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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犹太教哈西德派是犹太教的一个虔修派和神秘运动。在1710年多夫•波尔（Dov Baer）创立第一个哈西德教团，不久在波兰、俄罗斯、立陶宛和巴勒斯坦也纷纷成立小社团。每个分社由一个义人领导。其共同的礼拜仪式包括大声呼叫，纵情歌舞，以达到狂喜入神状态。1772年正统派犹太教把他们逐出教会，但哈西德派继续蓬勃发展。到了19世纪，哈西德派成为一个极端保守运动。在大屠杀中，大批哈西德信徒罹难，但残存者仍活跃于以色列和美国。他们反抗严格的律法主义和律法学术，而赞成以一种较欢乐的方式让普通人得到精神慰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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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立叶（1772—1837）：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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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卡尔•考茨基（1854—1938）：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重要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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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东尼奥•拉布利拉（1843—1902）：意大利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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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莱翁•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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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写给丹尼尔逊的信，第169封，载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书信选，1846—1895年》（纽约，1934年），第36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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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写给施洛伊特的信，第222封，载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书信选，1846—1895年》（纽约，1934年），第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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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凯塞林（1880—1946）：德国哲学家、作家、旅行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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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引自格茨•A.布列夫斯《无产阶级》（纽约，1937年），第193页。为这种情况而感到难堪的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千方百计地否认这种物质利益。在为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日益增长的论断作辩护时，统计学家欧仁•库克金斯基（现在是一位东德政府官员）主张，19世纪美国工人生活条件确实日益恶化了。面对他自己提出的如下事实：从1790年到1900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库克金斯基搬出了列宁主义理论：资本主义把工人分裂为工人贵族和更加广大的被压迫群众，前者是获利者并且被高工资所收买。但是这只是一个修辞性断言而不是一个统计学主张。参阅欧仁•库克金斯基《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状况简史》（《美国，从1789年到现在》第2卷）（伦敦，1943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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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像上面这样的总假说可能只可以有一个答案。它假定了一些条件；使人们对一些问题产生敏感。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运动的命运的经验研究务必根据时间、地点和机会的具体问题来进行。像一个个体一样，一个社会运动在它作出选择的过程中规定了它的性质。因此，一个人必须找到“危机点”，明确摆在运动面前的各种出路，了解被作出的各种选择的动机。在我的单行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背景和发展》中，我试图确定美国社会主义的这些转折点。（参阅艾吉伯尔特和帕尔森斯编《社会主义和美国人的生活》，普林斯顿，1952年，第215—404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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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1834—1902）：第一代阿克顿男爵，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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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引自格特路德•希默尔法布的文章：“阿克顿勋爵政治理论中的美国革命”，《现代史杂志》1949年12月，第31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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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载于《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集》，H.H.吉尔斯和C.W.米尔斯编（纽约，1946年），第119页及其以后，并参考第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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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德国宗教改革激进派领袖，也是德意志农民战争领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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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闵采尔的太平盛世梦想给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罗伯特•伯顿在其《忧郁症分析》前言中的牧歌式田园的文学乌托邦以及培根《新大西洋》的技术学天堂以灵感，那一梦想在克伦威尔反叛期间平等派和掘地派的平均主义要求中得到了政治表达。一个半世纪之后，在法国革命期间，在格拉基斯•巴伯夫的“平等派阴谋”中，同样的冲动被强烈地激发出来了，并且汇入19世纪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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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纽约，1936年），第190—193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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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诺曼•托马斯（1884—1968）：美国牧师，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美国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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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一个美国人》、《一位女士的画像》、《鸽翼》、《使节》和《金碗》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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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乔治斯•尤金•索列尔（1847—1922）：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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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乔治斯•索列尔：《反思暴力》（第三版，格伦科，1950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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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自我利益如何向意识形态转变的问题。他问道：“如下情况怎样才成为可能呢：无视这些个人，个人利益不断增长，转化为阶级利益，转化为共同利益，它们反对个别的个人而赢得独立的存在，在这种独立中，它们采取了一般利益的形式，成为实际个体的对立面，并且在这种对立中，它们相应的被规定为一般利益，它们可以被意识理解为理念，甚至理解为宗教的和神圣的利益？”但是，令人恼怒的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过回答。（参阅《德意志意识形态》［纽约，1939年］，第203页。）悉尼•胡克在其载于《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纽约，1933年，第10卷，第219页）的“唯物主义”一文中试图重提意识问题：“什么是特殊的唯物主义，经济条件通过它影响着阶级的习惯和动机，并且它断定使个体行动起来的那些动机并不总是受到个体自我利益的触动？既然阶级是由个体组成的，那么阶级利益怎样才能通过个体的非经济动机而得到加强呢？”但是，在更加鲜明地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他也没有给出答案。所以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详细地阐述过这些重要的心理的和制度的联系，这种联系将证明作为自我同一的个体是如何带上了阶级角色的“人格”或面具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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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无产阶级如何达到自我意识问题，知识分子角色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领导者来自另一个阶级的个人问题，长期地困扰着这个激进运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三个不同的阶级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存在着一种世界末日论观点。根据那种观点，历史的终结把社会两极化为两个阶级，并且通过揭示这个日益扩大的偏见，阶级立场达到了自觉。在《资本论》的结论中，马克思根据收入来源对“实质性的”阶级划分（即作为理想类型而不是作为现实）作出了简单化分析；但是，把收入团体划归相同的类的做法仍然需要回答什么是自我意识的机械论的问题。马克思实际的历史分析，例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历史分析，表明了他对社会划分之复杂差异的细微自觉。那些差异在现实中产生了许多不同社会种类和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因此，只是在一些“极端”例子中，而不是在日常政治中，阶级划分和同一性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至关重要的东西。（关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讨论，请参阅雷蒙•阿隆：“社会结构和统治阶级”，载于《英国社会学杂志》1950年3月。）就意识问题方面的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我在多少有点冗长的下一章——“来自马克思的两条道路”——里作了详细探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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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普勒斯特•约翰，传说中一位中世纪的基督徒国王和僧人。据传说，他曾经统治中东或非洲的某个王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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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在同社会主义者的论战过程中，坎贝尔第一次用这个词阐明了这个见解。它后来变成了关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关于纯粹而简单的工联主义的一个共同描述。请参阅萨缪尔•坎贝尔《劳工七十年》第1卷，第286—287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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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参阅萨缪尔•坎贝尔《劳工七十年》第2卷，第10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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