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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十三章 三代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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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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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获得了对人类古老时代的一种始终有害的信仰：我们是迟到的幸存者，仅仅是模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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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Nietz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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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青年一代”。我在大萧条时期产生了政治意识，并且在1932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是早熟的13岁。15岁时，我已经在探讨“通往权力之路”的各种方案。在辛辛那提，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我已经经历了宗派纷争的风风雨雨。自从193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作为一个作家或教师已经工作了20年，这20年占去了我生命的一半——这是一个体面的阶段，然而，每当有人发表传记性文章时，几乎不可避免地把我称作“青年”美国社会学家或者“青年”美国作家。与我同年龄或稍长一点的其他同代人也是如此。随便举一些例子：现年39岁的哈维•斯旺特斯（Harvey Swados）[1]虽然已经出版了三部小说，仍然被称作有前途的“青年”作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2]已经42岁，出版了四部一流的历史阐释专著，却被称为青年美国学者；詹姆斯•韦克斯勒（James Wechsler）[3]已经40多岁，仍然被称为青年编辑；索尔•贝娄（Saul Bellow），40多岁，被称为青年小说家；43岁的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4]被称为青年美国评论家；44岁的阿尔弗雷德•卡真（Alfred Kazin）被称为青年美国评论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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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代人以前，一个40岁上下的人已经不能被人看做青年了。当美利坚合众国创立之时，国父们大多只有30多岁；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稍年长者的世界里，我们处在“阴影线”的延长部分上，却被划入了较年轻的一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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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文化思想状况的一般变化之外，“30年代”上大学的那一代人为什么至今仍然处境艰难，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原因。这是因为，当主导“30年代”的这一代人自己站稳脚跟的时候，并且一直到最近，当他们已经在文化界中拥有主要统治势力的时候，都是年轻的。例如，《党派评论》已经创办了23年，然而，它的编辑，威廉•菲利浦斯（William Phillips）[5]和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6]，并不是“老年”人（现年50岁上下）。我们的思想前辈——莱昂内尔•特里林、悉尼•胡克（Sidney Hook）[7]、埃德蒙•威尔逊（Edmurd Wilson）[8]、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9]、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0]、牛顿•阿维尼（Newton Arvin）[11]、F.W.杜宾（F.W.Dupee）[12]、詹姆士•T.法莱尔（James T.Farreu）[13]、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⑪、马克斯•莱尔纳（Max Lerner）[15]、艾略特•科恩（Elliott Cohen）——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分别确立了作为新生代的标志。根据他们宣称的激进政治观，他们已经取代了他们的上一代人，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造他们的反呢？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着对自身的“反叛”运动。他们前仆后继，上下求索，经历了长期奋战。他们既崇拜偶像又反对崇拜偶像，他们紧张、勤勉、质朴、单纯而热忱；但是，在莫斯科审判以及苏联和纳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他们陷入了绝望之中，并且进行了反省；我们从他们及其经历中继承了主导当今话语的一些关键术语：反讽性、悖谬性、模糊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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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尽管他们——以及我们——比20世纪的第一代政治学家们更可悲，或许也更聪明，但是，我们却没有比他们更出色或更伟大。在今天，或者在最近20年来，几乎没有几个人物或几本书可以与杜威、比尔德（Beard）[16]、霍姆斯（Holmes）[17]、凡勃伦和布兰代斯（Brandeis）[18]的光辉形象和著作相媲美。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来读解这些人的思想和著作，我们肯定会对其本质上的乐观主义感到震惊（甚至凡勃伦也是如此，请阅读他的《工程师和价格体系》及其专家治国的未来观）。这种乐观主义是基于对理性和人类共同感的无限信任之上的。我们自己，作为“第二代”，在悲观主义、邪恶、悲剧和绝望中看到了智慧。因此，“面对我们的时代”，我们既是年老的，也是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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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其发言人诺曼•波德奥列兹（Norman Podhoretz）[19]指出的那样，有关最近的后学院一代的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其对政治复杂性和存在复杂性之慎重的、实在的和“老道的”接受；而且，正像他断定的那样，那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性，一种孤注一掷的上当受骗感，一种对激情的渴望。存在着对实际上从未被虚度的年华的追求。（但是，我猜想，同对唯美主义［感官主义］、同性恋等的强有力强调相呼应，存在着比波德奥列兹先生承认的那种颓废派艺术家更伟大的超验探索。）此外，在更严肃的思想者中间，存在着对“信仰事业”的追求，尽管渴望“事业”本身的这种自觉意识是自欺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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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经验，即使是反面的经验。以前，人们曾经把英国19世纪90年代“黄皮书唯美主义”，或者20世纪头10年俄国知识界的神秘主义和放荡淫逸（参阅阿尔彻贝谢夫的《萨尼尼》）看做一些明智时期。在现在的英国，在金斯莱•埃米斯的《幸运的吉姆》或者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那是克利斯朵夫•赛克斯所谓的“红墙主义、地方主义，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无端抱怨”——它意味着对牛津和剑桥近亲文化繁殖的抗议。至于在美国将会发生什么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就关于反叛的所有表现而言，无论它是禅宗、抽象的表现主义、荣格主义，还是爵士音乐，都迅速地成为流行时尚，并且迅速地归于平庸无聊。[20]在基督审判的改信中（即改造人生的真正经验中），一个人务必在迷失之后才能被拯救。现在，各种经验已经从道德层面转向了心理层面，并且为了成为“欣喜若狂的”（从字面上讲，就是成为“超然的”，或超越其自我的），一个人必须彻底地获得“解脱”。但是，关于自我的意识已变得如此与生俱来，以至于“解脱”的冲动也带有自我意识；并因此几乎存在着一种无限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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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波德奥列兹先生所说的那样，这一代人的问题是，他们与其说在于“害怕经验”，不如说在于无力界定谁是他们的“敌人”。只有在某人知道要反对的是谁，是与谁作斗争的时候，他才会有目标，有激情。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达达主义者，门肯主义者（Menckenian）[21]以及虚无主义者——嘲笑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要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后来，则是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而有的激进主义者则同斯大林主义斗争。在今天，从理智和情感上，谁是人们能够与之斗争的敌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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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矛盾的情况是，这代人想要过一种“英雄般的”生活，但是他们发现自己的真实形象却是“堂吉诃德式的”。对塞万提斯（Cervantes）[22]的堂吉诃德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于较年轻的一代来说，正像对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绝望的境况。这是已经看到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时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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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者——共产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宗教家——想要过一种极端的生活，他们批评普通人无法过崇高的生活。只有当真正存在着下一个时刻，一个“转变时刻”——在那个时刻里拯救、革命或者真正的热情可以被实现——的情况下，一个人才会作出努力。但是，这些千禧年时刻只是一些幻想。而且，留下来的只是非英雄的、日复一日的普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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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40多年以前在一篇题为“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的辛辣论文中，提出了人们对“责任伦理”或者“终极目标伦理”的接受问题。对于后者——“真正的信仰者”——来说，为了实现其信仰，所有牺牲，所有手段，都是可行的。但是，对于那些负责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摒弃了傲慢原罪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断定他们知道应该如何来安排他们的生活的人来说，或者对于那些知道应该怎么样来阅读新社会行动计划的人来说，一个人的角色只能是拒绝所有绝对的东西而接受实用主义的妥协。像埃德蒙•威尔逊曾经描述西奥多•罗斯福的态度那样，凡是在存在分享一致性的社会里，政治逐渐成为一种“使自己适应于各种人和事的东西，成为一个人可以在其中得分，但只能通过接受规则和认清自己的对手来得分的游戏，而不是人的纯正标准必须把敌方给予消灭的道德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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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3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根据美国文化，曾经是浪荡的纨绔子弟的这一代人，已经浪子回头，重新回到了家里。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上同一条路。并且，知道他必须成为“道德的”和“负责任的”一代人也就是注定要待在家中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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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0年代天真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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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小集团而言，30年代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人经历了激进运动，并且深深地带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这个集团人数不多，在400万大学生和高中生中，只有不到20000人，或0.5%的大中学生，参加了激进活动。但是，像一滴染料能污染整块布料一样，这个数字给这10年染上了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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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主义者是一个浪子。对他而言，世界是一个他命中注定要去探索的陌生之所。他可能最终会返回到其先祖的家。但是，这种回归是偶然的，不是像留下来的那些人一样，逆来顺受地顺从于先祖安排的一切。一个有弹性的社会，就像聪明的父母一样，理解这种仪式，并且，在对传统的挑战中获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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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30年代，思想分歧是太深刻了。看起来似乎无家可归。人们只能继续前行。每个人似乎都在前进，前进，再前进。《前进，前进》（Marching，Marching）是一部获奖的无产阶级小说的标题。这里有游行、警察的围攻、抗议、农场节假日，甚至有旧金山的一次总罢工。这里也有新人，有共产主义者。他不仅是一个始终异化的、始终试探性的、向其目标开放的激进分子，而且是一个反社会的地下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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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这种激动便烟消云散了。劳工运动变得迟钝而官僚。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被吸收到了新政之中。那些虚情假意的无产阶级小说家们摇身一变为好莱坞的雇佣文人。然而，恰恰只有通过理解这些回头浪子和共产主义的命运，人们才能理解天真的丧失。这种丧失是美国30年代与众不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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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肯普顿（Murray Kempton）[23]在《我们时代的基本要素》一书中对做着梦的，并且——正因为“实实在在地”做着那个梦——试图把那个梦转变成为行动的一小撮人进行了考察。但是，在行动中，一个人需向其性格挑战。在有些人身上，钢铁也会变得脆弱，在有些人身上，它又会变得坚强起来；一些人抛弃了这种钢铁意志，而另有一些人则被那种意志所摧毁。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丧失了梦想，世界成了唯一可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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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很自然地得从阿尔杰•希斯和惠特克•钱伯斯讲起。肯普顿重叙了这个熟悉的故事，不过有些细节上的出入。使得如此陌生的双方走到一起的是他们与巴尔的摩的共同联系。巴尔的摩是一个陈腐的城市，是肯普顿的家乡，他非常了解这个城市的这种陈腐气息。希斯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上流巴尔的摩家庭，她收拾起自己家庭的那种时过境迁的优雅举止，低声下气地去迎合钱伯斯，去迎合这位来自社会底层而又饱受苦难的人。钱伯斯后来感恩戴德地跨入了那陈腐的阶层。在对对方的冥冥渴望之中，双方都发现，他们以前一直束缚于他们所抗拒的那种生活之中，两人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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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进一步扩展，还写到一些痴迷于革命集体神话的作家、“反叛的女孩”、富有战斗精神的劳工领袖、青年运动以及其他追赶历史潮流的人物。这不是一部关于左派的正史，而是一系列东拼西凑的关于左派的奇谈。它的独特性和巨大感染力在于它哀婉的调子，那种对青春期苦闷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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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默里•梅森•阿贝尔•肯普顿是一个古老的南部家族的后代。在他的全名中承载着众多的血缘关系。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一位学院共产主义者，当过海员，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他避开纽约知识界那种自说自话的做法，不久在新几内亚战斗团中组建了一个团体。像所有乌托邦运动一样，这个教派的生命力只是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它已不具有持久的现实性。后来，肯普顿回到了纽约。6年以后，作为《纽约邮报》一个拥有广泛读者的专栏作家，他已经是又一位名叫布朗的反偶像崇拜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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