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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党要想成为一个先锋队，那么就必须要有行动的纪律，由此就产生了党的下级服从上级和“中央集权制”原则，并且要由领导者制定出一条约束一切的路线。在1903年，列宁发表的这些学说分裂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并且导致了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产生。最初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反对列宁的思想，但是，后来他有条件地服从了。正像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所写道的那样：“毫无疑问，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革命党将需要一种什么样紧张的和迫切的中央集权制来领导千百万人民进行一场反对旧秩序的战争……革命的中央集权制是一个苛刻的、强制的、严格的原则。在与个别党员的关系中，在与整个党组织缔造者的同事关系中，它通常采取了一种绝对冷酷无情的姿态。词语‘势不两立’和‘严酷无情’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正是列宁特别喜爱的词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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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力原则和党组织理论中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其他两个关键信条。一个是阶级的两极分化。因为它只期待那场“最后的冲突”，布尔什维克主义把社会划分为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先锋队的党才能获得解放；所以，任何一个反党分子都是敌人。对列宁来说，绝对的伦理准则是“谁不支持我，谁就是在反对我”。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也把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希特勒当作主要敌人，而且它还在几种状况下导致共产主义者为了推翻德国共和国而与纳粹结成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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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信条，源于群众的落后性，是把所有的政策都阐述为强有力的口号的重要的心理学策略。各种口号把客观事件戏剧化，使问题简单化，并且消除了与民主政治行动相伴随的各种限制条件、各种状况的细微差异以及敏感性。在“论口号”一文中[36]，列宁做的这个最初笔记之一是论述现代大众心理学的。在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通过使用诸如“所有权力归于苏维埃”、“国家、和平和面包”等口号灵活地实施了这一策略，每个地方的所有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策略主要通过使用关键口号来阐述政策。这些口号首先传达到党的领导层，形成文件，逐级传达，然后传达到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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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先锋党及其与群众的关系的理论的后果是一个“二元真理”的体系，或者说，它把特殊的伦理标准赋予给了那些献身于革命目标的人，另一个真理则是针对群众的。从这种信条中产生了列宁的著名告诫：由于这个事业本身拥有较高的真理，因此一个人可以撒谎、偷窃和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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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1935年到1945年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这10年以外，共产党在美国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在被误称为“红色10年”的时间里，尽管共产党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政治力量，但是它在产业促进会中确实取得了重要影响（它曾经控制了拥有工人代表大会大约20%席位的工会，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几乎占据了美国产业促进会的所有重要职位，并且控制着纽约、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和其他重要州的大州和城市产业促进会委员会），并且在美国自由和文化部门得到了一个体面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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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宣传机构的最大胜利——第五个创新——是创立了人为而虚假的阵线组织。这些阵线组织打着各种旗号，并且通过各种宣言、公开信、请愿、声明、告示、公告、抗议以及在美国产生的此起彼伏的其他谬论来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种阵线技术的荒谬性在于：它鼓励一种只有通过“集体意见”才得以执行的群众精神；并且假如有一个批评者敢于对苏联的教条提出挑战，那么他注定要成为众矢之的而被群众的训斥声所湮没。正如欧仁•里昂指出的那样：“造谣者们真是这样说的吗：在像美国那样辽阔的范围里，克里姆林宫为了‘惩罚’4000万苏联人而实施了一场可怕的饥荒？从贝佛里山到公园大道小棚屋的整条道路上的50名营养师和农艺师谴责资本家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对这种诽谤负责，于是那个谣言便得到了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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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阵线技术的腐败之处在于：尽管许多受骗者想象自己是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但是他们仍然发现自己得屈从于宣传鸦片并且成为幕后共产党统治者的软弱工具。在其他情况下，上层阶级主妇们和目中无人的女演员们在共产主义“事业”中看到了取代其陋习的一次令人愉悦的反叛。感受到被终极出卖的是这样一些获得了参与感的阵线大众，他们伤心地发现，由于党的路线的变化，那种参与感是虚假的。他们发现自己是党所操纵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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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影响只是在共产党在当时与自由社会并驾齐驱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那个自由社会的情绪被希特勒和弗朗哥激发起来。由于其出色的组织，共产党能够成为许多“事业”的领导者。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的成功多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在人民阵线的日子里，共产党突然发现自己在许多领域（劳工运动、好莱坞、城市政治）得到了接受。在那些领域里，他们以前一直受到拒斥和轻视。但是人民阵线是一个策略。作为其寻求民族联盟政策的一部分，它一直受到莫斯科的指使。共产主义者没有放弃对于革命和政权的信念；自由主义者是一股有待于被治理的势力。无论如何，在1943年，在所谓的民族统一的德黑兰阶段，存在着一个新的阶段。布劳德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解散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共产党，并且把它改组为一个政治联盟。但是，它涉及的远不只是战术。在人民阵线方面以前的成功给了这个党以新的前景。布劳德本人为得到了这个党的新承认和尊敬而感到满意。在社会主义党那里，它正在变成一个得到认可的“左派”，在美国生活中占据着“合法的”位置。这种修正主义究竟走得有多远，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在1945年，布劳德出乎意料地、残酷地被开除了出去。并且，与莫斯科的新的反对西方进攻阵线相呼应，该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宗派主义阶段。1948年的华莱士军团是号召老的自由主义者支持新的极端路线的一次绝望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的结果只是使共产主义者孤立于劳工运动和自由运动，并且导致了他们被排斥于那个运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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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共产党主要寄希望于压力集团中无依无靠的知识分子以及上面描述过的为精英分子的呼吁所吸引的“未来工程师们”。出于权宜之计的考虑，尽管党的路线发生了变化，党的事业走向了衰弱，但是它仍然激起了许多美国人去反对不公正，并产生了一些炙手可热的人物。它为想要出人头地的一代人提供了一些无与伦比的政治经验，并且在组织操纵和死心塌地的意识形态忠诚方面——由于其传统和气氛，这个国家发现这些方面是难以理解的——它给了随和、宽容、不修边幅的美国人以教训。不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它散布的不信任和焦虑的种子，共产主义反而促成了一个反应，一个民主的美国发现自身在以前的岁月里难得有立锥之地的歇斯底里和过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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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倡导立即得救的狂热的千禧年主义者，到在迈阿密海滩上进行日光浴的20世纪美国劳工领导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近乎超现实主义的历史跳跃。但是，这些人物是把所有运动都联结起来的一条线上的相反相成的人物。那些运动寻求改变社会的科层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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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危机中应运而生。在大写的历史的边缘，他们企求世界一下子就得到改变。布尔什维克把自身等同于大写的历史，并且充满信心地期待着历史的车轮将把他推向前进，去代替旧的历史。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社会妥协问题、伦理和政治张力问题都没有意义。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个两难是无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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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中，他就不可能拒绝去分担社会决定的责任。在此时此地，人们不是生活在极端状态之下的（不是生活在“整体”之中的，不是生活在索列尔的神话中的），而是生活在“部分”之中的，他们把其生活分割成工作、家庭、邻居、兄弟俱乐部等部分。正像阿克顿指出的那样，大写的历史没有发挥“瓶装香水”的作用。妥协“纵使不是政治的全部，也是政治的灵魂……进步是在折中中达成的”。但是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这恰恰是一个不能接受的智慧。现在，学说犹在；而运动已经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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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犹太教哈西德派是犹太教的一个虔修派和神秘运动。在1710年多夫•波尔（Dov Baer）创立第一个哈西德教团，不久在波兰、俄罗斯、立陶宛和巴勒斯坦也纷纷成立小社团。每个分社由一个义人领导。其共同的礼拜仪式包括大声呼叫，纵情歌舞，以达到狂喜入神状态。1772年正统派犹太教把他们逐出教会，但哈西德派继续蓬勃发展。到了19世纪，哈西德派成为一个极端保守运动。在大屠杀中，大批哈西德信徒罹难，但残存者仍活跃于以色列和美国。他们反抗严格的律法主义和律法学术，而赞成以一种较欢乐的方式让普通人得到精神慰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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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立叶（1772—1837）：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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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卡尔•考茨基（1854—1938）：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重要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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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东尼奥•拉布利拉（1843—1902）：意大利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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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莱翁•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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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写给丹尼尔逊的信，第169封，载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书信选，1846—1895年》（纽约，1934年），第36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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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写给施洛伊特的信，第222封，载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书信选，1846—1895年》（纽约，1934年），第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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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凯塞林（1880—1946）：德国哲学家、作家、旅行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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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引自格茨•A.布列夫斯《无产阶级》（纽约，1937年），第193页。为这种情况而感到难堪的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千方百计地否认这种物质利益。在为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日益增长的论断作辩护时，统计学家欧仁•库克金斯基（现在是一位东德政府官员）主张，19世纪美国工人生活条件确实日益恶化了。面对他自己提出的如下事实：从1790年到1900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库克金斯基搬出了列宁主义理论：资本主义把工人分裂为工人贵族和更加广大的被压迫群众，前者是获利者并且被高工资所收买。但是这只是一个修辞性断言而不是一个统计学主张。参阅欧仁•库克金斯基《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状况简史》（《美国，从1789年到现在》第2卷）（伦敦，1943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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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像上面这样的总假说可能只可以有一个答案。它假定了一些条件；使人们对一些问题产生敏感。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运动的命运的经验研究务必根据时间、地点和机会的具体问题来进行。像一个个体一样，一个社会运动在它作出选择的过程中规定了它的性质。因此，一个人必须找到“危机点”，明确摆在运动面前的各种出路，了解被作出的各种选择的动机。在我的单行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背景和发展》中，我试图确定美国社会主义的这些转折点。（参阅艾吉伯尔特和帕尔森斯编《社会主义和美国人的生活》，普林斯顿，1952年，第215—404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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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1834—1902）：第一代阿克顿男爵，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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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引自格特路德•希默尔法布的文章：“阿克顿勋爵政治理论中的美国革命”，《现代史杂志》1949年12月，第31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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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载于《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集》，H.H.吉尔斯和C.W.米尔斯编（纽约，1946年），第119页及其以后，并参考第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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