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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本书中，不存在一个反面人物——不存在令人深恶痛绝的十恶不赦的坏蛋——而只存在生活在谎言中并逐渐为谎言所毁灭的一些苦难者。约翰•哈瓦德•劳森的神经质的《列队行动》在美国戏剧中提出了一种新风格。但是，作为一名好莱坞成员，他通过把“进步的对白”引入平庸的电影来嘲讽革命；李•普勒斯曼，这位老成而杰出的劳工律师，挑选了亨利•华莱士和美国进步党而不是菲尔•墨里和美国产业促进会，并且当他发现这是一个错误选择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对于安•摩斯•雷明顿这位“反抗的女孩”的原型来说，如果威廉•雷明顿加入了共青团组织，那么她只有与热情的威廉•雷明顿结婚。但是后来，作为其前妻，在一次伪证案审判中，安•摩斯•雷明顿的证词对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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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也有英雄人物，肯普顿不像那些幻想破灭的人，他的书中还有一些英雄人物，这些人骨子里是激进分子，虽然受到后来那些把革命等同于思想顽固的“现实主义者”的资助，但是仍然善良、充满着理想。这些人物是：詹姆斯•T.法莱尔，一名粗制滥造的小说家，或许，其对真理的深刻领悟促使他大张旗鼓地去反对共产主义的作家阵线；加德纳•（帕特）•杰克逊，他组织了萨科—万泽提[24]防御阵线，同共产主义的反道德论者发生了冲突；玛丽•希顿•沃斯，她不是把劳动者写成一个抽象集合体，而是写成单一个体；埃德蒙•威尔逊，他的批评之舟使他一直航行在一条纯洁的诚实航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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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其他人：不可思议的J.B.马修斯，一个政治上的戴维森神父式人物，他曾与赤化的萨迪•汤普森同居，在披露他们那段往事的过程中，他表示了对那段艳遇的忏悔；约翰•多斯•帕索斯，他发现，对于其无政府主义的冲动而言，共产主义的操纵太令人恐怖了，于是他转变成了共和党员；乔•柯伦，在从基层法官到劳工领袖的成长过程中，他逐渐陷入了责任的两难之中，并且被迫清除其原来的反叛追随者；鲁瑟小伙子们，他们不为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们的外表所动，他们企图在美国认真地确立社会纪律感。还有许多其他人——中产阶级的瓦萨学院姑娘们、那个死在西班牙的男孩、那些断然拒绝共产主义且获得新尊严的黑人。像马尔科姆•科莱的《流放者的回归》或者文森特•希恩的《亲历》那样，肯普顿的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代人的故事，而且，纵使它有时缺乏对20世纪20年代这些事件的亲历，它仍然具有一股由追求田园牧歌式的理想而激发起来的所向披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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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人终于失败了。这不是因为理想主义推动力日益衰竭的缘故，而也许是因为这是任何激进一代都无法避免的轨迹。这不是因为这些事件印证了预言，而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更加健全的美国。但是，因为这一代人确实暂时成了最近的激进一代——之所以是最近的，是因为它是尝试权力且逐渐变成腐败的第一代人。（然而，不仅那个权力是腐败的，并且是因为正像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25]曾经说过的那样腐败的人追逐着权力之故。）但是，腐败的根源在于“拥有权力者”的傲慢。权力竭力追寻着不公正的目的，但是，在教条主义日益巩固，道德感表现为玩世不恭的单一前景中，结果，当现实证实了这个前景的虚假性之时，剩下来的一切便是难题或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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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40年代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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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德怀特•麦克唐纳给《新共和》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抗议马尔科姆•科莱针对莫斯科审判官方正式文本而展开的谨慎评论，从而开启了一场政治论战；经过相当慎重的讨论之后，《新共和》刊印了此信的三分之一。在更早些时候，在“让资产阶级发抖吧”这个革命口号的鼓舞下，麦克唐纳在菲利浦斯•艾克斯特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俱乐部。在耶鲁，他度过了一段平凡的非革命的日子。随后，在大萧条初期，他在马西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担任执行培训小组的成员（由于这个缘故，我猜想，他现在养成了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爱穿过分花哨的红黑相间的条纹衬衫的习惯），结果，就像雅可布支持拉邦那样，他在《财富》杂志做了7年的编辑。在两年时间里，麦克唐纳成为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在1940年，他离开了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在当时，一些谢希曼分子发表了一篇3万字的文章中约4000字的一个片段，他们把纳粹社会描写为一种新式社会，一种官僚集体主义的社会。麦克唐纳给政治委员会写了一封8000字的信，提出了一个“最小的请求”，即如果想要继续合作下去，就请发表其文章中的另4000字的片段。当委员会集体地、官僚主义地拒绝了这种请求之后，他就辞职而去。在反省这个偶然事件的时候，他宣称该党没有严肃地“从事政治，而只是在从事着元政治”。（说得严重一点，它似乎一直在从事着微观政治。）现在，麦克唐纳专注于编辑《党派评论》，但是，1943年，当他的不抵抗主义逐渐导致与其同事意见分歧时，他又辞职不干了。1944年，麦克唐纳创立了《政治学》月刊，后来改为季刊，这是在个人新闻出版方面取得的一个突出成就。1949年，麦克唐纳对这些努力都感到了厌烦，于是他放弃了《政治学》杂志和政治，转向了更具时尚特性的《纽约客》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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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经历在《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的引论中得到了说明。标以“政治评论”副标题的这些“回忆录”，除了那个引论以外，都不是自传性的或反思性的。它们总共有50篇文章，由摘要、编者按和评论所构成，主要来自《政治学》杂志，一些较短小的往往无足轻重的思想片段是作者的纲要。这本书不包括麦克唐纳讨论大众文化的最著名论文，不包括其雄心勃勃之作，即论文《根即人》，也不包括（除了后来的圣方济各会修道士、多萝西•戴传略之外）任何来自《纽约客》杂志的长篇论文，例如，对莫蒂默•阿德勤《合成论》的诋毁，“自己动手”的风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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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文章既展示了在最佳状态下的麦克唐纳：富有生气的、充满智慧的和多才多艺的，也展现了在最糟糕状态下的麦克唐纳：冷嘲热讽的、目中无人的和令人不快的。麦克唐纳可以被称作“一个反复无常的教条主义者”。在特殊情况下，他对自己的地位太过自信了，并且对其对手也太不留情面了。（当他做文字审阅工作时，他是这方面的老手，他诅咒那些使用愚蠢隐喻或运用陈旧文体的作者。）最终，像海森堡的粒子一样，他消失在新的、不确定的移动的下一次历史时刻中，而且通常是作为过去时代的一个教条主义的新姿态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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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对这些反复无常不感到厌烦（除了麦克唐纳自身健全的幽默外表以及他乐于嘲讽自己的错误以外），是因为有这样几个原因。麦克唐纳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记者，但他不是一个社会科学家或哲学家。知识分子以自我为出发点，并把世界与自己的感性联系起来；科学家接受了知识的现存领域，并且试图开辟未被涉足的领域。记者的冲动在于猎奇，在于把其好奇心与时代的紧迫性联系起来；哲学家千方百计地构想出他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而不管时代需不需要那种真实。这样，不断变化的经验本质始终诱惑着知识分子。这就是麦克唐纳何以在性情上不是对理念而是对道德姿态真正感兴趣的原因，并且，他的兴趣在于对偶然真实事件的持续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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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冲动，加上对其职业的可贵忠诚，确实使他在美国思想史上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当我们更加密切地观察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由于我们的好奇心现在已转向了更早的那些年代，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学》是唯一一份注意到了并且持之以恒地呼吁人们注意那些发生在道德趣味上的各种变化的杂志，而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认识到那些变化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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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杂志的一个独特主题是反人格化事件：通过杀戮的非人格化来摧毁个体；恐怖和极端状态的作用；事情发生在人身上的方式以及人变成“物”的方式；社会向机械的转变。通过存在主义、蒂利希神学以及关于大众社会的通俗社会学，反人格化主题现在已经变得抽象和对象化了，几乎成了一个文献商品。但是，这个主题显而易见地存在于《政治学》的具体细节中，并且它阐明了个体丧失人性的多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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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这本书中最优秀的论文只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是在战争期间写成的。当时，麦克唐纳异常敏锐地审视着富有意义的各种细节，揭示了杀戮心理学，病态的赎罪企图，并对战争进行了大肆讥讽。或许，自从《政治学》杂志创办以来，最为出色的一篇文章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对发表在《变态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极端状态下的行为》一文的摘要。它引发的恐惧感不是来自对在集中营里的虐待狂的描述，而是来自这样一种令人恐怖的意识：一个受害者，出于其自我本质上的深层的、婴儿期形成的、攻击性的方面，自愿地戴上了一副野兽般的可怕面具、姿态和编码。我们后来听到的关于招供、洗脑等的种种传闻，几乎都比不上那些首次被披露的可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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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唐纳之所以对这些事件比较敏感，是因为作为一个不抵抗主义者，他比主张战争合理性的人对这些变化更加敏感也更加恐惧；他还受到了尼古拉•希拉蒙特和与这些令人厌恶的事件有直接牵连的其他避难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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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从更加根本的意义上说，这种意识源于对政治的罕见无知。奥尔特加•加塞特对自由主义的指责之一，像朱迪思•施克拉小姐（Judith Shklar）[26]在她那本有趣的书《乌托邦之后》中提醒我们的那样，是它忘记了内在于政治的暴力。奥尔特加的推断来自于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国家的凶残本质”。由于对于维持秩序的霍布斯主义的需要，国家必须通过对所有人生命的威胁来进行统治。（并且在奥尔特加看来，这进一步可以推断出，所有政治行为都是退化的和堕落的，对知识分子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的职责——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走到了政治家的对立面，政治家需要权术、妥协和神话。）麦克唐纳从天真无知上摔了下来，并逐渐达到了一种可怕的认识：暴力——统治的驱力——是人的一种渴望；并且，在汉娜•阿伦特之后，他认识到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一架官僚化的机器，它周期性地且必然地引发着和抑制着这种暴力。并且由于对无知的控诉也在反激进主义中得到了提高，因此，政治——和《政治学》杂志——不得不走向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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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已远远地超出了本篇论文的范围——即，这样一种理论具有怎样的真实性。这些政治人物的形象都是来源于生活的“英雄式的”和在终极意义上是罗曼蒂克的形象，来源于其在生活中的地位。根据各种相互交错的不同利益水平上的较为世俗的和市民的观点来洞察政治是一种天真的做法。但是，这一直是英国人的经验，并且，除了麦克阿瑟之外，这也是美国人的经验。我们不是过着“极端的”生活（而且，当我们这样做时，像在大众文化中那样，那么它代表着替代性的暴力，而非真正的经验，或许这是一种有用的取代）。或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已经避免了一些使得欧洲遭受破坏的极端意识形态冲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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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丰富多彩的50年代表示冷漠以外，《政治学》杂志不能持续下去的一个理由也许是它从异化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那么，美国人的生活组织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抵制发生在欧洲的这些毁灭呢？战争是否真的悄悄地远离我们而去了呢？德怀特•麦克唐纳的《回忆录》迫使我们再次去面对这类令人绝望的问题。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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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50年代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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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是在政治上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并且对当代文化批判持激进观点的为数不多的美国文化期刊之一。像英国《大学和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和法国《论争》（Arguments）一样，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相冲突，并与追求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相一致。但是，在某些重要方面，它们的差异性多于同一性。《大学和左派评论》创刊于共产主义世界骚乱之际，那种骚乱紧随着赫鲁晓夫（Khrushchev）[27]承认斯大林统治可耻地屠杀了成千上万清白无辜的共产主义者之后。《论争》创刊于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根据其哲学方面强烈的吸收作用，它反思了发生在东欧的修正主义争论。《异议》比这两种杂志早了5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几年前参加过托洛茨基运动的幸存者（“1950年的阶级”）创立的，这些人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注释的学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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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差异带来思想倾向差异和内容差异。前两个杂志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物，通过战争和那些陈腐的前辈的故事作为分界线与过去相分离，后者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回声，它以怨愤的心情来重述过去的各种论题和争论。《大学和左派评论》和《论争》杂志代表了新生的一代，充满着青年人的全部热情，体现了对新鲜气息的追求；《异议》是一本追随者的杂志，是后生的、枯燥无味的、令人厌烦的杂志。《大学和左派评论》和《论争》都是急切的、狂热的、天真的，焕发出了一种自修者对左派在20年前所开展的理论争论充满好奇的新气象；《异议》是一个爱发牢骚的、轻蔑的、专横的、宗派性的杂志，也是一个较为世故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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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某些极端的说法一贯指出的，这些风格差异体现了欧洲大陆激进主义和美国激进主义之间的鸿沟。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已经变成一个富裕社会，能够为以前的激进主义者提供场所（在大学或新闻出版界）和威望（如果不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里，那么也肯定是在大学和新闻出版界里）——注意如下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异议》的两个主编埃尔文•豪和刘易斯•科色尔都是大学教授——而且是因为美国激进主义很久以前就明智地解决了令当今欧洲左派深感苦恼的那些问题。正是这个事实——以及还有一个事实是：通过罗斯福和杜鲁门引入的改良运动，美国社会使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灭亡”的预言落空了——解释了两大洲在思想氛围上存在差异的很大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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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是矛盾的。在传说中，欧洲始终是精妙的哲学争论的故乡；美国则是一块只能滋长卑劣实用主义的土壤。问题在于，欧洲人发现，在最近20年里，他们的灵魂（它有一种古老说法）在美国获得了再生。无论以前说法的真理性有多大，今天这种倒转是千真万确的。请关注一下最近5年引起法国萨特和加缪、东德伍尔夫冈•哈里奇和波兰柯拉科夫斯基这些人注意的问题——目的和手段问题、阶级真理问题、作为一种科学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问题、对工人国家的界定问题、党的民主问题、资产阶级的本质问题、文学和宣传的关系问题、混合制经济问题——，你将会发现这些问题在20多年以前已经由悉尼•胡克、恩斯特•内格尔、刘易斯•柯雷、埃德蒙•威尔逊、菲利普•拉夫、约翰•杜威以及其他10余人在《党派评论》、《新国际》和《新领袖》杂志的文章中作过反复推敲和研讨。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比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更多理论洞察力，他们中的许多人——个别而言（最著名的当数伊尼亚齐奥•塞伦在《面包和酒》中）——都探索了这些相同问题。在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偏离了共产主义轨道，然而在美国，曾经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几乎一整个严肃的知识分子集团都在1940年左右脱离了共产党。这样，作为一个思想问题，布尔什维克主义几乎在20年前就已经从美国舞台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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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差异在行为方面的社会学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为，美国与欧洲相距3000公里，美国的激进主义者不可能投身于与法西斯主义的直接政治斗争——也不存在不得不成为流亡者的可能性——所以，这里几乎没有理由去压抑那种由莫斯科审判以及纳粹和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所引起的政治怀疑。然而，在美国，在劳工运动中，共产党从来没有壮大起来，因此，这里不存在共产党能够用来控制知识分子的任何情感力量。而且，作为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而非被卷入庞大政治运动的举棋不定的政府官员或行政人员，其争论便更“不负责任”，并且更自由、更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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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如此推崇自由精神的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美国，前左派知识界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反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它怀疑如下理性主义主张：通过消灭剥削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将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反理性主义在思想上源于弗洛伊德主义和新正统神学（例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希的学说），它们都带有反理性的斯多葛主义倾向。而且，由于美国的多元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接受、教育的推广以及不断拓展的知识分子的就业机会，美国知识分子在美国找到了一些新优点。在日益加剧的冷战条件下，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是当今世界中对自由的主要威胁。这些政治态度大多反映在《党派评论》、《评论》和《新领袖》杂志的文章中。这三个杂志以及聚集在其周围的作者群，最初组成了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就学术水准而言，这些重新评价对美国激进主义的民粹主义基础提出了诘难，并认为：对诸如麦卡锡主义之类的50年代的政治冲突，与其用阶级或利益集团冲突的较传统观念，不如用诸如“身份的焦虑”之类的社会学概念作出更富于成效的解释。知识分子倾向的这些变化可以在下列书中看到：莱昂耐尔•特里林的《自由的想象》、理查德•霍夫斯达特的《改革年代》、爱德华•希尔斯的《秘密的苦恼》，以及由本人编辑的发表在《新美利坚的权利》上有关“麦卡锡主义”的各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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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与“老左派”决裂这种语境下，在对这些再评价的反应中，产生了《异议》。它的目标是那些热衷于过时的激进主义的陈词滥调的人，于是一场内部争论便开展了起来。这场争论通常发生在美国，发生在纽约知识界这只庞大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大锅里。尽管《异议》讨论了美国社会的国教，讨论了对“新思想”的渴望，但是它对激进主义并没有提出多少开拓性的想法。“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异议》编辑刘易斯•科色尔在一篇纲领性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毕竟，在我看来”，科色尔编辑说，激进主义“肯定会关注着保持、鼓励和促进‘激进主义者’这一类人的成长。如果它逐渐灭绝，那么我们的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因挑战的匮乏而日趋于僵化”。但是，是对什么进行挑战呢？是对什么表现为激进呢？《异议》抨击了《党派评论》和《评论》，因为它们都不是激进的。可是，除了抨击这些杂志之外，《异议》本身几乎没有一点新东西；它从来没有举例说明它所指的激进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尤其在政治上，它提不出任何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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