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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嘲笑了这些乌托邦的非现实性。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才能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对这个世界的这种表面相关性本身是一个假象。社会主义的两难仍然是如何去面对以下问题：一方面，它“既存在于这个世界中又属于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拒绝了”这个世界；它只是等待一个新的世界。尽管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努力通过提出“即时的要求”并且敦促必要的社会改革来发挥政治作用，但是对于从日常运行着的社会中产生的现实政治问题，几乎没有表示过任何态度。在1900年，欧仁•V.德布斯（Eugene V.Debs）[26]曾经诘问道：“对工人的工资而言，‘帝国主义’、‘扩张’、‘银币自由铸造’、‘金本位’，等等，除了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托词以外，还能是什么呢？以麦金利先生为代表的大资本家和以布赖恩先生为代表的小资本家都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但是，他们不关心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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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斯说：这些“问题”是离题的，因为工人处于社会的边缘。因此，德布斯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政党没有任何交流。甚至在地方内政事务上，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由于对未来充满着充分的自信，所以，这个社会主义运动能够“保持”这种纯洁性。“社会主义纲领不是为了被接受或被拒绝而强加于社会的一个理论。它只是对于迟早不可避免的事情的阐释。资本主义已经在为了不让自身毁灭而进行着挣扎。”1904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纲领就是这样主张的，这是社会主义政党提出的第一个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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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社会主义政党和其领导人欧仁•德布斯都在等待着。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是内在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的诸多异想天开的矛盾——其深层的情绪化见解、其不切实际而利令智昏的政治行为、其愤世嫉俗而气急败坏的怒火——的化身，那么他就是欧仁•德布斯。德布斯具有神学家所谓的领袖人物才具有的超凡魅力，超凡入圣的内在气度，或者像一位精明的南方人所指出的那样，具有“煽情的威力”。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写道：“德布斯个儿高挑，长着两条修长的螺旋腿，说起话来富于煽动性，他的话语鼓舞起了住在木屋里的铁路工人们的激情……使他们希望得到他所希望的那个世界，诸位兄弟将拥有的那个世界是一个人人有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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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德布斯充分地实现了先知的救世主角色，但是他缺乏政客的精明和务实，缺乏把握道德最高原则并使之具体化为带有最低限度的必要妥协的特殊事务的能力。他也缺乏如下自觉：一个社会主义领导者必须同时扮演上述两个角色，并且他还缺乏对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产生的双重危险——先知的腐败和政客的无能——的自觉。但是，德布斯甚至从来没有能力完完全全地去履行先知的角色。一种肤浅的教条主义使他对死板的道德原则抱有幻想。一位赞同他的传记作家写道：“在他无法理解预期的改良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直接联系的情况下，他拒绝把时间浪费在改良上。因此，争论就变得毫无意义；他是不会为它所动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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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条主义不是源自——像列宁所具有的——坚强的革命意志，而是源自想要成为正统劳动者观念中的“左派”的近乎本能的渴望。这个由来已久的异端倾向不是来自——像海伍德（Haywood）[28]那样的——劫富济贫的反叛精神。它源于19世纪一种感伤的浪漫主义。德布斯曾把自己比作欧仁•苏（Eugene Sue）和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欧仁•苏和雨果对社会下层的关心，卢梭的素朴乐观主义都深深地打动了他。不过，就其个人生活、举止和习性（除了后来私下沉迷于酒以外）来说，德布斯是一个正派人士，他几乎就是一个资产阶级者；他的夫人凯特（Kate）则更是如此。尽管德布斯的文学趣味平淡无奇：他喜欢的诗人是埃尔伯特•哈伯特（Elbert Hubbard），但是在其政治活动中，德布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浪漫主义者——这既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优势。这使他成了一个能言善辩且情感细腻的人，使他触及大众对超越自身之外最隐秘目标的渴望。不过，这也使他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使他逃避了对日常政治决策的责任。他对官僚制度和政党寡头统治充满着刻骨仇恨；他对像他自己那样既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又从事着离经叛道的事业的人充满了温馨和热情。但这确实是一条最容易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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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孤身只影的德布斯，不辞劳苦地为民请命，到处奔波，感动了所有见过他的人。总而言之，这或许是因为他是一位真正新教徒的缘故。德布斯站立在漫长的宗教改良之路的终点。他有一种近乎神秘的——有时是无所不知的——关于其内在自我命令的信念。像古老的再洗礼派教徒一样，所有的问题都由个体的良心来解除。他从所有信徒的不同教职中脱颖而出，成为担负人性包袱的唯一个体。这种孤独感——和崇高感——触动了同样受到恐怖的孤立感折磨的其他人。由于他是独立无援的，他强调个体及其权利，并且这种“自律”态度在最大程度上对人的尊严作了独一无二的辩护。但是，由于这种极端离经叛道的精神，由于无视理性和传统规范的浪漫主义，它避开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一个更加难办的问题，避开了——像一个人在政治中必须做的那样——对社会公德和政治公正的相对标准而不是抽象的绝对原则的追求。在产生行动标准的过程中，它只能是一端——而且是必然的一端。但是，由于这位孤立的新教徒拒绝加入“罪人”（sinners）社会之中，所以，这个孤立的先知规避了政治生活的责任。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曾经说过，先知就像一个路标，矗立在山路旁，他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却无法走开，一旦他走开了，这里就不再有路标了。人们可能会进一步说，政治家则随身带着路标进入了山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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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的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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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通往拯救的来世运动，那些运动可以始终推迟复活的日期，生活在当前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得不去兑现各种结果。它是一种基于“历史”信仰的运动；但是，它发现自己是外在于“时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揭露了它的虚伪性。因为，该党第一次不得不去面对有关现时代的实际问题。并且，该党内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领导层都对那个问题置之不理。结果，人们便放弃了对美国社会主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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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的社会主义，无力确立对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的早期信仰。它被迫去表明对当时特殊问题的立场。但是，它也彻底地拒绝了那个形成这些问题的社会前提。事实上，这个社会主义政党承认它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但是，它拒绝为成为“在”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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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种观望态度对于一场“政治”运动而言是不可能的。它似乎热衷于斗争，而不考虑斗争的武器、地点和准备工作的程度等问题。从政治上讲，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每一个问题只能通过一种模棱两可的政治程式来进行。这种程式既不能让纯粹主义者满意，也不能让纠缠于日常选择问题的行为主义者满意。例如，当西班牙的勤王者要求组织军队时，社会主义政党只能用“工人支持”而非（资本主义）政府支持这样的软弱政策来响应；但是，对于西班牙人而言，组织军队不是理论上美好的东西，而是当下的需要。当青年工联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给他们播下了劳工运动的种子——为了保卫进步的合法利益而面临在政治上与罗斯福和新政相妥协的必然性时，社会主义者却提出了一个不与民主党合作的“工党”。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主义政党几乎丧失了其整个工会基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证实是社会主义淘金者不能安全逃过的劫难。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持，怎么能击败希特勒？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了“第三力量”（third force）的口号。无论怎样，社会主义政党认识到那种努力的无效；但在实质上，它选择了放弃。它声称：抵制法西斯主义的最好办法“是在国内推行民主”。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军事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占领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政治中心，即希特勒的柏林，其他任何问题都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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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另一种方式，现代社会主义之宗教的狂热的根源得到了自我揭示：在分歧的不断增加过程中，在小宗派集团的不断形成过程中，每个人都在热烈讨论着夺取政权的真正道路问题。社会主义是一个终极性运动。它坚信自己的使命，因为“历史”将引导它达到其目的。但是，尽管它坚信其最后的目标，却从来不存在检验这诸多直接手段的标准。结果是在社会主义生活中的一种持续异端的意识。每一个被采纳的立场时刻都面临着挑战，这些挑战来自那些感到它只会使这个运动背离其最终目标并且误入歧途的人。更进一步地，由于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囊括了人类政治活动的所有领域，社会主义政党始终面临着对每一个问题——从越南到芬兰，从禁令到不抵抗主义——都去表明其立场的挑战。而且，由于每两个社会主义者始终会有三种政治观点，结果，在其内部生活中，甚至是对单一年度而言，社会主义政党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某些问题的争论，那些问题预示着有分裂党的危险，也迫使它花费大量时间来解决和好或破裂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美国社会主义的缺乏责任心的主要线索之一就是来自于这个事实。[29]不过，纵使在政治上它证实了美国社会主义是软弱无能的，但是它仍然是一股道德力量，而且在诺曼•托马斯那里，它有了一个新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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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德布斯本质上是美国社会主义的感伤主义者，那么，诺曼•托马斯则是美国社会主义的道德形象。一位共产主义评论家曾经嘲笑诺曼•托马斯，因为他把其对美国贫困问题的研究专著取名为《人类的剥削》（Human Exploitation）而不是《资本家的剥削》（Capitalist Exploitation）。这位评论家的言下之意是：托马斯提出的不是分析的社会学的问题，而是道德的和情感的问题。从理智上讲，托马斯知道“这个制度”是应该受到责难的；但是，这种抽象的指责对他来说几乎毫无意义。他的兴趣始终在于他亲身经历的由个体所犯下的不公正事件；社会主义者或许会去分析客观原因，而他最快活的时候莫过于能够去解决一些直接的与己相关的问题；在反对发生在阿肯萨斯州巴德松县的沿海种植者暴行的声明中；在印第安纳州的泰勒哈特镇人公然反抗军事法的过程中；在对坦姆巴的三K党的揭露过程中；在对吉米•沃克（Jimmy Walkers）执政纽约时期的市政腐败的揭露过程中；在反对泽西市的立法者们颁布的反对自由言论的法令的过程中，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托马斯用雄辩的口才表示了一种艾利雅•洛夫乔伊（Elijah Lovejoy）式的愤怒或威廉•L.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式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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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M.托马斯具有这些冲动是顺理成章的。宗教，正统的长老会教义，是其童年家庭生活的中心。像其威尔士出生的祖父一样，其父亲是一位长老会教长。他在一种严格的安息日制法规中长大，但是，其祖先加尔文派的这种严苛性由于其父母的仁爱而得到了缓解。“尽管我的父亲在理论上相信人将永世不能得救，”托马斯写道：“但是他从来没有诅咒过人会被罚入地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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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在1884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的梅朗镇。因长得过快，他是个多病的小男孩，后来逐渐长成一个既难以对付又瘦弱的顽皮少年，他不愿与同龄人待在一起，而喜欢与比他大的人来往，并且他从阅读中得到了最大满足。诺曼是六个小孩中的老大，全家人忙碌于各类家庭杂务和这个小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其他活动。母亲埃玛•马特妮更要强，而“父亲则满足于现状”。当托马斯回顾其在这个俄亥俄州小镇上的童年生活时，他叙述道：“这是为注重精神分析的传记作家或小说家而特意准备的背景。这是一项对来自长老会的正统观念的反应和来自美国中西部清教主义反应的反叛的研究。其唯一的问题在于，这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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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位叔叔的资助下，托马斯实现了其童年梦想，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05年大学毕业之时，他是班级致告别词的毕业生代表。因此，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多少是一个注定的事实。但是，在上流社会信仰进步的年代里，接受陈旧的正统观念就显得落伍。因此，与那个时代关注社会的许多官员一样，现代主义者和沃尔特•拉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的自由主义言论都有其吸引力。但是，正是在纽约西部地区坑坑洼洼的斯布林大街旁的贫民窟的污秽和贫困使托马斯积极地致力于社会改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和解联谊会的影响——这个联谊会是一个宗教不抵抗运动组织——使得他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以为，如果上帝的侍者只能以残暴的战争手段为他和正义事业服务，那么上帝肯定不是‘神，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亲’。”托马斯的立场使得他从政府部门退出来，进入到政治和新闻界。（他宁可冒着他的教会可能失去资助的危险也要放弃牧师职位。）托马斯长得高大而英俊，具有非凡的贵族气质，说起话来娓娓动听，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博取了美国人的充分信任。因此他迅速地在一个缺乏公共形象的党内成为出色的领导者。在1924年，他被提名为纽约州党的负责人；四年后，因为两位经验丰富的党领导人，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和维克多•伯杰（Victor Berger）都生长于欧洲，并且因为丹•霍恩（Dan Hoan）忙于出任米尔瓦奇市市长，托马斯被提名为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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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托马斯有两个严重的弱点。第一，他极不信任自己的同代人，因此，追随于他左右的都是一些相当年轻的人，他们与他保持了一种只有钦佩而没有批评的关系。第二，他对被人操纵怀有深深的恐惧，因此，他把每一个政治批评都看做人身攻击。不像德布斯，托马斯坚决要做党的领导人。于是，经常发生如下情况——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如果党的政策不是倾向于托马斯，而是倾向于其他方向，他就会以辞职相威胁。（否则，他怎么能够用纯粹良心来评说一个问题呢？）然而，托马斯的大多数决定不是根据他已经看到的政治后果作出的，而是根据他看到的道德后果所作出的。而且，由于经历和性情的原因，托马斯大多关注的是各种问题而非各种思想。在党内，他的主要成员千方百计地纯化“理论”，甚至纯化为冗长不堪的派性决议，但是托马斯对特殊问题的兴趣经常意味着改变同其他不同派系之间的联盟，并且摆脱了由这些宗派团体产生的一些没完没了的争论。这样，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托马斯与右翼一起关注着劳动党问题，并且在战争问题上转向了不抵抗主义和左派。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中期，也许是托马斯最不幸的时期，当时，作为一个公开声称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卷入了57种宣称是革命正统主张的冲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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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以道德为行事原则的人，托马斯在这个没有道德的社会中已经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权谋、对出路的取舍，以及少犯罪过等两难问题中，他陷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作为一个老道的现代人，托马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他的这种模糊角色，并且感觉到他已经作出了政治选择。在1947年，他写道：“人们被迫根据相关的社会后果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其悲剧在于，没有任何一个选择能够成为实际上是好的选择……从实证的意义上讲，在纳粹的成功不仅可能奴役世界而且可能毁灭世界之前，［不抵抗主义者］在阻止纳粹主义问题上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如果一种信仰只包括对不朽的信念，那么它不可能比别的任何信仰更强大，也就是说，除了对上帝能力的宗教信仰之外，它便一无所有。这件事情还不足以充分地证实用战争方法来实现美好目标只能是自取灭亡。它还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如果所有美国人都像甘地那样地行动’，那么我们就更坚信能够击败公开宣称的法西斯主义。也许这是可能的，但是，既然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这样子做，因此遗留下来的仍是较少的罪恶问题。”托马斯确实吸取了有关较少罪恶的教训，无论怎样，在放弃了做一个绝对不抵抗主义者之后，他逐渐地成为一个犹豫不决的不抵抗主义者。当佛朗哥暴乱发生时，托马斯放弃了他的宗教不抵抗主义，不过他作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区分。通过那个区分，他支持个体的志愿和战斗的权利，但是不支持“通过征兵的战争来实施的美国官方干预”。在珀尔•哈勃（Pearl Harbor）之后，托马斯对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个“批判性支持”的立场。在最初几年里，这种立场大多表现为忽视对外政策和公开反对国内阵线上的非正义活动。由于害怕另一次分裂，社会主义政党采用了一个足够灵活的和模棱两可的方案，以便允许不抵抗主义者、反对战争的社会主义者和赞成战争的社会主义者继续在党内统一。[31]但是，这个方案几乎毫无益处。没有一个人对这种折中感到满意，而且由于各派被剥夺了分裂的动机，党员们便纷纷辞职。从这种观点来推论，社会主义政党已经完全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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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己的外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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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的共产主义者而言，这些令人苦恼的伦理和政治问题是不存在的。在充满敌意的敌人领土上，共产主义者只能永远过着异化的生活。由于任何一种支持姿态、对社会改良的任何一个压力，都完全是策略性的，因此一系列波将金（Potemkin）村庄[32]，那个骗局的外表到时候肯定会被撕破。共产主义者的伦理是一种“终极目标”（ultimate ends）伦理；只有目的是重要的，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则是次要的。[33]因此，布尔什维克主义既不是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而是外在于这个世界的。它不会对在社会中采取任何行动而造成的结果承担任何责任，它也没有遭受由默许或拒绝的紧张状态所带来的痛苦。但是，与共产主义者不同，社会主义者缺乏那种狂热的意念，他们经常面临着由涉及社会日常问题并且分担对社会日常问题的责任而带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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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绝对”的这种承诺赋予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宗教的力量。正是这种承诺支撑起20世纪的一个伟大政治神话，即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布尔什维克神话。无私、忠诚、机智、富于事业心的布尔什维克是现时代的主人翁。他是一个崇尚行动的人，一个为了未来而战斗的战士，他独自承继了英勇的传统，这个传统原来是西方文化中高贵的政治遗产，但是现在因资产阶级狭隘的、充满铜臭味的算计而失去了生命力。（商人能成为这种主人翁吗？）这是一个富有特色的神话，许多知识分子曾被它深深地吸引住。正是这个神话使得大多数被开除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领导职位”的人对党感到了深恶痛绝和近乎病态的怨恨。因为通过这个关于绝对无私的神话，“布尔什维克”声称要成为一个“超人”，一个毫不妥协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但是为了要成为有道德的人，知识分子害怕进行比较，因此反对这种主张。这样，知识分子要么承受着某种罪恶感，要么承受着心理上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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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为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主人翁的布尔什维克神话以外，20世纪的共产主义为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其他几个富有特色的贡献。像诸多其他社会学说一样，这些贡献从来没有以一种充分自我意识的方式被系统地阐述过；然而多年来，它们曾经作为一种前后一致的哲学出现。对于这些贡献，大约有五个方面能够用图表的方式联系起来。这些贡献对于了解美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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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创新之一是他们的政权理论。与19世纪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反，那种观点把社会的决定看做通过妥协和同意使得不同利益达到和谐一致——这是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开始接受的一种理论，在当时它要求为政府承担责任——政权被规定为对于专政工具的垄断。权力几乎完全根据物理学来考虑，它从字面上几乎等同于如下公式：“质量乘以引力等于力。”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核心于市场社会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个体是一个无用的实体。只有组织起来的群众才是重要的，而且只有群众基础才能在社会中发挥社会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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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群众需要领导。马克思社会学中没有解决的一大难题是无产阶级怎样达到其角色意识的问题。仅仅依赖于对永久历史发展的期待将导致对错误抽象的谬误的依赖。“自发性”，对列宁而言，不是群众政治中的一个实在；工会也不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他的答案，他对革命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党的先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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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反对夸大工会作用的“经济主义”。他认为，在工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纯粹社会组织只能导向工薪意识，而不能产生革命意识；他反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他主张群众在本质上是落后的。只有起先锋作用的党，才能意识到社会力量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才能根据革命方向来评价发挥出来的作用，并且才能正确地采取当机立断的策略。这就是列宁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作了经典阐述的革命先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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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中，列宁写道：如果没有“一打”久经考验、才华卓著的领导者——才华卓著者并非随处可见，他们受过职业训练的，具有接受长期学校教育的经历，在工作中善于相互合作——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够进行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斗争。列宁说：“我确信，第一，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坚固的领导者组织来维持延续性，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运动是能够持久的；第二，群众越是广泛地被自发地拉入到斗争中来并形成运动的基础，那么这样一个组织就越有必要，这个组织也就越是稳定（因为，蛊惑人心的政客非常容易把群众中比较落后的那部分人引向歧路）；第三，这个组织必须主要由把革命作为职业来从事的人组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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