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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多条道路，那么是否存在着比别的道路能够更好地把我们引向现实的某些道路呢？（犹太教法典说道：“如果你不知道你将要到哪里去，那么任何一条道路都将把你带到你想要的地方去。”）或许，只是在顺序上存在着一些差别——和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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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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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一些关键时刻一种变化依赖于另一种变化，但是在发生的两种变化之间，在苏联社会（社会制度）的变化和苏联政治的变化之间，应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过程和事件之间的差异；或者，它是对偏执的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99]作出的一个古老区别的复活：即积淀的变化和法定的变化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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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的变化波澜壮阔，此起彼伏，所向披靡，且依自律尺度而展开。它们要么源于传统观点的有机发展，要么源于价值取向的变化（例如，人们对少生或多生子女的决定），要么源于一旦重要决定被作出之后的技术律令（例如，一个国家一旦实施工业化就需要培训更多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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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的变化是立法者或统治者的有意识决定或意图（例如，宣战、农业集体化、新产业布置，等等），那些为变化立法的人不得不考虑人们的习惯及其掌握的资源，但是，这些仅仅是制约因素而非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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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分析在处理积淀的变化时是最有把握的。这些变化可以被识别，其趋向可以被揭示，并且像浮动的冰山一样，其过程，乃至其解体，比其他变化更易于被阐明。但是，社会学分析通常无法预测政治决定。在历史上存在着黑格尔所谓的“某些千载难逢的时机”，并且，在这些转折关头，人们务必把握的不是纯粹理性，而是实践判断（它是信息、直觉和移情的不确定综合）。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运动，它精确地了解了过去，并且出色地注视着诸事件的战术和战略的微妙差异。它时刻留意着“某些千载难逢的时机”（“革命时机”，如列宁首先意识到的那样），并且面对瞬息万变的局势，它能够当机立断。这些在过去赋予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以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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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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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所描述的变化的性质决定了他能够作出的那种预言的种类。一个人可以界定和预测广泛的积淀的变化的范围和限度（例如，如果一个人知道苏联的资源状况——可耕土地的数量、矿藏、人力，等等——那么他就能猜测到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预测短期政策的变化，那么他必须去处理各种偶然的、荒唐的以及人性中令人不可琢磨的诸多变量。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苏维埃政治之未来进程的那场争论中，有两个激进的观点是值得回味的。一方说：“客观的形势要求托洛茨基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另一方回答说：“是呀，你知道托洛茨基务必那样做，我也知道托洛茨基务必那样做，但是托洛茨基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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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分析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权力继承的模式。苏维埃制度不同于任何宪政体制，似乎没有对合法性作出正式的界定，也不存在任何权力授予的制度。在企图步斯大林崛起之后尘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把党的书记处作为权力杠杆。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是在铤而走险。在战争年代以及战后，斯大林更强调其在政府和军队中的头衔，而非其在党内的地位。1953年，在斯大林逝世时，他仅仅是9位党的书记之一，但他是唯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所以，当马林科夫被迫作出选择时，他放弃了党的书记职务，而试图通过其总理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使其权威合法化。赫鲁晓夫的精明之处在于，他正确地估算到了，尽管技术和军队阶层的地位上升了，但是政治权力机械学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然而，我们能设想到这些“机械学法则”在任命赫鲁晓夫时能得到执行吗？我们如何界定各种力量的平衡并预见到它们将朝哪个方向倾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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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和陷阱，如果苏维埃问题专家小组，定期在不同层面上对可能的苏维埃发展作出预测，并且陈述其推断的理由，那么它将推动社会科学的进步。例如，鲍埃尔、英克尔斯和克拉克洪认为，俄罗斯的高等权力体系能够维持自身的稳定；马隆•拉什则认为，它无法做到这一点，并预见到了赫鲁晓夫的夺权企图。[100]这样，通过对各种预言、成功和失败的系统化考察，人们可能会获得一个更加灵活的苏联行为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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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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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理论中，分析总是侧重于合理性阐释。其假设（参见摩尔、罗斯托夫、多伊彻、阿隆等人的观点）为：一个社会在终极意义上依据其面临的合理性出路来作出选择。但是，在解释政治活动的出其不意性和剧烈性的过程中（例如，在德迪叶传记中叙述的铁托对“我们受到像苏联共青团那样的对待”的事实的愤怒[101]，或者，赫鲁晓夫对在斯大林逼迫之下去跳歌巴克舞［Gopak］[102]的憎恨），人们能给予愤怒的作用以多大意义呢？并且，考虑到莱特斯的研究，作为一种政治姿态的线索，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可以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呢？难道仅仅是合理性决定着政治的进程，情感决定着人的胆汁，或别的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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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和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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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分析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它探讨范畴而不探讨人。在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近期分析中，尤其是在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近期分析中，那个运动被看做一个坚如磐石的东西，每一个追随者都是一个遵守纪律的战士，或者是一个时刻准备听从“党”的命令的“真正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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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西方世界自身一直为“布尔什维克”的独特形象所吸引，这个形象也是共产主义统治者们试图用来塑造“崭新的”苏维埃人的。就像任何一个人类团体一样，共产主义者无法超越个人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超越困扰着所有激进运动的与生俱来的宗派主义。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认为，只要存在着砍掉“左翼”或“右翼”的需求，那么，为了党去保留一个不受玷污的正确性的神话，宗派主义是必要的。然而，毫无疑问，在马尔蒂、狄戎、勒戈尔、哈维、库基、马格纳尼、里尔、铁托、佩特科夫、哥穆尔卡、拉伊克（Rajk）[103]、纳吉，以及数以千计的其他人的背叛、清除和谋杀中——尽管其斗争更加隐蔽和诡秘——早些年的世系和宗派（莱维、露特•菲舍尔［Levi，Ruth Fischer］[104]、布兰德尔、塔尔海默、索发林、拉帕波特、罗斯米尔、波迪加、塞伦、坎农、洛维斯顿和伍尔夫的背叛）有了后继者。事实上，不是一整块的简单划一的磐石而是宗派主义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法则。而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也没有去利用这一点。从一般的政治经验来看——不管它是在工会运动之中，还是在政党之内——我们知道，统治集团是不太会土崩瓦解的，但是，由于随后控制着实质性进程的某些关键权力人物的背叛，它们就走向了式微。这是产业促进会就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所得到的经验，也是铁托、纳吉和（或许还有）哥穆尔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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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它涉及的远不只是从战术上无力利用各种裂缝和断裂。在性格学研究中，并且在苏联政策研究中，经常存在着一个“虚假的实在”。有人把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当作“敌人”，当作“布尔什维克”，并且把任何动乱，尤其是发生在卫星国的动乱，纯粹地看做互相竞争的领导者之间的权力冲突。但是，存在着比这一点要复杂得多的情况。在私下里，既存在着人类的简单抗争，也存在着人类的简单义举。在施虐狂和权力的引诱之下，谁变成了其走卒？谁没有成为其走卒？谁是官僚主义者？谁是潜伏的理想主义者？谁是拉科西（Rakosi）？[105]谁是久利耶•海伊（Gyulya Hay）？正像1956年我们在波兰和匈牙利看到的那样，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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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能看到在1954—1955年最初纳吉制度的真实意义。当人们能够相互交流，彼此交换经验，并认识到变化的希望是可能的时候，他们聚集起了多么大的能量。[106]但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苏联事务专家都无法理解在1954—1955年的那些线索的意义呢？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如此着迷于如下思想的缘故呢：只有“权力”是理解社会冲突意义的单一线索，以至于忘了它对人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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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这样说，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事件是不会按照相同的轨道复发的。由于没有抓住“千载难逢的时机”，我们很有可能忘了那样的时机是再也不会有了。从东柏林到布达佩斯，最近几年的教训是，“缓和”正在融化着冰河，疏通着被枯枝败叶堵塞的河道，产生着各种裂缝和碎裂，并把大批的浮冰送入历史的海洋之中。但是，俄国人也没有——他们比大多数民族更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看到这一点，并且，假如他们从这些事件中接受了教训，他们就不会作出那样的决定；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促成某些新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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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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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每个社会组织，都为了一定的目标而存在。那些目标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借用来自现代工会经验的一个例子——当其学理上的意识形态目标与瞬息万变的现实发生冲突时，许多个体便会采取十足的实用主义行动，并且他们会相应地作出妥协。不过，当他们被要求对那些远离其直接经验的争论表明立场之时，适用于他们的那套唯一的语汇、唯一的修辞学、唯一的分析范畴，甚至简单的套话，便是这些古老的意识形态旗帜。他们使用着这些东西，且不能自拔；因为意识形态既坚定了承诺，也冻结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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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是我们掌握苏维埃意图的唯一正规的行动准则，因此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便具有了最高的重要性：在什么程度上，苏联领导者投身于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例如，妥协的不兼容性、把固有的帝国主义目标归属于资本主义等），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他们准备根据经验和现实来修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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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答案是相互矛盾的。（1）如果人们接受了“特征学的证据”（如狄克斯、莱特斯），那么妥协将被排除掉。苏维埃统治者的刻板的心理姿态甚至带有臆想色彩的多疑使得他们难以对西方世界发生的变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2）极端的苏联政策研究者可能会说：苏联统治者都是超凡脱俗的，并且把意识形态仅仅看做一个针对群众的必要神话。（3）采用一种完全理性主义观点的地缘政治理论家将主张，是战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决定着苏联领导者的行为。（4）某些证据的重要性（参见鲍埃尔、英克尔斯和克拉克洪所著的书的第29—35页）在于，尽管苏维埃统治者玩世不恭地使用着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的一个实在因素，也是形成其目标的一个实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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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赫鲁晓夫之前。尽管布尔什维克党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内对意识形态实施了重新控制，但是在其他领域里似乎是实践的考虑而不是意识形态决定了政策。例如，苏联经济学家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就不能承认资本的生产性，不能用利润率来衡量资本的合理配置。但是，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短缺是存在的，而且如果成本经济要获得成功，为了实现利润率的职能，就必须运用某些潜在的技术。在战后，意识形态学家向对这些教条的规避发起了抨击。罗伯特•坎贝尔写道：“在随后的热烈争论中，计划者遇到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同学说的纯洁性要求之间的冲突是极其一目了然的。苏维埃领导者面对着一个僵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定之一已经被他们自身的经验证明为错误，并且，他们面临着在意识形态和合理的权宜之计之间的痛苦抉择……只要斯大林还活着，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机构会出来打开这个死结。无论如何，大约在他死了一年之后，这个难解的结总算被解开了，并且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解开的：它是正统学说向现实的投降。”[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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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领域，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和激烈的步骤，他清除了机器和拖拉机站。在斯大林的蓝图中，机器和拖拉机站代表着在消灭农民意识方面的一个巨大进步，并且他要求农民把其农具设备都上交给集体农庄。并且，我们能够推测到，在原子物理学领域里，要求把所有理论都塞进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主义公式中去的压力已经消除了。毫无疑问，今天谁也不会像25年以前那样讨论爱因斯坦的“资产阶级”物理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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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某些场合占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某些实质方面必须被保留下来。但是是在哪些场合呢？是在哪些方面呢？因为，如果缺乏一种具有一定连续性的核心信仰系统，那么，不同的见解便开始传播（例如，在波兰）。没有一件事情能比赫鲁晓夫讲话诋毁斯大林的恶劣影响更好地证实了这些歧见所带来的那种难以预料的影响力，更好地证实了单个政治事件的作用所产生的那种难以预料的影响力。一旦谜底被揭开，当领导层自身摧毁了信仰的道德和心理基础时，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人，怎么能够保留原来的任何一个信念呢？具有矛盾意味的是，这会导致统治者作出甚至更加强烈的努力，去坚持意识形态核心特征的有效性。当“预言失灵之时”，或者当伪善得到揭露之时，也就是一个运动最为疯狂之时，因为，在千方百计地消除心怀恐惧的信仰者的怀疑的努力中，它会变本加厉地维护该信仰的根本原则。[108]无论一个统治集团变得多么的玩世不恭，他们也会编造出一些对大众而言是必需的“神话”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发现自身从心理上已陷入了一个自己设置的话语的陷阱之中，而且在他们看来那个意识形态好像就是真实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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