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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其发言人诺曼•波德奥列兹（Norman Podhoretz）[19]指出的那样，有关最近的后学院一代的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其对政治复杂性和存在复杂性之慎重的、实在的和“老道的”接受；而且，正像他断定的那样，那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性，一种孤注一掷的上当受骗感，一种对激情的渴望。存在着对实际上从未被虚度的年华的追求。（但是，我猜想，同对唯美主义［感官主义］、同性恋等的强有力强调相呼应，存在着比波德奥列兹先生承认的那种颓废派艺术家更伟大的超验探索。）此外，在更严肃的思想者中间，存在着对“信仰事业”的追求，尽管渴望“事业”本身的这种自觉意识是自欺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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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经验，即使是反面的经验。以前，人们曾经把英国19世纪90年代“黄皮书唯美主义”，或者20世纪头10年俄国知识界的神秘主义和放荡淫逸（参阅阿尔彻贝谢夫的《萨尼尼》）看做一些明智时期。在现在的英国，在金斯莱•埃米斯的《幸运的吉姆》或者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那是克利斯朵夫•赛克斯所谓的“红墙主义、地方主义，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无端抱怨”——它意味着对牛津和剑桥近亲文化繁殖的抗议。至于在美国将会发生什么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就关于反叛的所有表现而言，无论它是禅宗、抽象的表现主义、荣格主义，还是爵士音乐，都迅速地成为流行时尚，并且迅速地归于平庸无聊。[20]在基督审判的改信中（即改造人生的真正经验中），一个人务必在迷失之后才能被拯救。现在，各种经验已经从道德层面转向了心理层面，并且为了成为“欣喜若狂的”（从字面上讲，就是成为“超然的”，或超越其自我的），一个人必须彻底地获得“解脱”。但是，关于自我的意识已变得如此与生俱来，以至于“解脱”的冲动也带有自我意识；并因此几乎存在着一种无限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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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波德奥列兹先生所说的那样，这一代人的问题是，他们与其说在于“害怕经验”，不如说在于无力界定谁是他们的“敌人”。只有在某人知道要反对的是谁，是与谁作斗争的时候，他才会有目标，有激情。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达达主义者，门肯主义者（Menckenian）[21]以及虚无主义者——嘲笑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要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后来，则是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而有的激进主义者则同斯大林主义斗争。在今天，从理智和情感上，谁是人们能够与之斗争的敌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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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矛盾的情况是，这代人想要过一种“英雄般的”生活，但是他们发现自己的真实形象却是“堂吉诃德式的”。对塞万提斯（Cervantes）[22]的堂吉诃德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于较年轻的一代来说，正像对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绝望的境况。这是已经看到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时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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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者——共产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宗教家——想要过一种极端的生活，他们批评普通人无法过崇高的生活。只有当真正存在着下一个时刻，一个“转变时刻”——在那个时刻里拯救、革命或者真正的热情可以被实现——的情况下，一个人才会作出努力。但是，这些千禧年时刻只是一些幻想。而且，留下来的只是非英雄的、日复一日的普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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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40多年以前在一篇题为“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的辛辣论文中，提出了人们对“责任伦理”或者“终极目标伦理”的接受问题。对于后者——“真正的信仰者”——来说，为了实现其信仰，所有牺牲，所有手段，都是可行的。但是，对于那些负责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摒弃了傲慢原罪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断定他们知道应该如何来安排他们的生活的人来说，或者对于那些知道应该怎么样来阅读新社会行动计划的人来说，一个人的角色只能是拒绝所有绝对的东西而接受实用主义的妥协。像埃德蒙•威尔逊曾经描述西奥多•罗斯福的态度那样，凡是在存在分享一致性的社会里，政治逐渐成为一种“使自己适应于各种人和事的东西，成为一个人可以在其中得分，但只能通过接受规则和认清自己的对手来得分的游戏，而不是人的纯正标准必须把敌方给予消灭的道德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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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3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根据美国文化，曾经是浪荡的纨绔子弟的这一代人，已经浪子回头，重新回到了家里。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上同一条路。并且，知道他必须成为“道德的”和“负责任的”一代人也就是注定要待在家中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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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0年代天真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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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小集团而言，30年代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人经历了激进运动，并且深深地带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这个集团人数不多，在400万大学生和高中生中，只有不到20000人，或0.5%的大中学生，参加了激进活动。但是，像一滴染料能污染整块布料一样，这个数字给这10年染上了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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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主义者是一个浪子。对他而言，世界是一个他命中注定要去探索的陌生之所。他可能最终会返回到其先祖的家。但是，这种回归是偶然的，不是像留下来的那些人一样，逆来顺受地顺从于先祖安排的一切。一个有弹性的社会，就像聪明的父母一样，理解这种仪式，并且，在对传统的挑战中获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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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30年代，思想分歧是太深刻了。看起来似乎无家可归。人们只能继续前行。每个人似乎都在前进，前进，再前进。《前进，前进》（Marching，Marching）是一部获奖的无产阶级小说的标题。这里有游行、警察的围攻、抗议、农场节假日，甚至有旧金山的一次总罢工。这里也有新人，有共产主义者。他不仅是一个始终异化的、始终试探性的、向其目标开放的激进分子，而且是一个反社会的地下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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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这种激动便烟消云散了。劳工运动变得迟钝而官僚。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被吸收到了新政之中。那些虚情假意的无产阶级小说家们摇身一变为好莱坞的雇佣文人。然而，恰恰只有通过理解这些回头浪子和共产主义的命运，人们才能理解天真的丧失。这种丧失是美国30年代与众不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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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肯普顿（Murray Kempton）[23]在《我们时代的基本要素》一书中对做着梦的，并且——正因为“实实在在地”做着那个梦——试图把那个梦转变成为行动的一小撮人进行了考察。但是，在行动中，一个人需向其性格挑战。在有些人身上，钢铁也会变得脆弱，在有些人身上，它又会变得坚强起来；一些人抛弃了这种钢铁意志，而另有一些人则被那种意志所摧毁。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丧失了梦想，世界成了唯一可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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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很自然地得从阿尔杰•希斯和惠特克•钱伯斯讲起。肯普顿重叙了这个熟悉的故事，不过有些细节上的出入。使得如此陌生的双方走到一起的是他们与巴尔的摩的共同联系。巴尔的摩是一个陈腐的城市，是肯普顿的家乡，他非常了解这个城市的这种陈腐气息。希斯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上流巴尔的摩家庭，她收拾起自己家庭的那种时过境迁的优雅举止，低声下气地去迎合钱伯斯，去迎合这位来自社会底层而又饱受苦难的人。钱伯斯后来感恩戴德地跨入了那陈腐的阶层。在对对方的冥冥渴望之中，双方都发现，他们以前一直束缚于他们所抗拒的那种生活之中，两人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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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进一步扩展，还写到一些痴迷于革命集体神话的作家、“反叛的女孩”、富有战斗精神的劳工领袖、青年运动以及其他追赶历史潮流的人物。这不是一部关于左派的正史，而是一系列东拼西凑的关于左派的奇谈。它的独特性和巨大感染力在于它哀婉的调子，那种对青春期苦闷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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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默里•梅森•阿贝尔•肯普顿是一个古老的南部家族的后代。在他的全名中承载着众多的血缘关系。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一位学院共产主义者，当过海员，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他避开纽约知识界那种自说自话的做法，不久在新几内亚战斗团中组建了一个团体。像所有乌托邦运动一样，这个教派的生命力只是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它已不具有持久的现实性。后来，肯普顿回到了纽约。6年以后，作为《纽约邮报》一个拥有广泛读者的专栏作家，他已经是又一位名叫布朗的反偶像崇拜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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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本书中，不存在一个反面人物——不存在令人深恶痛绝的十恶不赦的坏蛋——而只存在生活在谎言中并逐渐为谎言所毁灭的一些苦难者。约翰•哈瓦德•劳森的神经质的《列队行动》在美国戏剧中提出了一种新风格。但是，作为一名好莱坞成员，他通过把“进步的对白”引入平庸的电影来嘲讽革命；李•普勒斯曼，这位老成而杰出的劳工律师，挑选了亨利•华莱士和美国进步党而不是菲尔•墨里和美国产业促进会，并且当他发现这是一个错误选择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对于安•摩斯•雷明顿这位“反抗的女孩”的原型来说，如果威廉•雷明顿加入了共青团组织，那么她只有与热情的威廉•雷明顿结婚。但是后来，作为其前妻，在一次伪证案审判中，安•摩斯•雷明顿的证词对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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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也有英雄人物，肯普顿不像那些幻想破灭的人，他的书中还有一些英雄人物，这些人骨子里是激进分子，虽然受到后来那些把革命等同于思想顽固的“现实主义者”的资助，但是仍然善良、充满着理想。这些人物是：詹姆斯•T.法莱尔，一名粗制滥造的小说家，或许，其对真理的深刻领悟促使他大张旗鼓地去反对共产主义的作家阵线；加德纳•（帕特）•杰克逊，他组织了萨科—万泽提[24]防御阵线，同共产主义的反道德论者发生了冲突；玛丽•希顿•沃斯，她不是把劳动者写成一个抽象集合体，而是写成单一个体；埃德蒙•威尔逊，他的批评之舟使他一直航行在一条纯洁的诚实航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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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其他人：不可思议的J.B.马修斯，一个政治上的戴维森神父式人物，他曾与赤化的萨迪•汤普森同居，在披露他们那段往事的过程中，他表示了对那段艳遇的忏悔；约翰•多斯•帕索斯，他发现，对于其无政府主义的冲动而言，共产主义的操纵太令人恐怖了，于是他转变成了共和党员；乔•柯伦，在从基层法官到劳工领袖的成长过程中，他逐渐陷入了责任的两难之中，并且被迫清除其原来的反叛追随者；鲁瑟小伙子们，他们不为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们的外表所动，他们企图在美国认真地确立社会纪律感。还有许多其他人——中产阶级的瓦萨学院姑娘们、那个死在西班牙的男孩、那些断然拒绝共产主义且获得新尊严的黑人。像马尔科姆•科莱的《流放者的回归》或者文森特•希恩的《亲历》那样，肯普顿的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代人的故事，而且，纵使它有时缺乏对20世纪20年代这些事件的亲历，它仍然具有一股由追求田园牧歌式的理想而激发起来的所向披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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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人终于失败了。这不是因为理想主义推动力日益衰竭的缘故，而也许是因为这是任何激进一代都无法避免的轨迹。这不是因为这些事件印证了预言，而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更加健全的美国。但是，因为这一代人确实暂时成了最近的激进一代——之所以是最近的，是因为它是尝试权力且逐渐变成腐败的第一代人。（然而，不仅那个权力是腐败的，并且是因为正像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25]曾经说过的那样腐败的人追逐着权力之故。）但是，腐败的根源在于“拥有权力者”的傲慢。权力竭力追寻着不公正的目的，但是，在教条主义日益巩固，道德感表现为玩世不恭的单一前景中，结果，当现实证实了这个前景的虚假性之时，剩下来的一切便是难题或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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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40年代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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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德怀特•麦克唐纳给《新共和》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抗议马尔科姆•科莱针对莫斯科审判官方正式文本而展开的谨慎评论，从而开启了一场政治论战；经过相当慎重的讨论之后，《新共和》刊印了此信的三分之一。在更早些时候，在“让资产阶级发抖吧”这个革命口号的鼓舞下，麦克唐纳在菲利浦斯•艾克斯特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俱乐部。在耶鲁，他度过了一段平凡的非革命的日子。随后，在大萧条初期，他在马西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担任执行培训小组的成员（由于这个缘故，我猜想，他现在养成了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爱穿过分花哨的红黑相间的条纹衬衫的习惯），结果，就像雅可布支持拉邦那样，他在《财富》杂志做了7年的编辑。在两年时间里，麦克唐纳成为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在1940年，他离开了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在当时，一些谢希曼分子发表了一篇3万字的文章中约4000字的一个片段，他们把纳粹社会描写为一种新式社会，一种官僚集体主义的社会。麦克唐纳给政治委员会写了一封8000字的信，提出了一个“最小的请求”，即如果想要继续合作下去，就请发表其文章中的另4000字的片段。当委员会集体地、官僚主义地拒绝了这种请求之后，他就辞职而去。在反省这个偶然事件的时候，他宣称该党没有严肃地“从事政治，而只是在从事着元政治”。（说得严重一点，它似乎一直在从事着微观政治。）现在，麦克唐纳专注于编辑《党派评论》，但是，1943年，当他的不抵抗主义逐渐导致与其同事意见分歧时，他又辞职不干了。1944年，麦克唐纳创立了《政治学》月刊，后来改为季刊，这是在个人新闻出版方面取得的一个突出成就。1949年，麦克唐纳对这些努力都感到了厌烦，于是他放弃了《政治学》杂志和政治，转向了更具时尚特性的《纽约客》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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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经历在《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的引论中得到了说明。标以“政治评论”副标题的这些“回忆录”，除了那个引论以外，都不是自传性的或反思性的。它们总共有50篇文章，由摘要、编者按和评论所构成，主要来自《政治学》杂志，一些较短小的往往无足轻重的思想片段是作者的纲要。这本书不包括麦克唐纳讨论大众文化的最著名论文，不包括其雄心勃勃之作，即论文《根即人》，也不包括（除了后来的圣方济各会修道士、多萝西•戴传略之外）任何来自《纽约客》杂志的长篇论文，例如，对莫蒂默•阿德勤《合成论》的诋毁，“自己动手”的风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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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文章既展示了在最佳状态下的麦克唐纳：富有生气的、充满智慧的和多才多艺的，也展现了在最糟糕状态下的麦克唐纳：冷嘲热讽的、目中无人的和令人不快的。麦克唐纳可以被称作“一个反复无常的教条主义者”。在特殊情况下，他对自己的地位太过自信了，并且对其对手也太不留情面了。（当他做文字审阅工作时，他是这方面的老手，他诅咒那些使用愚蠢隐喻或运用陈旧文体的作者。）最终，像海森堡的粒子一样，他消失在新的、不确定的移动的下一次历史时刻中，而且通常是作为过去时代的一个教条主义的新姿态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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