Mark Twain）[19]写了一篇贺文。它为机器工业的巨大进步而欢欣鼓舞：蒸汽船、铁路、电话、电灯，等等。在对胜利的欢呼中，马克•吐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让我们等30年以后再来看这个世界吧！你将看到，世上将到处都充满了奇迹，它们将完全超乎你的天真想象；你将看到由它们带来的一些最为显著的结果——人终于成了天底下的尤物！——并且，就在你放眼四周的当儿，这一切仍正在孕育中，仍在显著地长成中……”
1702245033
1702245034
温伍德•里德（Winwood Reade）[20]也在其广受欢迎的维多利亚式小册子《人类殉难记》（The Martyrdom of Man）中表现出了这种乐观气息。他预见了三个发明：汽油将代替煤炭、空中旅行、食物的合成。在致力于征服太空之前，留给人类的最后任务将只是消灭疾病和追求永生。
1702245035
1702245036
设计师和建筑师被这些变化所触动。在1901年，弗朗克•列奥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21]写了一篇赞美“钢铁与蒸汽时代”的颂词。他赞美道：在“机器的时代里……火车头和工厂引擎……取代了以前历史上的艺术大手笔”。赖特要求20世纪艺术家把机器融入其风格之中。
1702245037
1702245038
这种呼吁产生了“现代风格”（modern style）。在魏玛和德萨，现代风格首先在著名的包豪斯（Bauhaus）那里得到了表现。在那里，在格罗皮乌斯（Gropius）[22]、克利（Klee）[23]、康定斯基（Kandisky）[24]以及莫霍伊—纳吉（Moholy-Nagy）[25]的工作中，开始了一场设计革命。格罗皮乌斯写道：“包豪斯相信，机器将是现代设计的手段，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一点从观念上给予表达出来。”包豪斯反对精雕细琢的艺术（Art Nouveau）、琐屑的修饰、无用的点缀和感伤的对象，它打出了功能主义旗帜。在建筑物制作方面，拱形的巴洛克风格和错综复杂的罗可可风格被鲜明的几何平面和无装饰的幕墙所取代。于是乎，“现代风格”所向披靡，尽管像赖特（Wright）这样的一些先驱者对它一直持否定态度。
[
上一页 ]
[ :1.70224498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