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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包豪斯接受了机器的合理性，但它带来的革命是设计、材料和生产的，而不是劳动组织的。“形式服从功能”，这种新审美趣味几乎没有对功能提出挑战，而把它看做理所当然的。像劳动的技术分工一样，它也脱离了人的尺度而变得残破不全。正如加尔布雷思的动作周期计时器——从摄影图片上追溯一位工人的运动——只抓住了脱离开人的动作的抽象踪迹一样，康定斯基变幻莫测的色同步或克里的讨人喜爱的拱门也被细分为让人无法识别的对象，变成了纯粹抽象的形象。[26]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27]的“走下楼梯的裸体”（Nude Descending the Staircase），这幅象征着对学院派反叛的油画，以痉挛的波动手法俘获了某种动感，但是丧失了人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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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艺术失去了人的尺度，如果在建筑领域迈斯和格罗皮乌斯的追随者撇开功能创造了一种冷漠而无用的形式，那么其文学主张也将被人抛弃。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风行一时的对机器的热情已经消退。像卓别林（Chaplin）[28]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或勒纳•克莱尔（René Clair）[29]的《自由精灵》（A Nous la Liberté）之类辛辣的讽刺作品——它们具有关于工厂和监狱的共同主题——已经时过境迁，被人淡忘了。在《桥》（The Bridge）中，哈特•克兰（Hart Crane）[30]千方百计地同机器相妥协，以便用诗句来表达它的节奏。但是诗人已经逃走了。现在，工厂变成了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但是他们的兴趣也不在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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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洪流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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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像工程师一样，社会学家放弃了重新调整工作过程的任何努力；像古希腊神话的艾克逊神一样，工人们被永久地绑在了永不停息的车轮上。但是这幅景象有令人不安的一面，其反人性意味令人难以忍受。因此，有人这样来讨论工业：只有当生产的机器方面得到考虑的时候，生产才会受到损害。于是，“人际关系”在近几年成了一种时尚。康奈尔社会学家威廉•F.怀特（William F.Whyte）[31]阐明了它的基本原理。他写道：“手工艺品制作的满足感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再也得不到那种满足感了。如果说这些是人们可以从直接工作得到的唯一满足，那么他们现在的工作将肯定是一些无聊体验。不过在今天存在着其他一些重要满足：对人际关系的满足、对解决工作中的技术问题和人际问题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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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见解概述了一个重要思想流派。那个流派由哈佛商学院已故学者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32]及其同事的工作发展而来。因为，追随于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之后，在梅奥看来，现代社会的本质事实是：产生了持续的破坏性变化。家庭，作为工作和教育单元，社会内聚力的首要组织，已经终结；邻里根基已经瓦解，社会和谐，促使人类获得满足的关键因素，已经陷入混乱之中。要想把和谐重新建立起来，将不得不从公司和工厂内部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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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顿•梅奥在1880年出生于澳大利亚。1923年，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助理研究员，他来到了美国。1925年，在费城的一家棉纺厂里，他开始了早期研究。[33]他的课题是，找出特殊车间——“走锭精纺车间”——里人员调整率50倍于其他工厂车间的原因。他向效率工程师作了咨询，并实施了一些工资激励计划，但是流动率仍然高居不下。其他工厂车间的情况似乎好得多。工人们士气高昂；工厂领导是一位前陆军上校，在他的领导下，许多曾经在战争中服过兵役的工人建立了强有力的人际忠信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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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奥注意到，走锭精纺车间机器的放置方式使得工人几乎无法进行相互沟通。人们被迫一再走神，做白日梦，表现出忧郁症症状。一位护士加入了调研小组，工人们被鼓励向她吐露问题。由于在效率工程师看来，工人的抱怨根本算不得什么，这才导致他们的苦恼一直被人忽视。现在他们找到了可以倾诉的对象，工人们开始说出各种烦恼。此外，梅奥加设了一天两次休息时间。结果令人震惊。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走锭精纺车间的工人第一次达到了由时间研究者制定的生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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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梅奥并不完全了解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变化。护士的角色和休息时间的效果是唯一主要线索。著名的哈森（Hawthorne）实验提出并利用了这些线索（一位热心支持者声称，哈森实验对社会科学的意义可以与伽利略（Galileo）自由落体证明对物理学的意义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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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森在芝加哥的工作场所是西部电器公司的制造厂之一。西部电器公司的工程师曾经试图决定不同灯光强度对产量的影响。他们自然地以为，灯光越亮，工作条件越好；灯光越暗，工作条件越差。但是实验结果并不如此。在实验室里，随着灯光条件的改善，产量提高，但在控制车间里，纵使灯光没有改善，产量仍然提高。当实验室的灯光再次减弱时，产量继续上升，在控制车间里，那里的灯光尽管是稳定的，但其产量仍然持续地提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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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梅奥和哈佛工业研究部开展了一系列实验，那些实验延续了9年多时间。[34]持续5年之久的基础实验在“代班车间”进行。在那里，5位姑娘从事一项组装电话机的工作。这些测验设计出来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如某些心理测试测量的那样，产量因工人的疲劳而发生变化。下面的因素被孤立了出来，以便了解它们是否影响了效率：（1）照明；（2）前一天的休息量；（3）月经周期；（4）湿度和气温；（5）工作方式的改变；（6）节假日；（7）在一个工作日里的休息时间，包括休息时间长短和安排休息的不同时段；（8）在一天时间里疲劳的积累，由量血压和血管皮肤测试来确定；（9）智力；（10）熟练程度；（11）不同的工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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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以13周为一个时段，其中对一个因素进行改变或研究，而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罗斯利斯伯格报告说：“一位熟练的统计员花了几年时间试图找到在这5位工人物理环境中变量的关系。例如，他考察了每一位姑娘用在睡眠上的时间的变量同第二天的产量之间的联系。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晚上很迟入睡的后果不是在当天就让人感觉到的，而是到第二天才让人感觉到的，他把影响产量的变量同操作者在两天前的休息量联系起来。……在当时还没有一位能干的统计学家已经认识到了把身体状况的变化同产量变量联系起来的尝试所导致的深远的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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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进行了基本分类。在这次实验的第12期，姑娘们被给予最基本的饮食条件，也就是说，每周工作48小时，中间不休息，不吃午饭，具有在实验开始时相同的照明条件。但是，产量仍然保持着上升态势。后来，如下情况变得明朗起来，工人不是受到心理变量或物理变量的刺激，而是受到集中于他们身上的利益和注意力的驱动。不是任何外在因素，而是实验本身，这个被人忽视的联系，是未被人确知的决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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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了第二个阶段的哈森实验：引入流动性咨询员，以便及时听到不满意工人的抱怨。在梅奥看来，咨询是“人类控制的一种新方法”。但是对于这种方法，正如对于所有目标一样，人们会问：对谁进行控制，为了什么目标进行控制？罗斯利斯伯格已经对此作出了回答：在咨询过程中，人们应该千方百计地改变“参照框架”，以便工人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他的怨愤。正如一位哈森咨询员描述这个过程那样：“在遇到减薪雇员来诉苦的时候……她把注意力从所申诉的不公平待遇、工种变换、减薪冤屈，等等……转到了她的不幸家庭生活；接着，当她再一次谈起起初的怨愤时，事情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糟糕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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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哈森研究以及后来遵循相同路线而实施的一些研究的结果，梅奥小组推翻了工业心理学的如下古老假说：“产量变化大体上同疲劳有关。”他们精心制作了一些“理论框架”以指导未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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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工厂必须被看做一个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不仅由正式的逻辑结构而且由非正式的结构以及由驱动着行为的各种仪式、礼仪和非逻辑的情感来规定。工人无法从他们的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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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管的职责不仅在于制定政策，而且在于保证它们能够被下属坚定不移地贯彻。由于人类通常会抗拒变化，对变化的接受包含着把秩序融入滋长这种抗拒力量的观念之中。正如产品是要“卖给”公众的那样，计划必须为了人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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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像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一样，一个工厂体系必须为成为一个公平的体系而努力。在其中，它的不同部门在功能上应该互相协调。当变化危及公平原则的时候，主管的职责便在于观察到哪些部分必须进行调整以便重新保持平衡。（公平的观念来自意大利社会学家弗尔夫莱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心理学家劳伦斯•J.亨德森［L.J.Henderson］[36]，后者对梅奥小组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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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森研究的伟大声誉依赖于它对科学客观性的张扬。无疑，以前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没有一个研究曾经涉及如此广泛的领域。不过，尽管其方法微妙而精确，尽管所有实验方法原则在不同条件下都得到了适当考察，但是，一些反馈仍然表明，哈森研究以及由它引发的大量研究都带有深刻的偏见，那些偏见促成了去寻求完全客观结果的主张。这些研究依赖于这样一个潜在假定：机械化效率和高产量是成功——“好的”结果——的唯一试金石。因此，被运用的这些概念不是客观操作概念，而是来自某些潜在的价值假定。我们只要想一想一个关键概念“产量限定”就行啦。那个概念引导梅奥小组在西部电子的实验，引导他们在电器装配车间方面的研究。在电器装配车间里，梅奥小组发现存在着一个“非正式班组”。它形成了“最高限量”或产量限定，使得任何一个班组成员都无法超越这个标准，以免有人在工作中偷懒。（因为只有每个人全力以赴地工作，才有可能达到或接近这个标准。）这种行为的意义已经被术语“限定”概念化。但是术语“产量限定”只代表合理性的比较定义。管理制定限定的目的应该是让工人去从事“一个正常工作日”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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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家，研究者只关心“事物本身”，而不太考虑自己介入的道德价值问题和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他们像技术员那样地工作，对问题只作就事论事的探讨，只在它们被提出的范围里考虑问题。许多社会学家把自己看做“人力工程师”（human engineers），对应于工业工程师：工业工程师计划好一系列工作以保证机械效率，而“人力工程师”千方百计地“协调”工人和工作的关系，以使人力方程跟得上工业方程。一些社会学家否认上班的工人是不幸的，并且提供了大量材料——许多材料由管理层搜集——去证明工人对工作感到相当满足。不过，这个论断忽视了两个本质要点：在工作中，必然存在大量其他工作条件，而非只有这项工作，可以令工人满足（诸如结成帮派、开玩笑、休闲，等等），但是这不能用来否证工作组织值得商榷的方面及其在提供满足方面的失败；其次，工人不知道（未经历过）除此工作以外的其他可能工作，因此，他们当然满足于现有的工作。（我认为，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一旦他们了解了富丽堂皇的生活，你怎么可以指望农夫仍然安于贫困的生活呢？一位对世外生活一无所知的农夫也许会安于其拥有的一切；但是一旦他见了世面，他怎能安于自己的现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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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杜威曾经主张的那样，科学家只研究“事物本身”，这是一个狭隘的科学观念。[37]几乎没有一位工业社会学家注意到了如下事实：社会科学的职责之一，也在于探索工作的不同（并且更好、更人道的）结合，而不只是在于使现有工作更有效率。要是缺乏这种探索活动，一个人便无法知道人的潜能，也无法知道社会行为的实际范围。但是，如作为哈森研究成员之一、在最近几年里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管理咨询人员的伯利•加德纳（Burleigh Gardner）[38]简要地指出了这些社会学研究的目标那样：“［工人］越是感到满足，他的自尊将越大，他也将越是感到满意，因此，他的工作效率也将越高。”这不是一种适用于人的描述，而是一种适用于“奶牛”社会学的描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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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正如在许多例子中一样，社会工程学模仿着艺术。在20年以前，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他的《英勇的新大陆》（Brave New World）中写了一篇出色的“和谐颂”，由阿尔法斯和比塔斯吟唱的如下叠句可以成为工业社会学的校园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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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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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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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你让我们结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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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融入社会洪流的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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