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5834
（6）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托洛茨基讨论苏维埃政策的性质开始，有一帮理论家主张：纵使俄罗斯实现了财产的国有化，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工人国家，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即可称之为“官僚集体主义”。[41]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派别的政治立场来说，这种区分一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正统的托洛茨基分子声称，尽管俄罗斯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但是由于财产的国有化，它在历史上仍是“进步的”。所以，当与资本主义势力发生冲突时，它仍然值得保护。异端的托洛茨基分子则声称，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社会已经建立起来，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对两边都进行否定的”“第三阵营”立场。从分析的意义上讲——即根据其预设的功利性——俄罗斯社会是官僚集体主义社会的观点导致其追随者要么采用类似于摩尔设想的方案，要么用这样一些政治观念来分析俄罗斯体制，那些观念同把苏联看做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的人的观念没有什么区别。
1702245835
1702245836
（7）极权主义理论。在汉娜•阿伦特[42]的政治哲学范畴中，这种理论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表述。这种理论主张，不同于暴政、专政和独裁，德国曾经产生一种激进的新型社会形式，现在这种社会形式却存在于俄国。极权主义的实质新颖之处在于，在领袖和“大众”之间所有居间和间接机构通通被排除掉了，这样，由于不受法律和政治监督的约束，统治者通过恐怖来进行统治。正如比尔德朗•D.伍尔夫（Bertram D.Wolfe）[43]把这种理论运用于苏维埃联邦那样，这种理论主张，社会制度的本质是没有任何根本性变革是可能的，并且，极权主义通过自身内在的“观念—逻辑”，永远不可能放弃与民主社会相对抗的战斗姿态。作为阐释各种特殊政治情况的一个“有效工具”，这种极权主义理论过于包罗万象。伍尔夫先生也从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44]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中引出这种理论。从这样的高度来看，政治地貌，其山脉和溪谷，都变得平坦了起来，以至于疲乏的徒步旅行者几乎找不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指南。甚至在较为简单而直观的层面上，人们也可以对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提出质疑——即社会完全变得原子化了，统治是盲目而直接的。在危机状态下，国家可以粉碎所有的社会生活，并通过恐怖把民众纳入国家意志之中。但是，一个社会能够生活在长期危机之中吗？它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强硬姿态而既没有爆发战争，也没有从专政统治中摆脱出来吗？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不仅要求有最低限度的人身安全，而且要求有来自父母的合理期望，如希望子女接受教育，发展事业，等等。在那个意义上，“常规化”趋势在任何一个处于危机的国家中都会发挥作用。
1702245837
1702245838
（8）苏联政策研究理论。该理论与后来的弗朗茨•博肯诺（Franz Borkenau）[45]和波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Boris Nicolaevsky）[46]著作的内容基本上相一致，它主要关注核心精英人物内部权力斗争，试图找到克里姆林宫内部瞬息万变的联盟（“谁和谁在进行斗争”），并以此作为预测各种政治事件的根据。尽管它易受别人嘲笑，但是这些自欺欺人的家伙仍然装出不可一世的样子，纽约《邮报》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它嘲笑那些单单从事件进行想当然推断的做法。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除了贝利亚（Beria）[47]之外，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出席观看了博利查伊的芭蕾舞剧。于是《邮报》调侃道：“也许贝利亚不喜欢芭蕾舞。”也许，贝利亚真的不喜欢芭蕾舞，但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印证这一点了，因为两天后克里姆林宫发表了一份声明：贝利亚因叛国而被逮捕。
1702245839
1702245840
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当今的苏联政策研究已为每个对外办事处和绝大多数新闻记者所采用。它所关注的对象基本上是个人和权力集团，而不太重视社会体制以及这些体制能否限制这些领导人的方式。（关于这个理论的讨论将在第四节中展开。）
1702245841
1702245842
历史学理论
1702245843
1702245844
（9）斯拉夫习惯理论。该理论的较早一代代表人物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cholas Berdyas）[48]、伯纳德•帕雷斯（Sir Berrard Pares）[49]爵士和约翰•梅那德（Sir John Maynard）[50]爵士，在某种程度上，其当今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克兰克肖（Edward Crankshaw）[51]、欧内斯特•西蒙斯（Er-nest Simmons）[52]和维尔纳•菲利普（Werner Philipp）[53]（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这个流派认为，很多当代俄罗斯行为都能够用传统斯拉夫人人格特征和风俗习惯来解释。欧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54]教授在介绍梅那德的《俄罗斯农民及其他问题研究》（伦敦，1942年）时说：“我们老是忘记的一点是，俄罗斯尽管发生了那么多变化，但是大体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这个主题在约翰爵士的书中得到了详尽阐述：“所有俄罗斯社会制度都是一蹴而就的和独断专制的……古老的俄罗斯原本就一直是粗野的，它实施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对新社会制度本质特征的……规划……并不像初看之下那么新颖……甚至那个‘党’——对领导层职业的误称——也不是真正新式的：它只不过是对一个古老制度的古为今用而已，那个制度就是牧师制度……”等等。
1702245845
1702245846
在1951年11月，在由维尔纳•菲利普所作的关于“俄罗斯政治思想的历史前提”演讲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个相似的论点。这次演讲是为柏林东欧研究所成立所作的开幕词。[55]一位评论家对菲利普教授的论点作了如下概述：“各种条件和传统在俄罗斯产生了一个倒退好几个世纪的确定的政治精神……俄罗斯对西方的不信任、对集体先于个体的崇拜和意识、对处于社会之上的统治权威的无限权力的认知，政治现实和公开宣称的理想之间的差距，苏维埃思想和生活中的所有这些现象在从13世纪初期到16世纪末期这段时间里得到发展的俄罗斯状况有其根源。”[56]克兰克肖在《克里姆林宫墙的坍塌》（纽约，1951年）一书中也提出了“永恒的俄罗斯”主题。
1702245847
1702245848
提出苏维埃生活在俄罗斯历史中有其深刻根源的主张当然不是为了证明那些习惯的合理性（尽管这个论点本身有时是为某些辩护服务的，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辩护士伯纳德•帕雷斯或莫利斯•辛都斯［Maurice Hindus］[57]用这些观念证明了俄罗斯行为的合理性）。但是，像性格学理论一样（有人可以称他们为“不相上下的人”），斯拉夫传统理论实际主张的是，既然苏维埃制度取决于历史社会形式，既然它们深深扎根于民族传统之中，那么它们只能缓慢发生变化。
1702245849
1702245850
（10）地缘政治学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流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时髦理论（例如，耶鲁的尼古拉•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58]和威廉•T.R.福克斯［William T.R.Fox］[59]合作的《超级大国》，纽约，1944年），并且至今仍然有一些支持者。这种理论主张，俄罗斯外交政策首先由其长期战略利益所决定，这种战略利益源于其作为幅员辽阔的欧亚大国地位；俄罗斯的当代政治野心（例如，在中东）反映了大俄罗斯政策的历史驱动力。这种学说一般倾向于低估意识形态作用（参阅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60]为古斯丁［Marquis de Custine］[61]伯爵的《日记》（Diaries）［纽约，1951年］而写的“序言”），并且把俄罗斯政策首先看做是战略大国地位的一项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乔治•凯南早期的政策观点（参见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新泽西，普林斯顿，1954年）和亨利•基辛格的政策观点都是这些思考的结果。
1702245851
1702245853
二 Kto-Kovo——布尔什维克的本我和自我
1702245854
1702245855
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由纳森•莱特斯写的一本小书《政治局操作法则》被美国谈判代表当作战术指南来使用。莱特斯的研究体现在部头较大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这项研究是由美国空军规划部倡导的，这个部给予了莱特斯的首创性研究方法以强大支持（这个方法现在已被运用于法国政治研究），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其工作作更详细的考察。
1702245856
1702245857
莱特斯的研究开始于把“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界定为社会历史中的一种独特类型的尝试。界定历史特征的尝试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在这些天里我们多少被有关“指向内心的新教徒”形象弄得疲于奔命），莱特斯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套新颖的范畴，尤其是他的方法。不存在对行为的任何观察。像马克斯•韦伯从路德、加尔文、巴克斯特和其他人的著作中引申出“新教伦理”一样，莱特斯审视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从中引申出约束布尔什维克党的相似规范。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是对奥勃洛莫夫（Oblomovs）[62]的“反动”，奥勃洛莫夫以睡眠来虚度光阴；它是对拉丁斯（Rudins）的“反动”，拉丁斯是夸夸其谈的空谈家而绝不可能成为实干家；它也是对优柔寡断的、心灵残缺的和喜怒无常的学者们的“反动”。像波勒斯•毕勒涅克（Boris Pilnyak）[63]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反对我们俄罗斯悠久历史中古老的农民劣根性，反对它的无目的性，它的没有目的论的特征……反对托尔斯泰的得过且过的哲学”。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道德训诫强调要抵制唯我论，反对“败坏知识界的名声”。契诃夫（Chekhov）曾经说过：“如果所有社会主义者都用霍乱来达到自身的目的，那么我将鄙视他们。”但是，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对不择手段的拒绝纯粹是软弱和愚蠢的一种表现；在布尔什维克学说中，最糟糕的唯我主义者恰恰是那些洁身自好的人。布尔什维克党追求人性，并且其“纯洁性”不在于个体对不道德行动的拒绝，而在于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献身。在这样的献身中，个体发现自己既抵制了唯我论，又抵制了人格的不纯洁性。
1702245858
1702245859
与喜欢谈论终极事物和神圣价值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布尔什维克对神圣事物保持着沉默。布尔什维克反对宣泄情感的罪恶，而颂扬节制的美德。他们反对抑郁的消极性格、内向、神经质的敏感和躁动不安的古老俄罗斯倾向，反对对形而上学真理的持续追求，反对不断地去追问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与所有这一切相反，只存在着历史决定论、目的的确定性、对行动的承诺、敢于冒犯个人的勇气和行动上的“当机立断”。不愿过一种没有任何追求的生活，不愿过一种充满着无法控制的冲动的满足的生活，那种满足引起了焦虑和罪过，从而导致众所周知的俄罗斯人对死亡的好奇。高尔基（Gorky）说，在其年轻时代，男孩们愿意一动不动地躺在铁轨上，任由火车从他们上方开过。与此相反，存在着工作和党的持久目标。死亡仅仅是一个人有用生活的终点。针对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自杀事件，列宁写道：“如果一个人不再为党工作，那么他必须能够直面真理且像拉法格之类的人那样地死去。”
1702245860
1702245861
莱特斯认为，从伦理和道德气氛因素中出现了政治“操作规则”（operation code）。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来说，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概括：即Kto-Kovo——按照其字面含义，就是“谁控制谁”的意思，但是在其最激进意义上，就是“谁杀死谁”的意思。政治关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使用者和被使用者的关系，不可能存在任何中立者。如果政治学是关于Kto-Kovo的学问，那么，所有的政治策略都是受如下根本原则指导的：一个人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他不应为他人的挑衅所动，不过，一旦他准备停当，便应立即采取行动，如此等等。
1702245862
1702245863
用这些粗浅观念陈述的箴言已经成了政治常识，这些箴言类似于军事战略家的一般箴言或马基雅维利的行为准则。莱特斯的分析之所以独到，就在于其对细节的考察：布尔什维克对谈判程序细节的利用；通常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人身攻击（维辛斯基［Vishinsky］在联合国大会上傲慢地称罗摩洛［Romulo］为“一个空桶”，然后，又给在罗摩洛家里开的招待会送玫瑰）；挑衅的作用等。
1702245864
1702245865
布尔什维克把敌人描述成同样地冥顽不化居心叵测的人。正像布尔什维克看待自身一样，“大资本家”（big bourgeoisis）是需要小心对付精于心机的人，他们一边控制着权力，一边又服从着权力的“法则”。政治行动不是偶然的；反对统治阶级的任何行动都只能是那场持久战争中的一次敌对运动，那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必定是一方消灭另一方。另一方面，对小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只对其表现出了深刻的轻视；他们是感伤的、好幻想的、易为意识形态内容蒙蔽的、侈谈说教的，一言以蔽之，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微不足道的。
1702245866
1702245867
“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与其50年前是否一样呢？在某些重要方面，它是一样的；莱特斯相信，存在着某些恒定不变的模式。在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还是一个面对着一个敌对的国家的小党；现在，在它看来，它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其基本姿态至今仍然是相同的。在革命之前反对敌对政治组织的行为曾经在小咖啡馆和大会议厅里得到了表现；现在，其展示的地点是世界政治的大舞台：它重复着相同的行为。对程序问题的热衷——那些问题产生于这样的信念：一个细小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发展为重大问题因而不能对此姑息迁就——在列宁1900年对《火星报》（Iskra）编辑委员会的组成中得到了证实（在当时他与敌对的社会民主党人“共存”），那种热衷在1921年的党内争论中得到了全盘复制，并且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旧金山会议及外交部长会议的国际谈判中再一次得到了复制。
1702245868
1702245869
这种分析的政治后果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政治是谁控制谁（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活动，那么作为一种持久妥协的“并存”现象是不可能的。莱特斯直截了当地总结道：“根据西方人的观点，与外部团体达成的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明显地、无限期地削弱想要相互消灭对方的威胁的协议——是一个（纵使）令人不可理解但还是要作出的缓兵之计。那必定是一些双方一直在考虑的并且会一再地订立的协议。”[64]但是，党“仍然要充分意识到基本的冲突”，并在战略性时刻要做到当机立断。正像列宁说的那样，承诺就像馅饼的外壳，是“迟早要破裂的”。
1702245870
1702245871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莱特斯对精神分析见解的运用，因为莱特斯著作的新颖性就在于此。如莱特斯那样，如果断定布尔什维克特征的来源在于对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极端心情的一个反动，就好比是在没有弗洛伊德帮助的情况下去撰写历史；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完全意识到他们是在颠覆俄罗斯特征的传统模式，是在克服卡拉特耶夫和奥勃洛莫夫。但是，当莱特斯把布尔什维克特征说成是对无意识的、势不可当的欲望的“反应模式”的时候，他研究的政治方法就是精神分析的方法。
1702245872
1702245873
根据莱特斯的观点，两个主要驱力阐释了俄罗斯人的思想特征：对死亡的着迷以及潜在的消极同性恋冲动。俄罗斯知识分子展示出来的对死亡的迷恋激起了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例如，托尔斯泰无法容忍有关死亡或性的观念。）布尔什维克反对那种迷恋，其抵御方法是通过工作来蔑视死亡，更重要的是，通过把自我融入于包容一切的、永垂不朽的党之中来体现个人的无所不能。因此，莱特斯写道：“以前俄罗斯人因人终有一死而看破红尘，如今则和布尔什维克一样，认为死亡是空洞的、微不足道的，死亡干扰不了生活。”[65]
1702245874
1702245875
工作纪律成为最重要的东西。它是抵御各种可怕感觉的基本防御方法。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曾经说过，在流放期间，列宁会几小时着迷于下国际象棋。“而他一回到俄罗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不再下棋了。他说：‘下棋占去了你太多的时间，且有碍工作……’”她继续说道：“从青少年时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66]就能够做到放弃妨碍其主要工作的任何活动。”在流放期间，许多政治犯经常去看电影，而另一些政治犯则嘲笑这种娱乐方式，更喜欢做一些散步之类的体育锻炼。克鲁普斯卡娅说，这个团体就分解成喜欢看电影的人和反对看电影的人，后者被戏称为“反闪米特人”（anti-Semites）。克鲁普斯卡娅在写给列宁母亲的信中说：“沃洛佳[67]是一个坚定的反对看电影的人，而且是一个狂热的散步者。”[68]
1702245876
1702245877
潜在的同性恋主题，一个深深扎根于精神分析奥秘中的主题，被看做俄罗斯心智欲望的一个既到处弥漫又遭受压抑的因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由通常的筋疲力尽的和一蹶不振的人物作出的最高情感流露就是进行相互拥抱和亲热。而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拥抱的幻想是可憎的和可怕的。当列宁描述那些曾经与其有过亲密关系而现在已经投靠敌人的人时，他会说他们彼此“亲吻”和“拥抱”。（谢德曼分子（Scheidemannites）亲吻着拥抱着考茨基[69]；“伯恩斯坦的追随者们厚颜无耻地把飞吻抛给了［普列汉诺夫］。”）
1702245878
1702245879
对莱特斯来说，一个更有意义的线索存在于以破裂告终的列宁的大量亲密友谊之中。这些人包括司徒卢威（Struve），19世纪90年代的一个亲密伙伴；波特列索夫（Potresev），一位早期《火星报》同事；普列汉诺夫，向孟什维克“投降”的让列宁“既爱又恨的敬爱的导师”；阿列金斯基（Alekinsky），或许在1905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列宁后来痛斥他是德国特务；还有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y），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会议上抨击了他，列宁说他“不会是另一个阿列金斯基”，结果他后来成为一名警察。
1702245880
1702245881
莱特斯说：“有人可能会推测——在此讨论的资料仅仅表明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所持有的你死我活的信念，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想要拥抱别人或为别人所拥抱的充满恐惧和罪恶感的渴望。这个假说与莱特斯研究中描述过的确实存在于布尔什维克中的某些倾向相吻合：害怕被动，害怕被人控制和被人利用，害怕臣服。一旦一个人通过肯定杀人渴望来否定接吻渴望，利用投射机械论，这将有利于增强某人对敌人正渴望着杀人的信念，或许布尔什维克大量地利用了这种机械论。”[70]
1702245882
1702245883
根据什么证据才能得出如此概括性的推理呢？纵使我们完全接受了精神分析理论，但是在没有对布尔什维克领导者进行精神分析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这些判断成立呢？莱特斯的方法是检测臆想的幻念、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使用的独特的文学隐喻，以及在俄罗斯文学中布尔什维克给予认同的或攻击的虚构人物。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人对待它的态度似乎使得这种检测成为可能。几乎没有一种文化的虚构人物如此鲜明地规定了其民族类型，这些类型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系列人物——卡拉马佐夫兄弟、拉斯科尼科夫、梅什金、韦尔霍文斯基；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以及契诃夫笔下的各色人物。[71]俄罗斯人把所有这些人物都作为心理学面具来接受或拒绝。像莱特斯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在其讲话和说教中频繁地引用了这些人物并且给予了强调（例如，“奥勃洛莫夫主义”是党必须避免的一种懒惰病）。
[
上一页 ]
[ :1.70224583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