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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工厂必须被看做一个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不仅由正式的逻辑结构而且由非正式的结构以及由驱动着行为的各种仪式、礼仪和非逻辑的情感来规定。工人无法从他们的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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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管的职责不仅在于制定政策，而且在于保证它们能够被下属坚定不移地贯彻。由于人类通常会抗拒变化，对变化的接受包含着把秩序融入滋长这种抗拒力量的观念之中。正如产品是要“卖给”公众的那样，计划必须为了人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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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像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一样，一个工厂体系必须为成为一个公平的体系而努力。在其中，它的不同部门在功能上应该互相协调。当变化危及公平原则的时候，主管的职责便在于观察到哪些部分必须进行调整以便重新保持平衡。（公平的观念来自意大利社会学家弗尔夫莱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心理学家劳伦斯•J.亨德森［L.J.Henderson］[36]，后者对梅奥小组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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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森研究的伟大声誉依赖于它对科学客观性的张扬。无疑，以前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没有一个研究曾经涉及如此广泛的领域。不过，尽管其方法微妙而精确，尽管所有实验方法原则在不同条件下都得到了适当考察，但是，一些反馈仍然表明，哈森研究以及由它引发的大量研究都带有深刻的偏见，那些偏见促成了去寻求完全客观结果的主张。这些研究依赖于这样一个潜在假定：机械化效率和高产量是成功——“好的”结果——的唯一试金石。因此，被运用的这些概念不是客观操作概念，而是来自某些潜在的价值假定。我们只要想一想一个关键概念“产量限定”就行啦。那个概念引导梅奥小组在西部电子的实验，引导他们在电器装配车间方面的研究。在电器装配车间里，梅奥小组发现存在着一个“非正式班组”。它形成了“最高限量”或产量限定，使得任何一个班组成员都无法超越这个标准，以免有人在工作中偷懒。（因为只有每个人全力以赴地工作，才有可能达到或接近这个标准。）这种行为的意义已经被术语“限定”概念化。但是术语“产量限定”只代表合理性的比较定义。管理制定限定的目的应该是让工人去从事“一个正常工作日”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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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家，研究者只关心“事物本身”，而不太考虑自己介入的道德价值问题和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他们像技术员那样地工作，对问题只作就事论事的探讨，只在它们被提出的范围里考虑问题。许多社会学家把自己看做“人力工程师”（human engineers），对应于工业工程师：工业工程师计划好一系列工作以保证机械效率，而“人力工程师”千方百计地“协调”工人和工作的关系，以使人力方程跟得上工业方程。一些社会学家否认上班的工人是不幸的，并且提供了大量材料——许多材料由管理层搜集——去证明工人对工作感到相当满足。不过，这个论断忽视了两个本质要点：在工作中，必然存在大量其他工作条件，而非只有这项工作，可以令工人满足（诸如结成帮派、开玩笑、休闲，等等），但是这不能用来否证工作组织值得商榷的方面及其在提供满足方面的失败；其次，工人不知道（未经历过）除此工作以外的其他可能工作，因此，他们当然满足于现有的工作。（我认为，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一旦他们了解了富丽堂皇的生活，你怎么可以指望农夫仍然安于贫困的生活呢？一位对世外生活一无所知的农夫也许会安于其拥有的一切；但是一旦他见了世面，他怎能安于自己的现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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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杜威曾经主张的那样，科学家只研究“事物本身”，这是一个狭隘的科学观念。[37]几乎没有一位工业社会学家注意到了如下事实：社会科学的职责之一，也在于探索工作的不同（并且更好、更人道的）结合，而不只是在于使现有工作更有效率。要是缺乏这种探索活动，一个人便无法知道人的潜能，也无法知道社会行为的实际范围。但是，如作为哈森研究成员之一、在最近几年里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管理咨询人员的伯利•加德纳（Burleigh Gardner）[38]简要地指出了这些社会学研究的目标那样：“［工人］越是感到满足，他的自尊将越大，他也将越是感到满意，因此，他的工作效率也将越高。”这不是一种适用于人的描述，而是一种适用于“奶牛”社会学的描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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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正如在许多例子中一样，社会工程学模仿着艺术。在20年以前，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他的《英勇的新大陆》（Brave New World）中写了一篇出色的“和谐颂”，由阿尔法斯和比塔斯吟唱的如下叠句可以成为工业社会学的校园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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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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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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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你让我们结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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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融入社会洪流的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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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你催我们一起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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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那快速飞奔的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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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哈森调查和梅奥进一步工作的重大宣传的结果，尽管“人际关系”大为流行，但在更广泛意义上的人际咨询并没有在当时获得广泛传播，甚至在诞生它的贝尔电话公司里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管理者自身并不完全了解它的作用。管理者似乎找不到减低成本和提高产量的实质性“回报”；它在某些管理者看来显得太难“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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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体上因为妇女进入劳动力领域的持续影响，咨询日益成为公司向雇员提供医疗服务的一项附属服务。像杜邦公司和伊斯特曼•柯达克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有专职精神病学家。像休斯飞机制造厂和冉森公司这样的公司有全时社会工作人员，他们为雇员提供有关身体问题和心理问题的忠告。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家指责管理者不了解赫胥黎称作“高级感情工程学”的好处。是管理咨询日益高涨的威望才导致管理者接受了这些心理学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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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咨询业的滞后，“沟通和参与”（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迅速变成了重大的管理时尚。从理论上讲，“沟通”被假定为将去开通双向渠道，下层和上层之间的通话才得以畅通，并因此“参与”到企业之中。只有在极少数案例中，这些体系才是可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沟通完全由雇员简讯或“有直接隶属关系的部门”的会议组成。在这些会议上，副总裁会见了经理们，经理们会见了主管，主管会见了领班，如此一层层往下传递。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体系是特定广告代理法则的变体。例如，在威斯丁房地产公司，公司政策的发布被记录在磁带上，通过收听工厂之间的电话系统一个人可以听到传递给数以百计的高级主管的信息。从表面上看来，电话号码是保密的，只限于1200名主管雇员。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秘密，因为主管们被教导去把这些号码“秘密”“泄露”给各种雇员，这些人为知道了一个秘密而高兴，便很快把这些消息传给了别人。结果，数以千计的工人渴望尽早听到令人激动的忠告性谈话，而要是换作其他方式，他们很可能会对那些谈话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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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的流行，有两点必须给予注意。第一点是，在对了解、沟通和参与的明确关注中，我们发现管理层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与那种变化同时发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中的一种情况是，从权威到操作，它成了检验支配权的一个手段。企业的最终目的仍然保留着，但是其手段已经发生了变化。公然强制的过时模式现在已经被心理说服所取代。严厉而粗暴的领班为维持秩序发出的训斥声现在已经被“重视人际关系的”主管的温和声音所代替。在产业关系中，就美国社会的大部分地区而言，磋商已经代替了冲突。第二点是，这些人际关系的途径变成了思考工作过程本身的替代物。所有满足都将在工作外的领域中获得：在班组中、在业余追求中。于是，工作问题便不再是外在问题，而是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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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暴行导致管理对“经济人”的严重忽视。我们被告知：工人真正想要得到的是安全、承认和有价值的人际关系，他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其他“更重大的失业问题”。一位哈佛商学院权威写道：“尽管劳工争端往往通过工资、工作时间和物质条件表现出来，但情况是否可能是这样的呢：这些要求隐藏着或多少含蓄地表达了我们一直没有学会给予承认的某些更深层的人类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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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见解在哈佛商学院周围比在工人周围更多地被人提起；它表明，学者们不知道对一个正在上班的人该说些什么。进入一家工厂的一位社会学家说道：“在我的工厂里的工人讲起话来就像经济人一样。他们的谈话表明，他们是一些斤斤计较的人，美元的多少对他们的工作热情起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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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断定美国工人不是真正或首先对金钱感兴趣，这种说法与这个经济体系的原动力具有深刻的矛盾。那么，为什么人们还愿意接受这样的劳动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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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不堪言的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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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要工作呢？更具体地说，人为什么接受了把自己绑在地狱车轮之上的那些无情、单调而重复的工作呢？新教伦理作出了传统回答。就这一方面而言，马克斯•韦伯提出了这样的假说：人之所以没完没了地工作，接受被剥夺，轻视从其创造力中获取安慰，顽强地抗拒环境，是因为他必须在神的面前证明自己。通过这个假说，韦伯在社会科学中产生了极具欺骗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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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资产阶级企业家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无产阶级是否也如此很值得怀疑。当然，在胡高斯金河谷的工人们，或者米尔维尔的雷德本在列维普尔贫民区所看到的人们，仍然对上帝的责罚之手无动于衷。驱使他们去工作的是饥饿。许多早期社会抵抗运动也只能同这个事实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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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本身并不总是工作的目标。自从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时代以来，英国穷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仍然可以依靠公共救济活下去。1795年，通过实施著名的《斯品汉姆兰法》（Speenhamland Law）[40]，政府扩充了这个救济体系，康尼（Canning）和其他英国政要觉得其范围足以抑制已经席卷法国并且正在威胁英国的那场革命。如迈克尔•波拉尼伊（Karl Polanyi）[41]指出的那样，这个法实际上把劳动同市场经济隔离了开来。假如工资低于最低点，那么政府将弥补其差额。通过这种方式保证每一位工人能够得到最低收入。实际上，所有工资都马上跌到了最低线以下，因为雇主期待政府弥补工资差额；没有一个工人再愿意去满足雇主。《斯品汉姆兰法》助长了罢工。通过罢工，贫民的处境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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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教神学家来说（并且对商人阶级来说），《斯品汉姆兰法》是一个该受诅咒的东西。道德家们对此表示公开谴责。威廉•汤森（William Townsend）揭露了饥饿的种种好处。“饥饿可以驯服最凶猛的野兽，将使人循规蹈矩，恪守礼节，但也会使人服从或屈服于淫威……只有饥饿才能驱使穷人去参加劳动；而我们的法律却说他们是绝不应该挨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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