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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M.托马斯具有这些冲动是顺理成章的。宗教，正统的长老会教义，是其童年家庭生活的中心。像其威尔士出生的祖父一样，其父亲是一位长老会教长。他在一种严格的安息日制法规中长大，但是，其祖先加尔文派的这种严苛性由于其父母的仁爱而得到了缓解。“尽管我的父亲在理论上相信人将永世不能得救，”托马斯写道：“但是他从来没有诅咒过人会被罚入地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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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在1884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的梅朗镇。因长得过快，他是个多病的小男孩，后来逐渐长成一个既难以对付又瘦弱的顽皮少年，他不愿与同龄人待在一起，而喜欢与比他大的人来往，并且他从阅读中得到了最大满足。诺曼是六个小孩中的老大，全家人忙碌于各类家庭杂务和这个小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其他活动。母亲埃玛•马特妮更要强，而“父亲则满足于现状”。当托马斯回顾其在这个俄亥俄州小镇上的童年生活时，他叙述道：“这是为注重精神分析的传记作家或小说家而特意准备的背景。这是一项对来自长老会的正统观念的反应和来自美国中西部清教主义反应的反叛的研究。其唯一的问题在于，这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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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位叔叔的资助下，托马斯实现了其童年梦想，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05年大学毕业之时，他是班级致告别词的毕业生代表。因此，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多少是一个注定的事实。但是，在上流社会信仰进步的年代里，接受陈旧的正统观念就显得落伍。因此，与那个时代关注社会的许多官员一样，现代主义者和沃尔特•拉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的自由主义言论都有其吸引力。但是，正是在纽约西部地区坑坑洼洼的斯布林大街旁的贫民窟的污秽和贫困使托马斯积极地致力于社会改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和解联谊会的影响——这个联谊会是一个宗教不抵抗运动组织——使得他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以为，如果上帝的侍者只能以残暴的战争手段为他和正义事业服务，那么上帝肯定不是‘神，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亲’。”托马斯的立场使得他从政府部门退出来，进入到政治和新闻界。（他宁可冒着他的教会可能失去资助的危险也要放弃牧师职位。）托马斯长得高大而英俊，具有非凡的贵族气质，说起话来娓娓动听，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博取了美国人的充分信任。因此他迅速地在一个缺乏公共形象的党内成为出色的领导者。在1924年，他被提名为纽约州党的负责人；四年后，因为两位经验丰富的党领导人，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和维克多•伯杰（Victor Berger）都生长于欧洲，并且因为丹•霍恩（Dan Hoan）忙于出任米尔瓦奇市市长，托马斯被提名为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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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托马斯有两个严重的弱点。第一，他极不信任自己的同代人，因此，追随于他左右的都是一些相当年轻的人，他们与他保持了一种只有钦佩而没有批评的关系。第二，他对被人操纵怀有深深的恐惧，因此，他把每一个政治批评都看做人身攻击。不像德布斯，托马斯坚决要做党的领导人。于是，经常发生如下情况——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如果党的政策不是倾向于托马斯，而是倾向于其他方向，他就会以辞职相威胁。（否则，他怎么能够用纯粹良心来评说一个问题呢？）然而，托马斯的大多数决定不是根据他已经看到的政治后果作出的，而是根据他看到的道德后果所作出的。而且，由于经历和性情的原因，托马斯大多关注的是各种问题而非各种思想。在党内，他的主要成员千方百计地纯化“理论”，甚至纯化为冗长不堪的派性决议，但是托马斯对特殊问题的兴趣经常意味着改变同其他不同派系之间的联盟，并且摆脱了由这些宗派团体产生的一些没完没了的争论。这样，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托马斯与右翼一起关注着劳动党问题，并且在战争问题上转向了不抵抗主义和左派。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中期，也许是托马斯最不幸的时期，当时，作为一个公开声称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卷入了57种宣称是革命正统主张的冲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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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以道德为行事原则的人，托马斯在这个没有道德的社会中已经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权谋、对出路的取舍，以及少犯罪过等两难问题中，他陷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作为一个老道的现代人，托马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他的这种模糊角色，并且感觉到他已经作出了政治选择。在1947年，他写道：“人们被迫根据相关的社会后果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其悲剧在于，没有任何一个选择能够成为实际上是好的选择……从实证的意义上讲，在纳粹的成功不仅可能奴役世界而且可能毁灭世界之前，［不抵抗主义者］在阻止纳粹主义问题上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如果一种信仰只包括对不朽的信念，那么它不可能比别的任何信仰更强大，也就是说，除了对上帝能力的宗教信仰之外，它便一无所有。这件事情还不足以充分地证实用战争方法来实现美好目标只能是自取灭亡。它还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如果所有美国人都像甘地那样地行动’，那么我们就更坚信能够击败公开宣称的法西斯主义。也许这是可能的，但是，既然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这样子做，因此遗留下来的仍是较少的罪恶问题。”托马斯确实吸取了有关较少罪恶的教训，无论怎样，在放弃了做一个绝对不抵抗主义者之后，他逐渐地成为一个犹豫不决的不抵抗主义者。当佛朗哥暴乱发生时，托马斯放弃了他的宗教不抵抗主义，不过他作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区分。通过那个区分，他支持个体的志愿和战斗的权利，但是不支持“通过征兵的战争来实施的美国官方干预”。在珀尔•哈勃（Pearl Harbor）之后，托马斯对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个“批判性支持”的立场。在最初几年里，这种立场大多表现为忽视对外政策和公开反对国内阵线上的非正义活动。由于害怕另一次分裂，社会主义政党采用了一个足够灵活的和模棱两可的方案，以便允许不抵抗主义者、反对战争的社会主义者和赞成战争的社会主义者继续在党内统一。[31]但是，这个方案几乎毫无益处。没有一个人对这种折中感到满意，而且由于各派被剥夺了分裂的动机，党员们便纷纷辞职。从这种观点来推论，社会主义政党已经完全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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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己的外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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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的共产主义者而言，这些令人苦恼的伦理和政治问题是不存在的。在充满敌意的敌人领土上，共产主义者只能永远过着异化的生活。由于任何一种支持姿态、对社会改良的任何一个压力，都完全是策略性的，因此一系列波将金（Potemkin）村庄[32]，那个骗局的外表到时候肯定会被撕破。共产主义者的伦理是一种“终极目标”（ultimate ends）伦理；只有目的是重要的，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则是次要的。[33]因此，布尔什维克主义既不是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而是外在于这个世界的。它不会对在社会中采取任何行动而造成的结果承担任何责任，它也没有遭受由默许或拒绝的紧张状态所带来的痛苦。但是，与共产主义者不同，社会主义者缺乏那种狂热的意念，他们经常面临着由涉及社会日常问题并且分担对社会日常问题的责任而带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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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绝对”的这种承诺赋予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宗教的力量。正是这种承诺支撑起20世纪的一个伟大政治神话，即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布尔什维克神话。无私、忠诚、机智、富于事业心的布尔什维克是现时代的主人翁。他是一个崇尚行动的人，一个为了未来而战斗的战士，他独自承继了英勇的传统，这个传统原来是西方文化中高贵的政治遗产，但是现在因资产阶级狭隘的、充满铜臭味的算计而失去了生命力。（商人能成为这种主人翁吗？）这是一个富有特色的神话，许多知识分子曾被它深深地吸引住。正是这个神话使得大多数被开除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领导职位”的人对党感到了深恶痛绝和近乎病态的怨恨。因为通过这个关于绝对无私的神话，“布尔什维克”声称要成为一个“超人”，一个毫不妥协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但是为了要成为有道德的人，知识分子害怕进行比较，因此反对这种主张。这样，知识分子要么承受着某种罪恶感，要么承受着心理上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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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为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主人翁的布尔什维克神话以外，20世纪的共产主义为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其他几个富有特色的贡献。像诸多其他社会学说一样，这些贡献从来没有以一种充分自我意识的方式被系统地阐述过；然而多年来，它们曾经作为一种前后一致的哲学出现。对于这些贡献，大约有五个方面能够用图表的方式联系起来。这些贡献对于了解美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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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创新之一是他们的政权理论。与19世纪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反，那种观点把社会的决定看做通过妥协和同意使得不同利益达到和谐一致——这是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开始接受的一种理论，在当时它要求为政府承担责任——政权被规定为对于专政工具的垄断。权力几乎完全根据物理学来考虑，它从字面上几乎等同于如下公式：“质量乘以引力等于力。”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核心于市场社会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个体是一个无用的实体。只有组织起来的群众才是重要的，而且只有群众基础才能在社会中发挥社会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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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群众需要领导。马克思社会学中没有解决的一大难题是无产阶级怎样达到其角色意识的问题。仅仅依赖于对永久历史发展的期待将导致对错误抽象的谬误的依赖。“自发性”，对列宁而言，不是群众政治中的一个实在；工会也不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他的答案，他对革命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党的先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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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反对夸大工会作用的“经济主义”。他认为，在工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纯粹社会组织只能导向工薪意识，而不能产生革命意识；他反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他主张群众在本质上是落后的。只有起先锋作用的党，才能意识到社会力量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才能根据革命方向来评价发挥出来的作用，并且才能正确地采取当机立断的策略。这就是列宁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作了经典阐述的革命先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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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中，列宁写道：如果没有“一打”久经考验、才华卓著的领导者——才华卓著者并非随处可见，他们受过职业训练的，具有接受长期学校教育的经历，在工作中善于相互合作——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够进行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斗争。列宁说：“我确信，第一，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坚固的领导者组织来维持延续性，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运动是能够持久的；第二，群众越是广泛地被自发地拉入到斗争中来并形成运动的基础，那么这样一个组织就越有必要，这个组织也就越是稳定（因为，蛊惑人心的政客非常容易把群众中比较落后的那部分人引向歧路）；第三，这个组织必须主要由把革命作为职业来从事的人组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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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党要想成为一个先锋队，那么就必须要有行动的纪律，由此就产生了党的下级服从上级和“中央集权制”原则，并且要由领导者制定出一条约束一切的路线。在1903年，列宁发表的这些学说分裂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并且导致了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产生。最初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反对列宁的思想，但是，后来他有条件地服从了。正像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所写道的那样：“毫无疑问，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革命党将需要一种什么样紧张的和迫切的中央集权制来领导千百万人民进行一场反对旧秩序的战争……革命的中央集权制是一个苛刻的、强制的、严格的原则。在与个别党员的关系中，在与整个党组织缔造者的同事关系中，它通常采取了一种绝对冷酷无情的姿态。词语‘势不两立’和‘严酷无情’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正是列宁特别喜爱的词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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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力原则和党组织理论中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其他两个关键信条。一个是阶级的两极分化。因为它只期待那场“最后的冲突”，布尔什维克主义把社会划分为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先锋队的党才能获得解放；所以，任何一个反党分子都是敌人。对列宁来说，绝对的伦理准则是“谁不支持我，谁就是在反对我”。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也把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希特勒当作主要敌人，而且它还在几种状况下导致共产主义者为了推翻德国共和国而与纳粹结成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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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信条，源于群众的落后性，是把所有的政策都阐述为强有力的口号的重要的心理学策略。各种口号把客观事件戏剧化，使问题简单化，并且消除了与民主政治行动相伴随的各种限制条件、各种状况的细微差异以及敏感性。在“论口号”一文中[36]，列宁做的这个最初笔记之一是论述现代大众心理学的。在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通过使用诸如“所有权力归于苏维埃”、“国家、和平和面包”等口号灵活地实施了这一策略，每个地方的所有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策略主要通过使用关键口号来阐述政策。这些口号首先传达到党的领导层，形成文件，逐级传达，然后传达到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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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先锋党及其与群众的关系的理论的后果是一个“二元真理”的体系，或者说，它把特殊的伦理标准赋予给了那些献身于革命目标的人，另一个真理则是针对群众的。从这种信条中产生了列宁的著名告诫：由于这个事业本身拥有较高的真理，因此一个人可以撒谎、偷窃和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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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1935年到1945年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这10年以外，共产党在美国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在被误称为“红色10年”的时间里，尽管共产党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政治力量，但是它在产业促进会中确实取得了重要影响（它曾经控制了拥有工人代表大会大约20%席位的工会，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几乎占据了美国产业促进会的所有重要职位，并且控制着纽约、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和其他重要州的大州和城市产业促进会委员会），并且在美国自由和文化部门得到了一个体面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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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宣传机构的最大胜利——第五个创新——是创立了人为而虚假的阵线组织。这些阵线组织打着各种旗号，并且通过各种宣言、公开信、请愿、声明、告示、公告、抗议以及在美国产生的此起彼伏的其他谬论来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种阵线技术的荒谬性在于：它鼓励一种只有通过“集体意见”才得以执行的群众精神；并且假如有一个批评者敢于对苏联的教条提出挑战，那么他注定要成为众矢之的而被群众的训斥声所湮没。正如欧仁•里昂指出的那样：“造谣者们真是这样说的吗：在像美国那样辽阔的范围里，克里姆林宫为了‘惩罚’4000万苏联人而实施了一场可怕的饥荒？从贝佛里山到公园大道小棚屋的整条道路上的50名营养师和农艺师谴责资本家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对这种诽谤负责，于是那个谣言便得到了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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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阵线技术的腐败之处在于：尽管许多受骗者想象自己是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但是他们仍然发现自己得屈从于宣传鸦片并且成为幕后共产党统治者的软弱工具。在其他情况下，上层阶级主妇们和目中无人的女演员们在共产主义“事业”中看到了取代其陋习的一次令人愉悦的反叛。感受到被终极出卖的是这样一些获得了参与感的阵线大众，他们伤心地发现，由于党的路线的变化，那种参与感是虚假的。他们发现自己是党所操纵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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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影响只是在共产党在当时与自由社会并驾齐驱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那个自由社会的情绪被希特勒和弗朗哥激发起来。由于其出色的组织，共产党能够成为许多“事业”的领导者。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的成功多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在人民阵线的日子里，共产党突然发现自己在许多领域（劳工运动、好莱坞、城市政治）得到了接受。在那些领域里，他们以前一直受到拒斥和轻视。但是人民阵线是一个策略。作为其寻求民族联盟政策的一部分，它一直受到莫斯科的指使。共产主义者没有放弃对于革命和政权的信念；自由主义者是一股有待于被治理的势力。无论如何，在1943年，在所谓的民族统一的德黑兰阶段，存在着一个新的阶段。布劳德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解散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共产党，并且把它改组为一个政治联盟。但是，它涉及的远不只是战术。在人民阵线方面以前的成功给了这个党以新的前景。布劳德本人为得到了这个党的新承认和尊敬而感到满意。在社会主义党那里，它正在变成一个得到认可的“左派”，在美国生活中占据着“合法的”位置。这种修正主义究竟走得有多远，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在1945年，布劳德出乎意料地、残酷地被开除了出去。并且，与莫斯科的新的反对西方进攻阵线相呼应，该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宗派主义阶段。1948年的华莱士军团是号召老的自由主义者支持新的极端路线的一次绝望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的结果只是使共产主义者孤立于劳工运动和自由运动，并且导致了他们被排斥于那个运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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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共产党主要寄希望于压力集团中无依无靠的知识分子以及上面描述过的为精英分子的呼吁所吸引的“未来工程师们”。出于权宜之计的考虑，尽管党的路线发生了变化，党的事业走向了衰弱，但是它仍然激起了许多美国人去反对不公正，并产生了一些炙手可热的人物。它为想要出人头地的一代人提供了一些无与伦比的政治经验，并且在组织操纵和死心塌地的意识形态忠诚方面——由于其传统和气氛，这个国家发现这些方面是难以理解的——它给了随和、宽容、不修边幅的美国人以教训。不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它散布的不信任和焦虑的种子，共产主义反而促成了一个反应，一个民主的美国发现自身在以前的岁月里难得有立锥之地的歇斯底里和过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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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倡导立即得救的狂热的千禧年主义者，到在迈阿密海滩上进行日光浴的20世纪美国劳工领导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近乎超现实主义的历史跳跃。但是，这些人物是把所有运动都联结起来的一条线上的相反相成的人物。那些运动寻求改变社会的科层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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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危机中应运而生。在大写的历史的边缘，他们企求世界一下子就得到改变。布尔什维克把自身等同于大写的历史，并且充满信心地期待着历史的车轮将把他推向前进，去代替旧的历史。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社会妥协问题、伦理和政治张力问题都没有意义。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个两难是无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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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中，他就不可能拒绝去分担社会决定的责任。在此时此地，人们不是生活在极端状态之下的（不是生活在“整体”之中的，不是生活在索列尔的神话中的），而是生活在“部分”之中的，他们把其生活分割成工作、家庭、邻居、兄弟俱乐部等部分。正像阿克顿指出的那样，大写的历史没有发挥“瓶装香水”的作用。妥协“纵使不是政治的全部，也是政治的灵魂……进步是在折中中达成的”。但是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这恰恰是一个不能接受的智慧。现在，学说犹在；而运动已经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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