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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自我利益如何向意识形态转变的问题。他问道：“如下情况怎样才成为可能呢：无视这些个人，个人利益不断增长，转化为阶级利益，转化为共同利益，它们反对个别的个人而赢得独立的存在，在这种独立中，它们采取了一般利益的形式，成为实际个体的对立面，并且在这种对立中，它们相应的被规定为一般利益，它们可以被意识理解为理念，甚至理解为宗教的和神圣的利益？”但是，令人恼怒的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过回答。（参阅《德意志意识形态》［纽约，1939年］，第203页。）悉尼•胡克在其载于《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纽约，1933年，第10卷，第219页）的“唯物主义”一文中试图重提意识问题：“什么是特殊的唯物主义，经济条件通过它影响着阶级的习惯和动机，并且它断定使个体行动起来的那些动机并不总是受到个体自我利益的触动？既然阶级是由个体组成的，那么阶级利益怎样才能通过个体的非经济动机而得到加强呢？”但是，在更加鲜明地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他也没有给出答案。所以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详细地阐述过这些重要的心理的和制度的联系，这种联系将证明作为自我同一的个体是如何带上了阶级角色的“人格”或面具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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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无产阶级如何达到自我意识问题，知识分子角色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领导者来自另一个阶级的个人问题，长期地困扰着这个激进运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三个不同的阶级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存在着一种世界末日论观点。根据那种观点，历史的终结把社会两极化为两个阶级，并且通过揭示这个日益扩大的偏见，阶级立场达到了自觉。在《资本论》的结论中，马克思根据收入来源对“实质性的”阶级划分（即作为理想类型而不是作为现实）作出了简单化分析；但是，把收入团体划归相同的类的做法仍然需要回答什么是自我意识的机械论的问题。马克思实际的历史分析，例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历史分析，表明了他对社会划分之复杂差异的细微自觉。那些差异在现实中产生了许多不同社会种类和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因此，只是在一些“极端”例子中，而不是在日常政治中，阶级划分和同一性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至关重要的东西。（关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讨论，请参阅雷蒙•阿隆：“社会结构和统治阶级”，载于《英国社会学杂志》1950年3月。）就意识问题方面的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我在多少有点冗长的下一章——“来自马克思的两条道路”——里作了详细探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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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普勒斯特•约翰，传说中一位中世纪的基督徒国王和僧人。据传说，他曾经统治中东或非洲的某个王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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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在同社会主义者的论战过程中，坎贝尔第一次用这个词阐明了这个见解。它后来变成了关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关于纯粹而简单的工联主义的一个共同描述。请参阅萨缪尔•坎贝尔《劳工七十年》第1卷，第286—287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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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参阅萨缪尔•坎贝尔《劳工七十年》第2卷，第10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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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欧仁•德布斯（1855—1926）：美国工会领袖，社会主义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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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莱伊•然热：《变形的十字架》（新不伦瑞克，新泽西，1949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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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海伍德（1869—1928）：美国工会领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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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这篇论文没有探讨的领域是迷恋于宗派现状心理类型问题。尽管有人会说，对待历史命运的幻想，与命运的假想性抗争，以及在消灭对手过程中产生的对权力的认同感，都产生了令人满足的崇高感。这种崇高感使得宗派主义者的持续生存值得期望。许多领袖人物的复杂心态，因流言飞语产生的强烈攻击性，强有力派系集团的形成，都证明了心理需求和满足的独特地位，它们在这些微妙的分子式世界中得到了实现。——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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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托马斯在其《如我所见》（纽约，1932年）中曾经提到过自己的一些情况。上面的引文，还有关于托马斯信念的一些描述，来自1944年托马斯为其家人撰写的一部未出版的回忆录，我看过这本回忆录。——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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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一种情况来自德怀特•麦克唐纳的如下说法：“在战争问题上的这种无能在我看来一直是在所有社会党小党派中确实缺乏政治严肃性的一个证明。”（“为什么我不愿意支持诺曼•托马斯”，载于《政治学》1944年10月，第27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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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波将金（1739—1791）：俄国政治家，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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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马克斯•韦伯写道：“相信终极目标伦理的人感到，对它唯一‘可以作出回应的’是：纯意向的热情是不会熄灭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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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V.I.列宁：《怎么办？》（纽约，1929年），第11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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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莱昂•托洛茨基：《我的生活》（纽约，1930年），第161—16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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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V.I.列宁：“论口号”，载于《通往夺取政权的道路》，《列宁选集》（纽约，1932年），第21卷，第1册，第43—5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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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十三章 三代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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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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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获得了对人类古老时代的一种始终有害的信仰：我们是迟到的幸存者，仅仅是模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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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Nietz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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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青年一代”。我在大萧条时期产生了政治意识，并且在1932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是早熟的13岁。15岁时，我已经在探讨“通往权力之路”的各种方案。在辛辛那提，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我已经经历了宗派纷争的风风雨雨。自从193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作为一个作家或教师已经工作了20年，这20年占去了我生命的一半——这是一个体面的阶段，然而，每当有人发表传记性文章时，几乎不可避免地把我称作“青年”美国社会学家或者“青年”美国作家。与我同年龄或稍长一点的其他同代人也是如此。随便举一些例子：现年39岁的哈维•斯旺特斯（Harvey Swados）[1]虽然已经出版了三部小说，仍然被称作有前途的“青年”作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2]已经42岁，出版了四部一流的历史阐释专著，却被称为青年美国学者；詹姆斯•韦克斯勒（James Wechsler）[3]已经40多岁，仍然被称为青年编辑；索尔•贝娄（Saul Bellow），40多岁，被称为青年小说家；43岁的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4]被称为青年美国评论家；44岁的阿尔弗雷德•卡真（Alfred Kazin）被称为青年美国评论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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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代人以前，一个40岁上下的人已经不能被人看做青年了。当美利坚合众国创立之时，国父们大多只有30多岁；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稍年长者的世界里，我们处在“阴影线”的延长部分上，却被划入了较年轻的一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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