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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那一点得到了承认，那么，一个重要的不确定要素也必须得到承认。因为，在这样一个命令系统中，一小撮人——在斯大林个案中，只有一个人——的决定在改变该制度的性质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是布哈林[82]而不是斯大林赢得权力斗争的胜利，那么俄罗斯难道将会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吗？或者，如果是莫洛托夫而不是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那么俄罗斯的境况难道会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今天的样子吗？因此，苏维埃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苏维埃政治发展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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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试图理解苏维埃联邦的过程中，我们又回到了苏联政策研究理论。那是一种极其让人着迷又常常令人恼火的神秘游戏，这种游戏着迷于探讨在餐桌上表现出来的微妙礼仪，观察谁被要求到最高苏维埃去讲话，按照什么序列进行，从而推测谁将成为“最高统帅”（on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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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本质性的事实是：这个哈佛体系，由于缺乏对原动力的感悟，无法指明在该制度中的变化的源泉。尽管了解社会行动的诸多“限制”（例如，在提供新的激励措施以前，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心怀不满的农民的积极性，或者哪一些团体具备了独立行动的最大潜能）是重要的，但是在政治上，一个人必须知道是谁组成了一个统治集团，该集团是如何达成一个决议的，其下属集团的主张是如何得到调整的，如此等等。因为在像俄罗斯这样的社会里，公共机构模式和行为模式都不是自主的，所以，除非它能够在政治语境中得到界定，否则“社会制度”就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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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谁排在谁的前面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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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策研究的基本假定是：俄罗斯权力斗争的每一个行动都是通过礼仪、荣誉和权力斗争而得到表现的。因此，由于一个单一的中心日益无力指挥300 000家企业的运作，分散经营俄罗斯经济的明确需要便变成了通过这场转变谁的权力应提高、谁的权力应降低的问题。这样，不是在最终分析意义上，而是在当下分析意义上，所有合理的技术标准都屈从于政治标准。因此，就分析俄罗斯政策的任何一个变动而言，我们被迫在此类权力斗争所演绎出来的拜占庭式阴谋诡计中来开辟出我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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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在的问题首先产生于对各种相互竞争的权力集团的界定上，其次产生于我们对个体的联盟，尤其是次要人物的联盟的认定方式上。有一个研究方法是以“功能性”术语来界定权力集团，如政党、军队、秘密警察、国家官僚制度等，并根据这些集团所取得的地位来确定其代言人。因此，已故的弗朗茨•博肯诺（Franz Borkenau）[83]，苏联政策研究的主要践行者，在1957年5月6日的《新领袖》中写道：“自从斯大林死了以后，在赫鲁晓夫和高尔基•马林科夫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公开斗争，前者是该党专政统治层的代表，后者一度担任总理职务，是要求独立的管理者的代言人。近四年来，管理者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分散经营权。因此，赫鲁晓夫和他的联盟者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84]提出了一个方案，一个削弱管理者阶级基础的迂回计划。”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6月3日），卡冈诺维奇被看做站在局外人一边的人，而不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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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总括性陈述存在着几个难题。首先，像“管理者”（managers）这个语词包含着一个基本的模糊性。管理者是业内工厂的负责人，是莫斯科经济管理部门的头儿，还是全俄罗斯经济计划的制订者？如果“管理者”包括了所有这三个类型，那么是否存在着他们中间的利益的同一性呢？（毫无疑问地，人们可以料想到，在追求对自己的活动拥有更大控制权的工厂和莫斯科的管理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摩擦。）如果这种情况并不存在，那么，在这三个类型中，哪一个代表着真正的“管理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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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难题产生于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机械对抗。在职能集团之间确实经常存在着利益冲突，但是，由小宗派和小圈子来执行的政治权力斗争的这个性质要求权力人物能够在所有集团中拥有其联盟者。因此，斗争不只是发生在“管理者”和“党”之间，或者在“军队”和“党”之间，而且超越了这些组织。例如，军队是否具有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统一在什么利益之上的）？或者，是不是朱可夫和甲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科涅夫（Koniev）[85]和乙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瓦西列夫斯基（Vasilievsky）[86]和丙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就我们从其他地方所了解的军队而言，确实发生着此类内在冲突以及不同的外在联盟——例如，在美国军队中，存在着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集团和麦克阿瑟集团。因此，问题在于明确：哪些问题使得军队站在了统一的立场上，哪些问题使得军队高层官员产生了分裂。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人们将面临去决定是什么因素把小宗派和小圈子联系在了一起的问题：是同学联谊会，忠诚于提拔自己的人，代沟差异，还是共同的战时经历或工作经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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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说是意识形态决定了联盟，因为在某些关键的政策问题上——消费品和重工业的问题，对西方保持一种强硬的或和缓的关系的问题，对卫星国保持一种强硬的或和缓的关系的问题——对此类问题抱着始终如一的态度的单一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马林科夫本来想要缓和一下国内局势，以便与西方保持更强硬的关系。而且，一个高层领导人为了获取支持经常会机会主义地改变其意识形态的立场。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斯大林的历史就很有启发性。（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代表着斯大林主义派？这些说法的困难是：我们正在考察的是一个宗派的瓦解，而且在一个如此高度亲历的情况下，以前用来确定这些联盟的社会学标准似乎很少有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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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施按照路线来确定支持联盟的任务方面，存在着一些更大的困难。每个外事处和宣传机构都存在着为苏维埃精英人物撰写传记的强烈渴望，他们努力地追踪着不断变换的这些人员的蛛丝马迹，把它们看做衡量高层竞争者的相对力量的一个工具。正如下面引用的例子所证实的那样，这种方法往往是极其力不从心的。[87]无论一个人可以多么细腻地，不过仍然机械地，探讨这种蛛丝马迹，但是仍然留下了可质问的余地。有一位观察家在评论鲍里斯•迈斯纳的《斯大林神话的终结》一书时抱怨道：“他以为他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任何职能部门，从高层到下层，都可以评头论足，他可以弄清，某人究竟是赫鲁晓夫的人还是马林科夫的人，是党的政策在这一个或那一个策略细微差异上的支持者。然而，这些断言往往是以无关宏旨的传记资料为根据的。根据迈斯纳的观点，无论是谁，只要过去曾经在马林科夫手下干过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在所有情况下，他都将被看做马林科夫的一个追随者。无论是谁，只要他20年以前曾经在乌克兰与赫鲁晓夫一起工作过，那么他至今仍然被看做赫鲁晓夫的知心人。”[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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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同一件事情会得到截然相反的解释，例如，福罗尔•R.科兹洛夫（Frol R.Kozlov）[89]被安排到党的主席团候补委员这一关键性位置上这样的事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90]在1957年2月16日的纽约《时代》周刊上撰文指出，科兹洛夫是属于别尔乌辛部长（Mr.Pervukhin）[91]集团的成员，而且“可能是马林科夫部长的一名追随者”。索尔兹伯里说，科兹洛夫是1953年“医生阴谋”关键性宣传文件的作者之一；所以，根据苏联政策研究的逻辑，人们可以推断出马林科夫是这场阴谋的导演之一。但是，理查德•洛温塔尔一天之后在伦敦《观察家》上撰文评论说：“不仅通过谢皮洛夫部长（Mr.Shepilov）[92]重新回到了党的书记处，而且通过列宁格勒地区第一书记弗罗尔•R.科兹洛夫为党主席团候补委员，赫鲁晓夫在党内的位置得到了加强。……在马林科夫统治的早期时代，他又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到1953年底，由于赫鲁晓夫的亲自干预，他才代替了马林科夫的门徒安德里亚诺夫，出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因此，根据同样的逻辑，由于科兹洛夫在“医生阴谋”开始时就介入了警戒运动，因此赫鲁晓夫同这场阴谋的实施具有脱不掉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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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而是说某人的情报是不适当的。（根据记录，洛温塔尔先生对科兹洛夫的评论是对的，而索尔兹伯里是错的。）关于苏联政策研究问题所面临的困难究竟有多大可以从1957年8月10日纽约《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报道中看到。该报道认为美国国务院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谁在主持苏联外交事务并制定对外政策。该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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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务院所作的尝试已经有一段时日了，但是没有成功地解开一个新的克里姆林宫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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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是谁真正掌管着苏联的外交政策？谁是与国家杜马书记处相对立的苏联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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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和马歇尔•布尔加宁（Marshall Bulganin）[93]都已经不在莫斯科了，他们不再与外交政策专家们共事，因此在最近几个月里他们不可能有时间去“过问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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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务院感到苏维埃外交策略的质量在这段时间内已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提高。并且现在在对西方世界的理解上表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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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要求美国情报局寻找证据，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调查人员能拿出来的是一张完全空白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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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华盛顿产生的影响是，国务院既很难评估苏联的当下意图，也很难评估苏联外交政策的可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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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苏联政策研究者们也面临的一个两难是：当发布领导成员发生变动的声明本身并没有对其意义提供任何线索之时，研究者们不得不对在领导层全体人员地位上发生的主要变化作出即时的阐释。这样，在马歇尔•朱可夫已经被解职这样一个简短声明发表后的第二天，纽约《时代》周刊的记者哈里•施瓦茨用如下方式开始叙述朱可夫的故事：“自从马歇尔•高尔基•K.朱可夫昨天被免除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以后，将产生两个重大的可能性：要么继续削弱其实权，要么晋升为苏维埃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195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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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够理解这些职业敏感。亨利•亚当斯在他的《自传》里叙述道：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在伦敦担任父亲的秘书，父亲当时是美国驻英大使。他当时正在负责撰写一些英国内阁意见分歧的报告，这些报告后来成为美国政策的基础（例如梅森—斯利德尔事件），并且亚当斯当时以为这些报告都是依据第一手情报写成的。然而，20年以后，当英国内阁文件被公开时，他非常沮丧地发现他的报告完全是错误的。在布达佩斯叛乱之后不久，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94]在下议院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由于艾登（Eden）[95]在苏伊士活动的新闻助长了俄国人的干涉。即使盖茨克尔利用这个问题只是为了加强政治优势，它也是无可厚非的。重要的在于弄清是否真有这么回事。但是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深入探讨消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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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人们会对方法，至少是就苏联政策研究中一直在运用的方法提出质疑。简单地说，苏联政策研究通常会成为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对应面——也就是说，它变得过于独断。有关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实质性事实是，它拒绝承认偶然事件和随机性。每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都有一个预先设定的动机。因此，这些邪恶的叠句用布尔什维克修辞语来说有：“同志，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纯粹偶然的，这是……”或者，“为什么敌人选择了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带着不可告人的图谋，所有这些问题都导向一个终极的问题：谁战胜谁？谁役使谁？人们可以回顾一下几年前发生的一个插曲：两个乌克兰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一天，他们逛进了纽约一家小熟食店，恰巧遇上抢劫，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无法理解抢劫者的命令，其中一个被射伤了腿部。维辛斯基要么是存心想让美国难堪，要么是由于他确实心存疑虑，他拒绝接受纽约警察局的如下解释：既然这是一次抢劫事件，这次枪击事件便不可能是一次政治事件。他追问道：“这怎么可能是一次抢劫活动呢？它只是一家很不起眼的熟食店呀。”在他看来，在富裕的资本主义的美国，谁会自找麻烦来抢劫一家小店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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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能在苏联政策研究者中发现类似的逻辑。[96]每一种变动——既包括国内权力冲突中的人事变动，也包括国外国际舞台上的政策变动——都被看做精心策划的阴谋活动，是深谋已久的表演，是预先设定好了的计划，其每一个结果都是预期的；每一个变动都具有不可告人的意思，它只有通过一些意味深长的礼仪和微妙的语词才能得到揭示。（请设想一下苏联政策研究者和或精神分析学家对印度大使梅农［K.P.S.Menon］[97]的陈述会如何处理吧。梅农是看到斯大林健在的最后一位外国人。他说，在接见的整个过程中，斯大林使自己完全成了一个——任由伪君子们耍弄的——木偶。）但是，根据我们对世上每一个使馆工作人员所掌握的情况，很少有政治（甚至军事）活动是预先如此精确设计好的。不考虑偶然因素的分析家冒着像布尔什维克武断地玩着政治游戏那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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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一步，我们便已绕了一圈。无论最高权力具有多大的重要性，无论其统治具有多大的绝对性，没有一个权力集团会放弃其无限的权力。苏联政策研究方法遇到的问题和莱特斯遇到的问题是相同的。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每一个企图都不得不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制度惯性的抗拒[98]——但是，该如何来考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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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条路和多条路——皮兰德娄的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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