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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最为强烈的也许是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声音。马尔萨斯反对戈德温及其他乌托邦主义者的乐观主义,他主张,一个社会只有在受到强有力限制和约束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下去。要是缺乏这些限制,那么将导致人欲横流,人口激增,灾祸不断。马尔萨斯声称,这些保护穷人的法案完全是在倒行逆施,助纣为虐。“要是我们的仁慈之心区别不了善恶的话……那么我们将会良莠不分,黑白颠倒;我们将鼓励懒惰者而责罚勤勉者;并且以这种最公然的方式减少人类幸福的总量。……圣保罗的自然法则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杰里米•边沁用圆形监狱论题与马尔萨斯论调遥相呼应。针对问题“这个法案对维持生计难道有什么作用吗?”边沁回答说:“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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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诸多压力的结果,1832年,《斯品汉姆兰法》被废除。1834年,随着《新济贫法》(The New Poor Law)的实施,便一下子跨入了自由竞争时代。(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自由竞争是由“详尽的效益管理”制定的。)按照新的法律,一个工人在获得救济金之前,必须通过测试,并且救济院笼罩着一种道德耻辱的气氛。现在,社区的蔑视迫使居民不得不去工作,但是由于补助性工资的中止,一个工人的工资就是雇主付给他的工资。因此,劳动力价格取决于上下波动的市场。尽管存在着种种抵抗,但是劳动力已经变成商品。(毕竟,要是没有高度的本能压制,要是没有强加于工人头上的规范化工作的严格性,一种大规模的富足经济就不可能被创造出来。)安德鲁•乌勒(Andrew Vre)在一个世纪以前写道:“心灰意冷的工人们不时被要求去做一些不规范的苦差事。”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勤勉已经被规范化了。甚至美国工人——传统民族的、好吵闹的、个人主义的和独立的人——也必须屈服于钟表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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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今天,实际上,生理饥饿已经不再是驱动力;存在着某种新的饥饿。诱人的报酬和对物品的渴望已经代替了棍棒;生活水准已经变成了一个内在的自动驱力。受自从发明枪炮以来最杰出的两个发明——广告和分期付款办法——的激励和煽动,销售活动已经变成了当代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活动。[42]销售反对节俭,重视挥霍;反对禁欲,提倡浪费。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美国消费者更宠爱其妻子的人了,这种毕恭毕敬的心理促使美国人不停地去购买物品。这条“金黄色的链子”就是分期付款办法。通过把他的未来抵押出去,工人可以购买房子、小汽车、电器用具及其他日用品。通过拥有这些商品,他便获得了以前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享受的生活条件。每个美国人的听觉神经都时刻保持着紧张状态,挖空心思去获取新信息。美国公民,像《财富》提到过的那样,从早到晚都生活在围攻状态之中。“他看到、听到、摸到、尝到和闻到的每一事物几乎都是企图向他推销某样东西。……为了突破他的防线,广告商必须反复地攻击他,揶揄他,提醒他,或激怒他,潜移默化地或者用中国式软磨硬泡方法消磨他的意志。在墙上,在天上,到处都充塞着广告,一到晚上便到处都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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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工人已经被“驯服”了,那么他不是被机器原则驯服的,而是被“消费社会”驯服的,是被由他的工资、他的劳工妻子的第二笔工资,再加上所有低息贷款所提供的较优裕生活的可能性驯服的。这一点在迪特罗伊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在美国的激进民间传说中,如果说在美国将存在这样一种苗头的话,那么汽车工人被看做先天地具有激进阶级意识的苗头。在当时,他居无定所,没有根基(许多人来自奥扎克高原),怀着一种虚无主义的想法。一旦他认识到“或者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想到”他被囚禁于他的劳动之中,他便先天地具有革命的热情。然而,在今天,汽车工人并不拥有工作以外的将来。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是他们并不是激进分子。原因在于旧的目标已经被代替了,美国之梦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与生活方式的成功相比,一个人工作上的成功正在变得不甚重要。如艾利•切诺伊(Eli Chinoy)在最近一项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不是因为工厂里的晋升——他知道那个阶梯已经不存在了,尽管亨利•福特和沃尔特•P.克莱斯勒(Walter P.Chrysler)是从机械工职位开始发迹的[43]——而是因为他正在为得到一个“小巧别致的现代居室”而工作,他认为自己是“新潮的”。在价值取向上的这些变化在青年工人身上得到了最鲜明的反映。对于即时满足——小汽车、花费、姑娘——的渴望强烈膨胀了起来。人们不愿意花数年时间来从事认真研究,他想要马上到具有诱人工资的工厂去上班。而一旦进了工厂,他便痛不欲生地认识到,他已经同魔鬼订立了协议,已经别无选择。他的提升依赖于他所受的教育;但是他把这一点给忘了。他变得不知所措。但是对于工作的不满没有导致蛮斗,尽管偶尔会有零星的发作,而导致了逃避现实的幻想——对拥有一个机械厂、一个养鸡场、一个煤气站的幻想,对“拥有一家自己的小企业”的幻想。这当然是一个不着边际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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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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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工人及其限制。无疑,假如考虑到复杂多变的现实,那么任何一个笼统的概括都会变得模棱两可。毕竟,在美国工厂的工作只是人们所完成的工作中的一部分,其他的职业团体有自己的工作心理学和问题。一位熟练工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单调的,而在一家忙碌的大都市旅馆里工作的女仆却可能感受不到这一点。也许,再也没有比坐在柜台上的银行出纳员或站在四面封闭的电梯里的电梯操作员的孤独而封闭的生活更死气沉沉的了。码头装卸工人对工作充满着信心,他们从纯粹的体力劳动中获得了满足,并且为能够在大城市码头找到工作而感到无比激动,他们为那些不如自己的人感到惋惜。音乐人、打字员、矿工、海员、伐木工人、建筑工人,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专门的工作任务。不过,工厂是所有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因为其节奏以一种微妙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工作的一般特点;同样地,机械化节奏渗透到了曾经个人化的工作样式之中。煤炭业,曾经被人称作“地下农场”,随着铲挖和运送技术的机械化,现在已经越来越具有工厂劳动的性质。在办公室里,快速计算器、制表机和汇票机的配备把白领工人机械地造就成了懒汉。“处理原料”的机械化速度(例如仓库和超市)已经把机械节奏引入了经济的配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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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还突出了逃避工作的倾向。这些倾向在美国工人身上得到了最典型表现,并且今天的所有工人都为之着迷。这个逃避工作的大诱惑是,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成为老板”。社会学家莱因哈特•本狄克斯和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报告说:对“个人企业”的信念“已经变成了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先入之见,尽管它曾经激励了过去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它已经不再是今天中产阶级的理想。相反,中产阶级希望成为专业人员,而把成为上层白领工人作为次要选择”。当然,实际付之于行动的人比只在思想上以此为目标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在这里再一次地,体力劳动者比白领工人作出了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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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激励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的呢?我们知道,经济劳动力是不断流动的。在《经济进步的条件》(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一书中,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早就指出过:随着收入的增加,生产出来的商品的质和量都提高了,大量的经济部门将转向服务和其他“第三”产业。自从1910年以来,农民、农场主和非熟练工人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在总体上迅速下降;熟练工人保持着现状;服务行业工人迅速增加起来;在那个阶段的劳动力中,专业人员比例从4.4%上升到7.5%,业主和管理人员比例从6.5%上升到8.8%。半熟练劳动力以及服务和销售人员获得了最大增长。在1910年和1950年之间,半熟练工人比例从14.7%增加达到2.4%,白领工人比例从10.2%增加到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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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的追随者们试图制定出一个概念图表。他们讨论了“准第三”产业(通信、金融、交通、商业)和“第三”产业(医疗、教育、研究、娱乐)。无疑,美国经济的扩张已经使许多新兴职业成为可能,并且就整体而言,这些新职业都是在工厂之外确立起来的。但是,由这些成长的比例带来的激动不应误导我们忽视了这些适用岗位数量的有限性,或者,不应误导我们忽视了如下事实:美国的社会流动是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的——走在前面的是孩子们而不是其父亲;父亲抵达目的地便停滞不前了。由本狄克斯和李普塞特作出的职业流动研究证明:在25年的工作史中,一个个体平均拥有4.8份工作。尽管工人确实改变了工作,但是,“在从事手工劳动和不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之间……相对地不存在什么变化”。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把80%的劳动生命花在了体力劳动的职业上,不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把75%的劳动生命花在了非体力劳动的职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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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个固定位置是艰难的。即使在一些大企业里,假如一个人仍然想要获得晋升的话,其晋升过程也是非常缓慢的。作为补偿,人们会作出大量的——有时是可怜的——努力,不是提升自己,而是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社会学家埃夫里特•休斯说道:假如其地位和威望安排得当的话,那么一个人将愿意做任何一项又脏又累的重活;例如,医生的大量既令人不快又繁重的工作就属此列。“职业化”工作的努力已经变成了赋予一个人的工作以荣誉品格的主要手段,那种品格是工作的性质自身所否定的东西。我们有了旅馆管理学校,有了社会工作学校。汽车维修处变成了“机动车润滑油加油站”;人们不再说“我是卖炊具的”,而说“我是从事营销工作的”;门卫变成了“物业管理员”。医院的门卫则变成了“管理员”;秘书变成了“主管助理”;而牧师,如果他无法提升为主教的话,便根据其所在地区牧民的社会阶级来衡量他的成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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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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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逃避工作而采取的最有意义的形式是对“休闲”(leisure)的强烈渴望。工作是令人烦恼的。虽然工作是无法回避的,但是一个人可以减少其工作量。在现代,这个理想是通过令人愉快的娱乐(音乐、墙上的色彩、休息时间),尽可能地减低工作的令人不快的方面,并且尽快排除由工作带来的诸多不快和损害来实现的。在《生活》杂志里,占了两整页锃亮的广告展示了停放在一幢优雅小别墅的大起居室面前的一辆漂亮的林肯小汽车,其广告词写道:“您的居室四周如茵。您的厨房是工程师的杰作。您有华贵的家具和优美的服饰;您轻松地工作,尽情地享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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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娱乐、消遣是当今文化的主题。它们是“强行推销”(hard sell)的主题。运动服、旅游、野宴、手提电视机,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时代的标志。在人的被动性中,已经埋下了堕落的种子。不过,有些严肃的社会批评家仍然在休闲时间的发展中看到了实现一种任其自然的性情的可能性,看到了放弃对工作约束的可能性,看到了放弃加诸不守规则的表现之上的过时道德惩罚的可能性。大卫•利兹曼(David Riesman)嘲笑了企图把“欢乐和意义”引入现代工业主义的人。他说道:“按照不合时宜地介入的错误推理”,他们可能会“使工厂和白领人格化、情绪化和道德化”。但是,他主张,“更有意义的将是接受而不反对现代工业中的客观性:增进工作中的自动化程度——不是为了工作本身,而是为了愉快和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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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曼想要的是“游玩的自由”。“除了工作时间和工作感受之外,[游玩]可以不断地成为生活艺术的技能和能力发展的领域。游玩将证明是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对应然存在的自动的人来说,将仍然存在着保留与其社会品格的普遍要求相区别的个人品格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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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也许是因为它太模棱两可了。(利兹曼写道:“我们承认自己对游玩所知不多,因为研究一直主要地集中在生产者的‘社会品格’方面。”)但是,“游玩”能够脱离工作吗?应该指出,游玩不是休闲——至少在从柏拉图到T.S.艾略特(T.S.Eliot)的经典图画里它不是如此。休闲的文明是具有探索和扩张特殊文化传统的明确任务的文明。如约瑟夫•丕佩尔(Josef Pieper)指出的那样,休闲不是荒淫无度地过日子,也不是纵情狂欢,而是全身心地陶醉于优雅的艺术之中,“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游玩也不是放松。因为无论是无精打采,还是想入非非,放松是介于两种努力之间的一条缝隙,介乎两个高潮之间的一个低谷。它不是“自由的时间”,如工作中略作“休息”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的那样,它是时间的间歇,是工作节奏中的必要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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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不是休闲或放松)是对工作紧张的消除,是对身体和心灵的另一种运用。但是,一种正在衰弱或消失的紧张只会产生一个极具攻击性的或消极的游戏方式。为了拥有“自由的时间”,一个人必须全力去应付挑战性的一天,而不是消磨掉无聊的一天。假如工作正如地狱之轮那样日复一日地无聊运转,那么偶尔介入的游玩除了是等待着地狱之轮下一次转动前的一个瞬间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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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44]在他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一书中预见到了这样一种状况:一个人用其一生的20到25年来例行公事地打发每天数小时的时间,然后才得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愿望。在这里,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以一种严肃的方式,贝拉米的预见变成了现实。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从70.6小时(在1850年)减少到40.8小时(在1950年)。每周两个休息日成了美国生活的标准,每天工作7小时也即将得到实施。但是,工人们在工作中一直被否认的东西,他们现在企图以多种方式重新掌握起来。在过去的10多年里,对各种艺术品和手工制品的癖好不可思议地蔓延了起来,摄影、带动力工具的家用木制品、陶瓷、高保真音响、电子学、无线电“话务员”等风行于一时。美国已经看到了以前历史上不为人所知的领域里的众多“业余爱好者”。并且,尽管这是内在地可驾驭的,但是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丧失了对工作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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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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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资本主义工业秩序中,工作已经丧失了它的基本存在理由,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它将找不到任何新的意义。也许,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学事实是,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衰落。社会主义者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欧洲诸国的经济,无论是英国还是大陆,都特别地依赖于世界贸易的平衡;并且,其可操作的领域是有限的;实际上,在一场正在悄悄进行的“管理革命”中,由经济专家作出的技术决策现在决定着政治家们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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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主义学说对当前的灾难并不是毫无责任的。社会主义起初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希尔费尔丁(Hilferding)[45]的《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韦伯夫妇(the Webbs)[46]的《费边社论文集》(The Fabian Essays),所有这些文献都一致地断定:生产问题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来解决,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在于以更加公平的方式再分配劳动果实。但是,19世纪的资本增长问题,各种刺激,生产力在今天依然很具活力,而与此同时,国有化并没有产生什么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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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工人对国有化工厂的冷漠以及他们对于去做“拥有”工厂之类事情的不情愿(与波拉尼的如下恰当评论相一致:英国水手感到他们“拥有着”皇家海军)。当国有化董事会发布年度报告的时候,英国铁路工人和英国煤炭工人对此并没有赞美。其中的一些原因应该往上追溯:许多国有化产业被陈旧的技术和巨额的债务所拖累;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尤其是利率大幅度下跌,给改革带来了困难。简单地说,如工党首相阿斯顿•奥尔布在《新费边社论文集》(New Fabian Essays)中指出的那样:“国有化产业面临的人类关系问题主要地在于它们的组织结构的规模和复杂性,那些问题是具有相似规模的所有组织都同样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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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社会主义者后来才开始面临的经济学和管理组织这些难题以外,还进一步存在着一个根本价值取向问题。社会主义,尤其在西方,从其工作的眼光看,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的。它一直关心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市场。尽管韦伯夫妇的社会论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提高效率和秩序,但是,正如由迪金森、兰格和勒纳指出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经济指导试图证明:在一种指令性经济中,市场微积分学是可能的。由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47]提出的人道主义冲动已经丧失。莫里斯在其《没有出处的新闻》(News from Nowhere)中拟出了一个新的有机秩序,它把农业、工业布局和城镇规划统一了起来。但是在费边主义者看来,这些设想完全是一些不现实的乌托邦。在发表在第一个《费边社论文集》中的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一文中,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48](她后来成为神智学的出色代言人)对想要凭空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的人们进行了攻击。她论证说:“实事求是地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组织只能是对现存趋势的一个推算。韦伯夫妇也只是把社会变化看做创造秩序的一个手段;他们的动机是对效率的热衷。他们对人民没有感情。在《新马基雅维利》(The New Machiavelli)一书中,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49]这样来描写奥特里亚•贝利(比阿特丽斯•韦伯):“她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要是他们(奥特里亚和她的丈夫)有主宰一切的机会,我想,他们会砍光所有的树木,铺上被脚踩平了的蹩脚的绿茵,装上聚集阳光的劣质设施。奥特里亚以为杂乱无章的树木和海边的悬崖峭壁都生得毫无道理。”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发挥像“国防部兵营建筑学”那样的作用。他们的世界的基本景象是“像现代科学那样有信心和有力量的、像身体那样匀称而美丽的、像阳光那样沐浴着我们的一个有机的国家……个人主义……意味着混乱,意味着一帮绝望、散漫、无知和鲁莽的小人的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有机的国家必须永远地结束这种混乱;它应该统摄我们的所有观念,并且赋予我们的所有野心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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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混乱,把社会纪律引入进来的这个愿望也典型地体现了列宁的性格。更有趣的是,列宁被弗雷德里克•W.泰勒的工作所深深地吸引。当俄国革命接近结束的时候,列宁面临着组织工业生产的任务,如他在1919 年6月一篇著名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他的解决办法是引进计件工作制和泰勒主义。列宁写道:“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将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统治和苏维埃组织或管理同最近的资本主义的进步手段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把泰勒制的研究和教训引进俄国来,把它的系统的测试和采用情况介绍到俄国来。”[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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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现代社会主义者作了多大努力,他们的思想几乎都没有从市场成本和效率的思想传统中解放出来。对此问题最为焦虑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之一的阿斯顿•奥尔布(Austen Albu)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但愿工人们可以被给予“参与决策的感觉”,但愿他们具有“参与的感觉,并且对其所工作的工厂担负起责任来……”但是他知道,对于大范围的管理组织来说,“关于产业民主或工人自我监督的古老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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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体动物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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