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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确实对《异议》作了过高评价，正如人们对作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空无意义的术语——的左派作了过高估价一样。在过去，激进主义是富有生命力的，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启示录式的思想形式——它渴望用一次浪潮来涤荡整个社会。（列维奥•斯蒂切尼在给最近一期《异议》写的一篇文章中，用一种极时髦的方式表达了这个杂志的罗曼蒂克情调，他写道：“我去过古巴，因为多年来我逐渐对革命思想和经验感到了失望。我私下盼望着分享尚未成为现实的通过希望和渴望而获得的生活乐趣。”）但是，正像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28]指出的那样，剩下的是“有待逐个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一些既麻烦又必须面对的问题：学校费用、市政服务、城镇扩展，等等，在那些领域里，英勇的激进主义没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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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异议》具有一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思想——正是这个思想赋予了任何一个激进的杂志以特征——那么就在于它把美国概念化为一个大众社会，以及对这个社会之荒唐怪诞的方方面面所作的抨击。于是，《异议》开始把自身等同于《大学和左派评论》，等同于抨击现代社会的左派的其他新声音。然而，大众社会概念是一个模糊概念。那些使用激进主义较陈旧词汇的人可以去攻击“资本家”甚至“资产阶级”，但是就大众社会而言，一个人只不过抽打着“文化”而已，这就很难发现谁或什么是敌人。那些使用大众社会观念的较早作者群——主要是奥尔特加•加塞特、约瑟夫•丕佩尔、卡尔•雅斯贝斯和T.S.艾略特——却并非如此。他们具有贵族、天主教或精英论文化概念，在他们看来，由受过教育的有修养的人建立起来的趣味和优雅标准已经被大众抛弃了。他们反对平均主义和工业化社会。实际上，他们不愿意赋予普通民众以“文化的投票权”。但是，“青年激进主义者”很难采取这种姿态。他们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从思想上吸收——尽管许多人已经这样做而没有看到其中的矛盾——这幅田园诗般的罗曼蒂克景象（它源于德国社会学）——古老社区基础已经被非人格化的机械社会所摧毁。这种抗议始终成为反对城市的无根性和匿名性——隐秘性和自由——的乡村社会的呼声。（但是，青年激进主义者不是乡巴佬。）我认为，像《异议》和《大学和左派评论》使用的那样，这幅大众社会的景象是误导人的。像爱德华•希尔斯一直认为的那样，把“大众”带入他们以前一直被拒绝进入的社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传统社会”里，人们过着一种同样抑郁、单调、生硬、机械有时是野蛮的生活（索尔•帕多维尔在一项法国研究中曾经指出过，相当多的法国人从来没有出去旅游过，从来没有参加过志愿者协会，甚至从来没有去看过博物馆展览），与此相反，伴随着流动性、职业选择、剧院、图书和博物馆的可能性，现代社会是更加多变和丰富多彩的社会，也是更加富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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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和《大学和左派评论》的文章充满着对广告和大众文化堕落的攻击。它们通常套用早期的马克思语言，尤其是马克思的异化观念，这些批评只给了这些攻击表面的政治内容。但关键在于，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讲是文化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今天，激进主义思想的问题是重新思考文化和社会的关系。当然，几乎没有人像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20年前设想文化和政治的关系那样直接设定两者的关系。在吸取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教训之后，当人们逐渐接受——在混合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状态下——社会政治的温和机制时，要想详细说明“文化激进主义”的内容甚至已变得更加困难。一种似非而是的情况是：无论文化激进主义是什么，它都很快被人们所接受，无论什么东西自称为先锋派，无论是抽象的表现主义，还是“垮掉的一代”的诗歌，它都迅速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当高级文化产品，从舍恩堡、马蒂斯到纽约学派，成为畅销文化产品的时候，确定标准“腐败”之源泉的问题便成为一个难题。接受先锋派也成为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以至于希尔顿•克拉马（《艺术》杂志编辑）不得不在《异议》上著文指出：“事情的真相是，自从1945年以来，资产阶级社会通过允许所有艺术具有一根更自由的缰绳来加紧对艺术的控制。”（有人或许会说通过一个更加自由的王朝，来加紧对艺术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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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多少得部分地归结于美国生活对新颖性和敏感性的渴望。但在一个更严肃的层面上，这些变化也是把激进主义吸收进社会的一个特征。正像管理权威部分地由工会来分享，政治权力部分地由种族团体和劳工团体来分享那样，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造。许多新文化鉴赏家（在绘画方面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29]和哈罗德•罗森伯格，在文学领域是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艾尔弗雷德•卡真）原来是老左派成员。他们的趣味不仅影响着严肃的画家和小说家，而且影响着更大范围的大众标准。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也必须注意到，文化精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个文化精英，我相信它是存在的——主要是一种大学文化，即哈佛文化、哥伦比亚文化、巴克莱文化以及其他大中心的文化；同50年以前相比，这是一种“自由文化”，一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推崇批评、鼓励（有时甚至怀念）争鸣的文化。在此意义上，这是最后一个似非而是的情况，甚至《异议》也成了那种文化的一个合格成员，并且是一个受到欢迎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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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维•斯旺特斯（1920—1972）：美国社会批评家、小说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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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查德•霍夫斯达特（1916—1970）：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共识学派代表，著有《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政治思想传统》、《改革年代》、《美国生活的反智主义》和《美国政治的矛盾风格》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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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詹姆斯•韦克斯勒（1915—1983）：美国记者、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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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莱斯利•菲德勒（1917—2003）：美国评论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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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威廉•菲利浦斯（1908—2002）：美国记者、评论家，《党派评论》创始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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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菲利普•拉夫（1908—1973）：美国文学评论家、随笔作家，与威廉•菲利浦斯一起创办《党派评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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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悉尼•胡克（1902—1989）：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曾经一度信奉马克思主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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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美国评论家，曾任美国《名利场》和《新共和》杂志编辑、《纽约客》评论主笔。——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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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美国神学家，著有《信仰和历史》、《自我与历史的戏剧》、《国家与帝国结构》、《基督教义与强权政治》、《基督教现实主义与政治问题》、《虔敬与世俗的美国》、《信仰与政治》、《爱与正义》、《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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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1970）：美国小说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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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牛顿•阿维尼（1900—1963）：美国评论家、学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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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F.W.杜宾（1904—1979）：美国评论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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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詹姆士•T.法莱尔（1904—1979）：美国小说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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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马克斯•莱尔纳（1902—1992）：美国记者、保守主义专栏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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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查尔斯•奥斯汀•比尔德（1898—1948）：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最高法院和宪法》、《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美国现代史》、《杰斐逊民主的经济根源》、《美国人民史》、《政治的经济基础》、《美国文明的兴起》、《国家利益的概念》、《国内的门户开放》、《谈谈人间事务》、《在中途的美洲》、《美国精神》、《美国历史基础》、《共和国》和《1932—1940美国对外政策》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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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美国法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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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路易斯•布兰代斯（1856—194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被称为“人民法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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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诺曼•波德奥列兹（1930— ）：美国新保守主义专栏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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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写于“垮掉的一代”（Beatnik）时尚展现之前，它探讨了波德奥列兹先生的如下抱怨：他所在的那一代人发现很难采纳一种激进的政治立场。应该指出的是，杰克•克拉奥克，“垮掉者”（Beat）的“发言人”，已经37岁——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角色的翻转，因为，像戏里不肯长大的彼特•潘（Peter Pan）一样，这些垮掉者千方百计地拒绝成长。当然，这是一个非政治运动。参见由诺曼•波德奥列兹写的论文：“一无所知的艺术家们”，载于《党派评论》，春季，1958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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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门肯（1880—1956）：美国记者、作家及评论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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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作家，著有《堂吉诃德》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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