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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普勒斯特•约翰，传说中一位中世纪的基督徒国王和僧人。据传说，他曾经统治中东或非洲的某个王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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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在同社会主义者的论战过程中，坎贝尔第一次用这个词阐明了这个见解。它后来变成了关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关于纯粹而简单的工联主义的一个共同描述。请参阅萨缪尔•坎贝尔《劳工七十年》第1卷，第286—287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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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参阅萨缪尔•坎贝尔《劳工七十年》第2卷，第10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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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欧仁•德布斯（1855—1926）：美国工会领袖，社会主义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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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莱伊•然热：《变形的十字架》（新不伦瑞克，新泽西，1949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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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海伍德（1869—1928）：美国工会领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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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这篇论文没有探讨的领域是迷恋于宗派现状心理类型问题。尽管有人会说，对待历史命运的幻想，与命运的假想性抗争，以及在消灭对手过程中产生的对权力的认同感，都产生了令人满足的崇高感。这种崇高感使得宗派主义者的持续生存值得期望。许多领袖人物的复杂心态，因流言飞语产生的强烈攻击性，强有力派系集团的形成，都证明了心理需求和满足的独特地位，它们在这些微妙的分子式世界中得到了实现。——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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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托马斯在其《如我所见》（纽约，1932年）中曾经提到过自己的一些情况。上面的引文，还有关于托马斯信念的一些描述，来自1944年托马斯为其家人撰写的一部未出版的回忆录，我看过这本回忆录。——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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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一种情况来自德怀特•麦克唐纳的如下说法：“在战争问题上的这种无能在我看来一直是在所有社会党小党派中确实缺乏政治严肃性的一个证明。”（“为什么我不愿意支持诺曼•托马斯”，载于《政治学》1944年10月，第27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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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波将金（1739—1791）：俄国政治家，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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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马克斯•韦伯写道：“相信终极目标伦理的人感到，对它唯一‘可以作出回应的’是：纯意向的热情是不会熄灭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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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V.I.列宁：《怎么办？》（纽约，1929年），第11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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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莱昂•托洛茨基：《我的生活》（纽约，1930年），第161—16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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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V.I.列宁：“论口号”，载于《通往夺取政权的道路》，《列宁选集》（纽约，1932年），第21卷，第1册，第43—5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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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十三章 三代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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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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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获得了对人类古老时代的一种始终有害的信仰：我们是迟到的幸存者，仅仅是模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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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Nietz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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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青年一代”。我在大萧条时期产生了政治意识，并且在1932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是早熟的13岁。15岁时，我已经在探讨“通往权力之路”的各种方案。在辛辛那提，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我已经经历了宗派纷争的风风雨雨。自从193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作为一个作家或教师已经工作了20年，这20年占去了我生命的一半——这是一个体面的阶段，然而，每当有人发表传记性文章时，几乎不可避免地把我称作“青年”美国社会学家或者“青年”美国作家。与我同年龄或稍长一点的其他同代人也是如此。随便举一些例子：现年39岁的哈维•斯旺特斯（Harvey Swados）[1]虽然已经出版了三部小说，仍然被称作有前途的“青年”作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2]已经42岁，出版了四部一流的历史阐释专著，却被称为青年美国学者；詹姆斯•韦克斯勒（James Wechsler）[3]已经40多岁，仍然被称为青年编辑；索尔•贝娄（Saul Bellow），40多岁，被称为青年小说家；43岁的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4]被称为青年美国评论家；44岁的阿尔弗雷德•卡真（Alfred Kazin）被称为青年美国评论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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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代人以前，一个40岁上下的人已经不能被人看做青年了。当美利坚合众国创立之时，国父们大多只有30多岁；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稍年长者的世界里，我们处在“阴影线”的延长部分上，却被划入了较年轻的一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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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文化思想状况的一般变化之外，“30年代”上大学的那一代人为什么至今仍然处境艰难，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原因。这是因为，当主导“30年代”的这一代人自己站稳脚跟的时候，并且一直到最近，当他们已经在文化界中拥有主要统治势力的时候，都是年轻的。例如，《党派评论》已经创办了23年，然而，它的编辑，威廉•菲利浦斯（William Phillips）[5]和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6]，并不是“老年”人（现年50岁上下）。我们的思想前辈——莱昂内尔•特里林、悉尼•胡克（Sidney Hook）[7]、埃德蒙•威尔逊（Edmurd Wilson）[8]、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9]、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0]、牛顿•阿维尼（Newton Arvin）[11]、F.W.杜宾（F.W.Dupee）[12]、詹姆士•T.法莱尔（James T.Farreu）[13]、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⑪、马克斯•莱尔纳（Max Lerner）[15]、艾略特•科恩（Elliott Cohen）——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分别确立了作为新生代的标志。根据他们宣称的激进政治观，他们已经取代了他们的上一代人，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造他们的反呢？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着对自身的“反叛”运动。他们前仆后继，上下求索，经历了长期奋战。他们既崇拜偶像又反对崇拜偶像，他们紧张、勤勉、质朴、单纯而热忱；但是，在莫斯科审判以及苏联和纳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他们陷入了绝望之中，并且进行了反省；我们从他们及其经历中继承了主导当今话语的一些关键术语：反讽性、悖谬性、模糊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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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尽管他们——以及我们——比20世纪的第一代政治学家们更可悲，或许也更聪明，但是，我们却没有比他们更出色或更伟大。在今天，或者在最近20年来，几乎没有几个人物或几本书可以与杜威、比尔德（Beard）[16]、霍姆斯（Holmes）[17]、凡勃伦和布兰代斯（Brandeis）[18]的光辉形象和著作相媲美。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来读解这些人的思想和著作，我们肯定会对其本质上的乐观主义感到震惊（甚至凡勃伦也是如此，请阅读他的《工程师和价格体系》及其专家治国的未来观）。这种乐观主义是基于对理性和人类共同感的无限信任之上的。我们自己，作为“第二代”，在悲观主义、邪恶、悲剧和绝望中看到了智慧。因此，“面对我们的时代”，我们既是年老的，也是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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