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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莱特斯将被迫主张：布尔什维克模式是一种纯粹意志的产物，这种纯粹意志取决于某些强烈的无意识驱力。更进一步地，如果莱特斯要想保持精神分析方法的连贯性，那么他将不得不主张如下观点：是列宁的人格特征，这位“鼻祖”缔造了这个党（他的追随者确实称自己为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党的组织和环境造就了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分子。就像在1917年4月和7月作出的一些关键性决定那样，正是列宁的个人意志改变了党的政治方向。布尔什维克党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其他政党都更加证明了意志的本质。布尔什维克运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历史上具有最高自我意识的运动之一。其早期领导人的著作不仅像基督教的《圣经》一样具有典范性，而且也是培养党的“坚强核心”（hard core）成员的“培训资料”（training documents）。个人可能出自各种动机入党，但是，所有人都必须用统一的铸模冲压定形，否则就将被驱逐出去。列宁曾经带着嘲讽的口气说过：“那么民粹党是更加团结的了……就他们而言，众多的小团体并不伴随着激烈的宗派……［不过］民粹党在政治上是软弱的……无力采取任何政治的群众行动……［虽然］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已分裂成无数宗派……但是他们却成功地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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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学的眼光来看，规定着共产党特征的这些宗派和清洗运动（在取得政权之后成为血腥的清洗运动）可以被看做一个人格与个性的选择过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经受住考验后留下来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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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简要地概括如下：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是对古老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人格结构中的各种要素所作出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反动。[76]这一点在列宁这个人物及其情感和思想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表现。布尔什维克党是按照列宁的模子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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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特斯的研究使我们在一些历史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之间兜圈子。100年以前，把历史变化归功于某些“大人物”及其人格力量是一种时尚。后来，我们根据抽象的“社会力量”——人口压力、对市场的寻求等——来阐释历史，那些社会力量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个别的活动者使自身转化为有形的事件，但是这一过程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决定论的明显不适当性已经导致了心理学解释的重新引入，并且通过弗洛伊德的影响，导致了性格学阐释的重新引入。甚至连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幸免。居于经济力量之上的“政治首要性”（primacy of politics）这种当代流行理论难道仅仅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权力”心理学理论吗？解释当今俄罗斯状况的绝大多数尝试都在“权力”等式中得到了表现。但是事实上这个“权力”等式并没有说出什么东西。它没有谈到为了实施权力而采取的不同策略，所针对的不同社会团体，以及将达到的不同目标。如果一个人要想使用政治心理学理论，那么莱特斯的观点——强调人格特征是权力驱力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尽管它具有诸多局限性和不确定性——比政治学家私下所信奉的心理学观点要敏感得多和有想象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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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对这个方法仍然有两个问题要问：人格特征的连续性是怎样确立起来的？一个精英团体是怎样把其人格特征强加于一个国家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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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特斯的模型中，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存在着这样的一层含义：知识分子人格特征中的初始变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对塑造的反动，并且，其“鼻祖”的人格特征决定着它的政治进程。这在列宁身上得到了验证，那么这种说法该怎样应用到斯大林及其后继者身上呢？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77]在研究《哈姆莱特》时说道：存在着两类儿子：第一类儿子抗拒父亲；第二类儿子继承父亲的衣钵，把父亲的本质人格特征内在化，并且经常在这个过程中漫画式地表现父亲的人格特征。[78]从这种观点出发，斯大林是继承了父亲的人格特征的儿子，只是其格调比较粗俗而已。在列宁时代，布尔什维克党拥有着深谋远虑的独断权力；在斯大林时代，党内的一小撮人，甚至领导者个人，拥有了这种独断权，以至于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曾经用来对付敌人的手段，尤其是蒙骗和恐怖，现在被施加到布尔什维克党宣称是他们的代表的群众身上，后来又用到了党自身内部的对手身上。列宁曾经反对个人感情用事，坚持不受个人威信的影响；斯大林主义者对于极细小的冒犯也要上纲上线，作出强烈的反应。列宁反对在党内产生“自夸自大”的风气，斯大林主义者则在自我颂扬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列宁反对在党内制造“流言飞语”；斯大林则以种种莫须有罪名来清理党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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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什维克行为上的这些变化并非必然地反映了莱特斯把其断定为布尔什维克人格特征之最终源泉的那些无意识欲望和恐惧的变化。心理防御模式是会变化的；诚然，由于旧的防御逐渐地变得不合时宜，它们必须经常地发生变化。但是，当这样的变化发生在一个广大的政治领域时，它们就变得极其重要，而且，我们肯定会追问：为什么在防御机制上发生了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些特殊变化？还有可能会发生什么进一步的变化呢？在这里，莱特斯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见解。他的理论探讨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其形成过程中的原动力问题，但是，一旦布尔什维克主义诞生之后，像他指出的那样，那个模式便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例如，由赫鲁晓夫及其同伙发起的最初的反对斯大林运动就是如此。有人可能会说，它反过来代表着对采取过度压制政策和近乎妄想狂的斯大林的一种反应；或者可能还存在着更加“合理的”解释：去赢得群众支持的需要，等等。此外，我们将怎样去解释赫鲁晓夫人格特征之表面的“开放性”和显著的粗鄙性呢？在这个模型本身中，我们没有得到关于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或性质的任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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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型的稳定性部分地来自于其方法论。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的基本轮廓不是来自其行动的经验世界，而是来自布尔什维克学说的抽象准则。就其自身而言，这不算是一个太大的错误，因为这种学说本身是明确的。这种理论的更大错误在于如下事实：从固定不变的学说出发，它确定了被称为“人格特征”的固定不变的力量，然后把所有人类活动全都凝聚成一股所向披靡的力量，而这也正是该理论的力量所在。这真是一个矛盾。[79]但是，在社会行动中，人格特征或意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经常实际地把自身强加于事件之上的呢？人们大多生活在各种社会制度之中，他们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结在一起”。毫无疑问地，我们大家都喜欢把我们的“人格特征”强加给世界，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被迫修改自身的要求以适应各种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莱特斯赋予其“人格特征”概念以一个虚假的自主权，并且在把这个概念运用于政治过程中——政治是一个最为变幻莫测的现象——曲解了这个论题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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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哈佛体系是怎样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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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讨论社会学方法。由哈佛的三位社会学家：雷蒙•A.鲍埃尔、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完成的研究《苏维埃制度是怎样运作的》（How the Soviet System Works）是当代社会学提供的最优秀作品，单是从这一点上讲也是值得注意的作品。这本书是由向美国空军提供的一个报告《苏维埃社会制度之战略心理的优缺点》（Strategic Psychological Strength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修改而成的。他们接受美国空军委托，花了5年时间来研究这个项目。从一个方面讲，这项研究表明了此类资助研究的艰难。因为资助者要求作者们写一本“通俗”读物，以便向自己的管理者展示。结果，这是一次并不令人愉快的合作：“论文”被压缩，只有部分资料得以发表；原来打算采用通俗的风格来写这本书的想法最终没有实现。这个项目以同布尔什维克背叛者的系统交谈为根据。素材来自329份扩充的生活史谈话录，包括详细的性格测试；435份补充谈话录；将近10000份有关各种特殊问题的问卷；2700份普通问卷，以及100次谈话和心理测试，这些资料还与一组相应的美国人作参照。结果，总共收集到了33000页资料。这些资料，加上在准备此书过程中所利用的50多个未出版的专题研究报告和这些作者打算编撰成书的35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显示了他们搜集的资料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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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政治问题不在这个项目考察的范围之列。该项目的关键性概念是“社会制度”（social system），这个概念是这个哈佛研究小组探讨的核心概念。“社会制度”仅仅是诸社会或亚社会集团为了实现某些特殊目标而组织其活动的富有特征的方式。因为由此产生的各种机构或行为模式是联结在一起的，因此，可想而知，通过一个富有意义的方式，领域的变化将伴随着其他领域的常规的——且确定的——变化。（资本积累率——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决定因素之一——的变化肯定导致了消费率的变化，如此等等。）在社会制度中，工厂权威结构的重组可能会引发学校体制、家庭等组织的连锁变化。例如，由于斯大林在1931年把单人管理和严格的劳动纪律引入了工厂，人们便可以想象当经理面对来自某“进步”学校的一个无礼学生时，他就会说：“这是什么街头混混？”并且他坚持要求改变学校教育方法以使学生学会服从。无论如何，当教育委员面对着来自破碎家庭的“粗野”儿童之时，只好呼吁加强家庭观念，从而使离婚变得更加困难。于是，古老的、传统的权威形式被重新引入了进来。[80]然而，这样的社会变化可能是有害的，因为随着工厂的压抑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个体需要去寻找保护，并且在亲密的家庭纽带中去寻求这样的保护。这样，过不了多久，现存的体制就会开始抱怨不合时宜的家庭至上论。尽管这个例证过分简单化了一个社会过程，但是它并非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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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个哈佛小组并非致力于探讨社会常规制度的变化，如家庭、政治制度、教育、工业，而是致力于探讨具有典型意义的适当行为模式，这些模式调节着被统治者的生活。这些“核心模式”（central pattern）是：与明确的意识形态达成一致的需求；对允许有独立的权力源泉的抗拒；对所有计划和管理的集中；将资源过分集中在某些目标上；对恐怖和强制性劳动的使用；把“突击行动”（storming）作为达到目标的方法；对不能如期完成计划的推托的容忍（例如，信口雌黄，对非正式协议的广播）；等等。根据这些“操作特性”（operating charateristics），这个哈佛小组试图去确定这种制度的一般优点和缺点。即，其缺点是：在政府机关中不存在有秩序的前后承继过程；重工业的经济增长与消费工业的经济增长不成比例；还有持续不断的肃反运动和不安全事件。其优点是：抵制的原子化；俄罗斯人对外在世界的现实的无知；管理集团方面对制度的深深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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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探讨方法面临的一个麻烦是：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些“操作特性”中的哪一些特点是重要的，哪一些是次要的，因为这个哈佛小组似乎缺乏作出这些选择的组织原则。例如，“强制性劳动”（forced labor）是这个制度的一个“固有”方面，还是只是失控的且将被抛弃的一个偶然因素？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判断是如何作出的呢？——是根据恐怖已经变成有害的事实，还是根据恐怖是经济上不合算的事实，是因为它受到了来自外面的道德谴责，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还有，为了测定各种主要社会团体的忠诚和不忠诚程度，如果人们试图去预测“苏维埃领导层各部门……可能作出的反应”，那么，这个“核心模式”还不如对同其他利益集团相对应的这些部门及其权力的不同利益的精确界定来得重要。问题在于：我们在分析模式中想要寻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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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模式是用来把握具有相关特点的某些特殊范畴的。在政治理论中，我们可以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政体划分为君主制、寡头政治或民主制；或者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政体划分为传统政体、理性政体和神授政体。人的目的决定人的视野。这种划分的危险在于，人们倾向于把范畴当作实在的东西而不是理论的构造。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就存在着这种错误，那种思想一开始采用了社会制度概念。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简单模式里，阶级是在与生产工具的联系中才形成的，所以对于头脑简单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既然“人民”已经拥有了工厂，俄罗斯就不可能有任何剥削了，也不可能有任何剥削阶级了。所以，俄罗斯究竟是一个“工人国家”，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或是别的什么的激烈学理争论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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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这些陷阱，但是在千方百计地界定一个制度的本质的尝试中所取得的结果是，我们能够确定某些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用现代行话来说，独立的可变项）、对该制度的所有其他部分产生影响的诸多变化。（例如，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进行资本积累和再投资的冲动。由于在消费和生产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由于生产过剩，由于利润率的下降，可以推想出来的是，那种下降是高资本投入和低劳动投入的一项职能，危机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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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哈佛小组放弃了按照他们原来构想那样地详细说明在社会制度中的原动力的打算。他们说：“把重要的等级秩序设定为那些操作特性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在其中，每个特性都牵涉到了其他特性。”[81]除了有人可能质疑此类“相互联系”的“紧密性”甚至不同“操作特性”的一致性这个事实之外（例如，在作为该制度的特性的“突击运动”和“强制性劳动”之间的联系是什么？），难道去找出最重要因素真有那么困难吗？实事求是地说，如下情况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苏维埃制度从根本上是以政治权力的集中控制为特征的，它是一个命令系统，几乎没有公共机构的监督，并且，这个制度的所有其他方面——不允许有独立的权力、过分依凭于资源等——都是源于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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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那一点得到了承认，那么，一个重要的不确定要素也必须得到承认。因为，在这样一个命令系统中，一小撮人——在斯大林个案中，只有一个人——的决定在改变该制度的性质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是布哈林[82]而不是斯大林赢得权力斗争的胜利，那么俄罗斯难道将会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吗？或者，如果是莫洛托夫而不是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那么俄罗斯的境况难道会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今天的样子吗？因此，苏维埃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苏维埃政治发展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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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试图理解苏维埃联邦的过程中，我们又回到了苏联政策研究理论。那是一种极其让人着迷又常常令人恼火的神秘游戏，这种游戏着迷于探讨在餐桌上表现出来的微妙礼仪，观察谁被要求到最高苏维埃去讲话，按照什么序列进行，从而推测谁将成为“最高统帅”（on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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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本质性的事实是：这个哈佛体系，由于缺乏对原动力的感悟，无法指明在该制度中的变化的源泉。尽管了解社会行动的诸多“限制”（例如，在提供新的激励措施以前，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心怀不满的农民的积极性，或者哪一些团体具备了独立行动的最大潜能）是重要的，但是在政治上，一个人必须知道是谁组成了一个统治集团，该集团是如何达成一个决议的，其下属集团的主张是如何得到调整的，如此等等。因为在像俄罗斯这样的社会里，公共机构模式和行为模式都不是自主的，所以，除非它能够在政治语境中得到界定，否则“社会制度”就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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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谁排在谁的前面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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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策研究的基本假定是：俄罗斯权力斗争的每一个行动都是通过礼仪、荣誉和权力斗争而得到表现的。因此，由于一个单一的中心日益无力指挥300 000家企业的运作，分散经营俄罗斯经济的明确需要便变成了通过这场转变谁的权力应提高、谁的权力应降低的问题。这样，不是在最终分析意义上，而是在当下分析意义上，所有合理的技术标准都屈从于政治标准。因此，就分析俄罗斯政策的任何一个变动而言，我们被迫在此类权力斗争所演绎出来的拜占庭式阴谋诡计中来开辟出我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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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在的问题首先产生于对各种相互竞争的权力集团的界定上，其次产生于我们对个体的联盟，尤其是次要人物的联盟的认定方式上。有一个研究方法是以“功能性”术语来界定权力集团，如政党、军队、秘密警察、国家官僚制度等，并根据这些集团所取得的地位来确定其代言人。因此，已故的弗朗茨•博肯诺（Franz Borkenau）[83]，苏联政策研究的主要践行者，在1957年5月6日的《新领袖》中写道：“自从斯大林死了以后，在赫鲁晓夫和高尔基•马林科夫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公开斗争，前者是该党专政统治层的代表，后者一度担任总理职务，是要求独立的管理者的代言人。近四年来，管理者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分散经营权。因此，赫鲁晓夫和他的联盟者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84]提出了一个方案，一个削弱管理者阶级基础的迂回计划。”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6月3日），卡冈诺维奇被看做站在局外人一边的人，而不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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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总括性陈述存在着几个难题。首先，像“管理者”（managers）这个语词包含着一个基本的模糊性。管理者是业内工厂的负责人，是莫斯科经济管理部门的头儿，还是全俄罗斯经济计划的制订者？如果“管理者”包括了所有这三个类型，那么是否存在着他们中间的利益的同一性呢？（毫无疑问地，人们可以料想到，在追求对自己的活动拥有更大控制权的工厂和莫斯科的管理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摩擦。）如果这种情况并不存在，那么，在这三个类型中，哪一个代表着真正的“管理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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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难题产生于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机械对抗。在职能集团之间确实经常存在着利益冲突，但是，由小宗派和小圈子来执行的政治权力斗争的这个性质要求权力人物能够在所有集团中拥有其联盟者。因此，斗争不只是发生在“管理者”和“党”之间，或者在“军队”和“党”之间，而且超越了这些组织。例如，军队是否具有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统一在什么利益之上的）？或者，是不是朱可夫和甲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科涅夫（Koniev）[85]和乙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瓦西列夫斯基（Vasilievsky）[86]和丙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就我们从其他地方所了解的军队而言，确实发生着此类内在冲突以及不同的外在联盟——例如，在美国军队中，存在着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集团和麦克阿瑟集团。因此，问题在于明确：哪些问题使得军队站在了统一的立场上，哪些问题使得军队高层官员产生了分裂。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人们将面临去决定是什么因素把小宗派和小圈子联系在了一起的问题：是同学联谊会，忠诚于提拔自己的人，代沟差异，还是共同的战时经历或工作经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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