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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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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学理论：这项研究开始于鲁思•本尼迪克特，林顿（Linton）[5]、卡迪勒（Kardiner）[6]、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7]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8]等采纳了这种理论，当代人类学家发展了“文化和性格”概念。其论点就是：生活于给定文化中的成员分享着处理情感冲动和控制社会行为的某些共同的极其鲜明的方式，那些方式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它通常明显地区分于其他文化团体的生活方式。团体的“规范”指明了个体处理产生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张力（例如，对待权威的态度、驱力挫折和攻击性行为，等等）的方式，以及社会管理抵御那些违反规范（例如，罪恶和耻辱机制、对受压抑怨恨的处理，等等）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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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米德[9]、杰弗里•戈尔（Geoffrey Gorer）[10]、约翰•里克曼（John Rickman）[11]和亨利•维克多•狄克斯（Henry V.Dicks）[12]已经尝试着把这些“文化和性格”概念运用于俄罗斯行为分析。尤其是戈尔，他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名声，因为怀疑论者将其学说斥之为“尿布学”。约翰•里克曼[13]原来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国精神病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俄国生活过。与已故的约翰•里克曼一起，戈尔认为对俄罗斯这个用襁褓紧紧包裹起来的新生婴儿过分溺爱行为导致了满意剥夺循环。这就预先把“大俄罗斯”的民族特征设定为一个在低三下四的屈从和暴力激发之间、在冷漠和散布于各地的受虐性焦虑之间，以及在“口”欲和禁欲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循环。[14]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俄罗斯成年人会服从于独断专横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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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斯[15]的研究工作则更加独特。他是塔维斯多克研究所的一位英国精神病学家（该所创建了英国陆军选拔委员会），狄克斯的见解主要以同俄罗斯反叛者的长期交谈为根据。[16]狄克斯说，俄罗斯人最显著的人格特征是好恶相向性。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品格，一种仓促行事且“一蹴而就”的倾向，一种及时且充分地获得满足的需要，一种对躁狂万能者的偏执依恋，一种取消所有束缚和限制的无政府主义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多愁善感地封闭而多疑、焦虑、无奈地顺从，“道德上受虐和对强大而专横的权威的勉强理想化，那个权威被看做能抵挡俄罗斯人性格偏执的唯一手段”。因此，权威，如果它是一个权威的话，必须是坚不可摧的、拥有生杀大权的、独断专横的和变幻莫测的；如果权威是软弱无力的，就没有人愿意去服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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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不纯洁性、无条理性以及俄罗斯大众的无定形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精英行为。精英必须是清教主义的，能够完全控制住所有自我放纵的和脆弱的情感，并且强大到足以突破“传统”俄罗斯人性格所寻求的那种满足。不过，普通民众和精英在某些重要方面仍然存在着一致性。普通民众期待的和精英们为之陶醉的是冷酷、专横和易变的权威形象。更进一步地，这种体制允许在全体人员中最具权威的小撮人“去肆意妄为”——即，去趋炎附势，去狼狈为奸，去认同其可恶的父辈形象（沙皇、地主，等等）。“根据这个假设”，狄克斯说，“我将解释在苏俄出现了一种顽固的、富丽堂皇的、具有强烈身份意识的和令人忧虑的官僚体制，在这种新体制及其在革命期间的创始人起初成功地与之斗争的那种倾向中，它赢得了胜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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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自觉或不自觉水平上实现的这个目标转换，呈现出了在苏维埃体制和传统俄罗斯文化模式之间的“显著”背离。因为面临着快速地制造一个技术和管理人格新类型的需求，精英们“运用其自身没有完全消化掉的且与目标驱力相矛盾的驱动力，迫使民众纳入于新文化规范之中”。由于外在的压力越大，内在的冲突就越激烈，精英们“针对外来利益集团提出了实现强制的、施虐的权威统治的种种需要”。因此，它产生了一种“自圆其说”心态，并把所有失败归之于外来敌人的破坏。狄克斯说：“很难估量这种妄想狂行为究竟有多少是有意策划的结果，这种内在强制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高层领导者无法觉察到的文化心理力量。就这一方面而言，我只能去参照令人惊异的关于精神病图画的发现，那些图画是由一个可比较的小宗派所呈现的，这一小撮人是我们可以进行研究的，它就是希特勒的追随者。我们曾经指出过，像戈培尔和希姆勒（Goebbels Himmler）[18]这样一些人对这种妄想狂冲动所作出的犬儒主义的、冷酷无情的利用——而且我们发现，他们都是它的牺牲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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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斯认为，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将增强在精英人物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紧张程度。高压统治导致了“对现行制度的憎恨，也导致了反抗力量的蓄积”；借着终极客观善名义的各种剥夺被解释为“对仁爱之心和养育之恩的冷漠”。但是，这些无意识愤怒也导致了公然蔑视权威的罪恶感，而且这种愤怒被投射到精英身上（例如，它在各种层面上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即精英厌恶普通民众并想要惩罚他们），这种愤怒导致“虐待性焦虑和四处蔓延的恐惧气氛的增长”。因此，这种罪恶感也减弱了破坏或反对社会现行制度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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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神分析理论。纳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20]在一项得到美国空军援助的朗德研究中没有尝试去分析俄罗斯人的性格结构，而是去分析布尔什维克的性格结构，这种尝试尤其在对共产党政治局的举例说明中得到了表现。[21]但是，莱特斯的研究无法超越用操作性术语对行为作出单一整合之上。在受到监视和近乎封闭的条件下，莱特斯从事着精神分析的阐释工作，他的阐释是相当激动人心的。布尔什维克精英行为被看做与19世纪知识分子行为正好相反。后者喜怒无常、神经质、追求精神享受、沉思和内省。“布尔什维克”则冥顽不化、多疑、坚强不屈和永远富有攻击性。列宁的最初形象已经打上了这种性格烙印，从精神分析上说，这种性格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潜在同性恋冲动的“反叛”。（由于莱特斯的大部头著作——共639页——是迄今为止解读布尔什维克行为，尤其是其国际关系行为“操作法则”的一次最为雄心勃勃的尝试。对这个理论的更详细叙述将在下面第二节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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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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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制度理论。这种社会心理学理论由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提出来，并在最近由雷蒙德•A.鲍埃尔（Raymond A.Bauer）[22]、艾利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23]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合著的一本书中作了最精确表述。[24]这种理论试图识别苏维埃社会制度在职能上相应的“操作特征”——例如，过分致力于特殊的目标资源；“政治风暴”；对独立的权力集中的拒绝——以及这些行为模式对不同社会集团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作者试图确定在苏维埃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张力点。（因为它是对苏联行为进行最大宗单一研究计划的概述，所以它将在下面第三节中得到更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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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想类型理论。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以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25]爵士在哈佛时写的著作为代表[26]（尽管它影响了麻省理工学院W.W.洛斯托夫［W.W.Rostow］[27]的思想和塔维斯多克研究所亨利•狄克斯的思想）。这种理论提出了一套在社会中的权力组织模型，并且试图进一步证明，一个社会，尤其是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其中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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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摩尔的观点，在一个社会中，权力和地位以下三种结合方式中的一种才得以结合起来：（a）传统方式：权力和地位通过家庭或家族血统体系传承而来，例如，父亲传给儿子；（b）技术—理性方式：权力和地位的获得以个体自身技巧和技术能力为基础，而与其父辈身份无关；（c）政治方式：权力和地位的获得以对政治领袖、政党或利益集团的忠诚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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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标准的使用对解决其他问题而言都会限制其可操作的抉择范围。合理性（b）强调，技能应该成为聘用标准，但是，权力斗争的本质（c）却要求工作应该给予那些值得信赖的人，应该给予人民委员，而非管理者，尽管作为最极端的政治表现的清洗运动不断提醒个体：服从是苏维埃制度的最高法律。与此同时，传统主义（a）仍然是农村以及私下的广大苏维埃工业的“自然”样式，非正式的纽带逐渐成为抵制专制秩序的一个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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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认为，在俄罗斯，权力的政治标准（例如，军队中的政委，与工业部门有关的党的监督职能）已经变得十分冷酷无情；它甚至以牺牲广大技术专家和身经百战的军官为代价（例如，叶佐夫大清洗运动，这场令人恐惧的1937—1938年清洗运动在当时由秘密警察领导者叶佐夫的名字命名）。独裁者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专横地介入管理层统治集团的权力导致了一种不安全状态，它使得要继续维持现行社会制度变得困难。摩尔感到，现在的选择只能在“卑躬屈膝的合理性”和传统主义之间进行，或者只能是二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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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有意于搞工业化，合理化因素很可能会逐渐成为更深地扎根于社会的一个因素：这将意味着技能标准将替代政治决定，工作将根据技能大小来进行安排，职业期望将具有较高程度的稳定性，而家庭特权可能会传授给子女。反过来，工业管理者、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权力和威望将会上升，并且对由“控制”机器——党和秘密警察——把持的权力和威望的分享将逐渐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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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主义方向上的一种选择性演变将意味着党和军队仍将居于统治地位。摩尔认为那种演变在政治上“多少是更加可行的”，但是，随着官僚体制内部的私人小宗派和机构逐渐成为此类忠诚的焦点，专横的干预将消失。这种发展也蕴含着地方自治的兴起和对创新和变革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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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抉择似乎是可行的，如果说赫鲁晓夫的庞大“分权”方案具有意义，那么其意义似乎在于重新肯定在处理经济事务中的政治标准，而不是确立经济合理性。像理查德•洛温塔尔（Richard Lowenthal）[28]指出那样[29]，真正的经济分散经营就会使党处于经济活动的附庸地位。尽管有些管理者被吸收入党，但是管理者和党组织书记之间的职能分工已经成为冲突的根源；并且这种状态为马林科夫（Malenkov）[30]所利用，以此来支持管理团体。赫鲁晓夫的力量一直在党组织部门，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旨在建立一个职能联合体，在共和国和地方政府层面上，党组织靠那个联合体来负责经济工作计划。正如洛温塔尔得出的结论那样：“是‘不合理的’赫鲁晓夫及其党的首脑们，而不是‘合理的’马林科夫及其管理者和经济管理部门，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其原因恰恰在于这个党的体制的自我保护逻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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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摩尔是正确的，那么这种逻辑也可以导致经济危机；但是，这还有待于证实。摩尔所做的工作是关注首先作为一项“强制性工业化”职能的苏联的发展，而不是作为一项马克思主义甚至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职能的发展。正像国内权力斗争或斯大林对巩固其统治的渴望一样，摩尔把斯大林的镇压看做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这个主题也引起了像雷蒙•阿隆和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32]那样具有不同观点的作者的日益关注，并且成为爱德华•哈莱特•卡尔[33]对苏维埃历史作出诠释性分析的核心。[34]它的优点在于——这是探讨苏联问题其他著作没有的优点——它思考了一旦苏联完成工业化之后，苏维埃社会将出现的各种可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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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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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主义理论。艾萨克•多伊彻对其作了最直接表述，这种方法勾画了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之上的苏维埃发展理论：生产力水平对行为的可能性始终起着限制作用。这个理论主张，斯大林专政统治是一个历史“必然”阶段，因此它战胜了大众对工业化的抗拒；这个理论进一步主张，然而，一旦这个社会阶段得到完成之后，这个专政机器将“陷入”与经济发展之新的更高阶段的要求的“社会冲突之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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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多伊彻的说法——在爱德华•哈莱特•卡尔著作中可以看到表示赞同的见解——1920年代表着苏联革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36]工人阶级已经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其规模缩小了一半，且急于能够松懈一下；在一次自由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本来应该是落选的；于是，以取缔党内民主为代价（例如，镇压工人反对派“平等主义者或乌托邦理想者”），全靠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拯救了这场革命。于是产生了一个奇怪现象：一场没有工人阶级支持的工人革命。这个似是而非局面的理由在于“历史必然性”：国有化财产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所以，即使不利于工人也必须捍卫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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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不是对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在托洛茨基的《新的历程》（1923年）及后来的《被出卖的革命》（1937年）中有其来源。在那里，托洛茨基认为，在官僚政治的成长过程中，俄罗斯面临着一个危机：要么把生产力从官僚政治的沉重控制中解放出来，要么来一场“热月革命”，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形式、国家等中去。在这个问题上，多伊彻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说道，农民大众的落后以及他们不愿为工业化作出牺牲的心情就需要有斯大林主义的严厉规范和铁的纪律来统治。但是，多伊彻进一步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这个进步的完成，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和“原始魔力”已经不再适用，逐渐与“苏维埃社会的新需要”发生冲突。他相信，工业化“将唤起大众对民主的渴望”，因为“苏维埃财富的非凡增加……将动摇阶级特权，而正统观念、铁幕统治和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精致神话将逐渐丧失社会用途。……斯大林主义难以在达到当前这种生产力水平的这个开放的社会中站住脚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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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伊彻更多地强调工人阶级是一股“俄罗斯历史上至今为止尚不为人知的巨大政治力量”。他在其最近出版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个论断作了进一步阐述。[38]多伊彻指出，斯大林之后的改革是来自“上层”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替官僚政治提供一些安全保证。但是，工人阶级，尤其是在工程上有一技之长的那部分工人（大约占整个俄罗斯产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一），现在正在表现出对长期受压制的平均主义的渴望。在对原来象征着“进步”的计件工资制的改正上，在缩小工资差距上，在新养老金方案的导入上，以及在教育领域所有学费的废除上，这种对平均主义的渴望都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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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伊彻认为，这种平均主义的驱动力——通过正规意识形态得到增强，这种意识形态强调工人是国家的统治力量——肯定会导致与官僚政治的冲突，官僚政治将千方百计地维持其特权和保持现状。这样一种日益逼近的冲突必然产生对制度的要求问题。随着秘密警察权力的消除，军队成了现存秩序的唯一捍卫者。但是，军队迟早会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而不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来维持秩序。“换句话说”，多伊彻得出结论说：“由缺乏领导和明确政治目标的群众运动的暴风骤雨般的复兴而导致的紧张和强制将导致波拿巴式专政统治的建立。由于军队几乎无法用超然态度来对待其面临的局势，他们把那种局势看做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威胁，看做对她在上一次大战中赢得的所有战略成果的威胁。于是那种情况便更有可能发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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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问题非常值得探讨：工业化是否导致了对自由的渴望（甚至它会导致工人提出占有更大份额财富的要求），财富增加是否将消灭阶级特权。无论俄罗斯的生产力有多么“巨大的”增长，苏联的相对物资匮乏必将延续相当长时期。并且，尽管上层的重要社会团体可以赢得安全保障，但是阶级特权的冻结可能会成为任何一次专政统治松动的真正刹车闸。的确，随着朱可夫（Zhukov）[40]的下台，军队至少暂时再一次处于党的控制之下。多伊彻显然低估了党的作用，在《俄罗斯：接下来是什么？》一书中（出版于1953年），他甚至根本没有提到赫鲁晓夫——他如此远离了内部精英人物的斗争。无论如何，在多伊彻的分析方案中，针对这个局面，其真正切中的是：存在着对变革的主要根源的一个极其确定的感受（不管这种感受从本质上讲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此，它所关注的是所有社会理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社会体制改革的源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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