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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的这样子被打乱——人们为什么要日升而作，日落而息呢？这种习惯是乡村生活的遗迹——已经被变化中的美国经济样式所确证。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工作时间的减少，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把更多的钱花在娱乐和旅行上。这种日益提高的对于娱乐和服务、宾馆、汽车旅馆、度假村、停车场、剧院、饭店、电视的需求将要求越来越多的人去从事“在上班时间之外”——晚上和周末——的工作，以满足这些需要。在下一个10年里，也许有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劳动力将从事专门时间的服务。这些专门工作团体的不断增加，加上它们的自身的精神生活和娱乐方式，是以消费为目的的文化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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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别工人来说，自动化将带来新的自我概念。因为在自动化过程中，人终于丧失了工作的“感觉”。无论这种失落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使用电动工具的人几乎都像驾驶一辆汽车一样地感受着这些像是他身体里延伸长大出来的机器，而他们的机器则几乎顺从地对他们的指令作出反馈，并且使他们自身的技能更灵巧更有力。作为机器看管员，人们现在不直接参加工作，并且，曾经通过“确立某些条条框框”（即限制产量）而存在的控制现在终于被打破。如一位钢铁工人说过的那样：“为了能够喘一口气，你不能放慢给炉子不断加料的速度。”但是，随着新机器调节控制设备的投入使用，精神的紧张、没完没了的注视、无休止的全神贯注代替了肌肉疲劳。（在清教道德中，恶魔总是能为“闲着的双手”找到工作。工厂让一个人的双手闲不下来。但是那种道德忽视了令人神往的生活及其效果。现在，通过对机器的关注，将存在闲着的双手而不存在“闲着的心灵”。这算不算是道德的进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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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些新发展中，工人是有收获的。自动化要求工人把工厂看做一个整体。假如工人手艺不精，技术不够专业化，那么他们必须去了解一项工作之外的更多东西，既要懂得锅炉，又要了解汽轮机，了解压力和膛孔是怎么回事，并且要把他们的工作相互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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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或许还存在着工作测量的终结。现在的工业不是开始于工厂，而是开始于对工作的测量。当产品的价值以生产单位来规定的时候，工人的价值也相似地得到了测量。在单位概念之下，时间研究工程师们推算出一个工人为了赚到更多的金钱必须有更多的工作单位。这是一种关于工资激励框架（实际上是一种产量激励框架）假说，也是一种关于“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的工程道德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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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自动化条件下，由于有了连绵不断的流水线，一个工人的价值可以不再由生产单位来评估。[58]因此，产量激励计划以及它们涉及的测量技术将会消失。如亚当•阿布鲁齐预见到的那样，在他们那里将产生一种新的工作道德。价值将不再由“最佳方式”来规定，不再取决于硬性的规则和苛刻的钟表，不再根据零星的时间和产量，而是取决于对操作的规划、组织和连续地发挥顺利生产的职能。在这里，不是个别的工人，而是一个班组，将发挥新的重要性；并且，社会工程师将获得应有的声誉。那么工作本身将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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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克和萨纳托斯[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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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明中，无论其该受诅咒还是该受祝福，工作意识处于道德意识的中心位置。《创世纪》说道：“和着额前的汗水，你才能吃到面包。”早期教会的神父们对亚当在堕落前的事迹非常着迷；在种种思辨中，却没有一种思辨想到他原来是无所事事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60]说道：他全身心地从事着园艺工作，“一种值得赞许的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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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教观念中，所有的工作都被赋予了美德。路德（Luther）[61]说道：“同在教堂里布道的牧师相比，做着家务活的家庭主妇并没有更远离上帝。”每一个人，而不只是一小撮人，都被上帝所“召唤”，在每一个地方，而不只是在教堂里，都沐浴着神的光辉。在茨温利（Zwingli）[62]那里，甚至在顽固的加尔文（Calvin）[63]那里，劳动同创造的快乐联系在了一起，同探索创世的奇迹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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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从卡莱尔（Carlyle）开始，人被理解为劳动者（homo faber），人的智力被定义为发明和使用工具的能力。假如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意义上人是“异化于”自我的，那么自我被理解成人“塑造”事物的潜力，而不是人异化后分离出来的某物。（马克思在其早期《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写道：当“自然是他的工作和他的现实”的时候，当他“在他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承认了自身”的时候，人将是自由的。马克思采用了A.E.豪斯曼（A.E.Housman）[64]后来把它改造为一首挽歌的一幅图画。）约翰•杜威[65]以相同的语气主张一个人应该“从做中学习”（learned by doing）。但是，现在，作为进步学校的一种文字游戏，这种说法只是意味着学生们将不是通过接受预想的经验而是通过探索寻求新答案的问题来获得成长。（杜威说道：“不同于掌握一个工具，机器的规则不是对人提出挑战，或者对教会他的每一种知识提出挑战，因此，他不可能通过它而获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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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规范的观念。无论如何，在西方历史中，劳动一直拥有着一种较深层的“道德无意识”。同宗教一起，劳动是面对存在和彼岸荒谬性的方式。宗教，最具渗透力的人类制度，在社会中起着一种简单的象征作用，因为宗教让个体去面对死亡问题。既然死亡不是通往永恒生命的序曲，地狱和天堂才得以成为严肃话语的主题，并且在尘世上的主导才日益丧失其重要性。但是随着宗教信仰的衰落，对永恒生活的信念力量也走向了衰落。由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纯粹的前景：死亡意味着自我的完全消解。（如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66]指出的那样：哈姆雷特“担心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担心深渊的恐怖个人主义理念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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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担忧通过劳动而得到了清除。尽管宗教衰落了，但是劳动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劳动将仍然把情感力量转化为创造性挑战。（对托尔斯泰来说，正如后来对以色列集体农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那样，劳动是一种宗教；A.D.戈登［Gordon］，这位合作社理论家，强调通过体力劳动来获得新生。）通过劳动来蔑视死亡，人可以从意识中把死亡清除出去。作为劳动者（homo faber），人可以千方百计地控制自然和约束自己。弗洛伊德说过，劳动是把人同现实结合起来的主要手段。那么，当工人和劳动自身都被机器取代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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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年）：奥古斯都时代的古罗马诗人。作品有《牧歌集》、《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三部杰作。——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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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00—1979）：英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剑桥大学历史教授，著有《现代科学的起源》、《历史的辉格解释》。——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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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时间作为空间的一项功能的一个讨论，请参阅C.F.封•魏扎克《自然的历史》（芝加哥，1949年），第13页，第48—5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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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弗洛伊德说道：“秩序是一种一再重复的驱力，一旦出现某件事情该何时、何地和如何被完成的问题时，那种驱力便应运而生，以便打消在每一个相似场合存在的疑虑和犹豫。秩序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它使我们最好地利用空间和时间，并且清除不必要的精力损耗。”《文明及其不满》（伦敦哈盖斯出版社1946年版），第55—5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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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尔多斯•赫胥黎（1894—1963）：进化论者托马斯•赫胥黎之孙，英国小说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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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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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派斯维尔•戈德曼（1904—1989）：美国郊区理论家、犹太教堂建筑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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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保罗•戈德曼（1911—1972）：美国社会与教育批评家、小说家、剧作家、心理治疗师、无政府主义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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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弗雷德里克•温斯特•泰勒（1856—1915）：美国著名发明家和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创始人，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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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泰勒不是了解这些后果的第一个人。150年以前，亚当•斯密写道：“人的大部分知性必然地来自于他们的日常雇用情况。把其生命花费在一些简单操作上的人……没有机会去运用他的知性……他一般会变得越来越愚笨和无知。”《国富论》（现代图书馆，1937年），第734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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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查尔斯•贝陶（1886—1944）：出生于巴黎的法国工程师，后移居美国，创立“贝陶体系”，科学管理重要贡献者，20世纪早期与英国皇家和纳粹都有往来的著名富豪。——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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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贝陶体系在美国的应用率高达占675000名员工的720家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维奇的联合之下对贝陶的讨伐，加上工会对机械工资量化方法的强烈敌视，这个体系不再在美国使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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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无论是作为一个操作样式，还是作为一个语言学术语，流水线都是一个最近才出现的东西。奥利弗•埃文斯在1800年创办了一个具有连续生产线的工厂。在19世纪70年代，食品加工厂已经采用了屠宰家畜过程的架空运送办法。但是作为一个现代成就，流水线的成功大多应归功于亨利•福特。1914年，他在密歇根的派克高地建了一条汽车流水线。并且，只是到了牛津英语词典才正式收入了这一词条，因为在那一年增加了该语词的现代意义。参阅西格弗里德•杰东的《机械化发出了号令》。——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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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假如想对一个公司的工资结构单独作出精确的规定，就需要涉及众多的变量。试考虑一般社会科学问题，社会科学试图探索诸多极其复杂的变量：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或在经济事务中政策的制定。——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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