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5950
1702245951
也不能说是意识形态决定了联盟，因为在某些关键的政策问题上——消费品和重工业的问题，对西方保持一种强硬的或和缓的关系的问题，对卫星国保持一种强硬的或和缓的关系的问题——对此类问题抱着始终如一的态度的单一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马林科夫本来想要缓和一下国内局势，以便与西方保持更强硬的关系。而且，一个高层领导人为了获取支持经常会机会主义地改变其意识形态的立场。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斯大林的历史就很有启发性。（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代表着斯大林主义派？这些说法的困难是：我们正在考察的是一个宗派的瓦解，而且在一个如此高度亲历的情况下，以前用来确定这些联盟的社会学标准似乎很少有站得住脚的。）
1702245952
1702245953
然而，在实施按照路线来确定支持联盟的任务方面，存在着一些更大的困难。每个外事处和宣传机构都存在着为苏维埃精英人物撰写传记的强烈渴望，他们努力地追踪着不断变换的这些人员的蛛丝马迹，把它们看做衡量高层竞争者的相对力量的一个工具。正如下面引用的例子所证实的那样，这种方法往往是极其力不从心的。[87]无论一个人可以多么细腻地，不过仍然机械地，探讨这种蛛丝马迹，但是仍然留下了可质问的余地。有一位观察家在评论鲍里斯•迈斯纳的《斯大林神话的终结》一书时抱怨道：“他以为他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任何职能部门，从高层到下层，都可以评头论足，他可以弄清，某人究竟是赫鲁晓夫的人还是马林科夫的人，是党的政策在这一个或那一个策略细微差异上的支持者。然而，这些断言往往是以无关宏旨的传记资料为根据的。根据迈斯纳的观点，无论是谁，只要过去曾经在马林科夫手下干过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在所有情况下，他都将被看做马林科夫的一个追随者。无论是谁，只要他20年以前曾经在乌克兰与赫鲁晓夫一起工作过，那么他至今仍然被看做赫鲁晓夫的知心人。”[88]
1702245954
1702245955
有时，同一件事情会得到截然相反的解释，例如，福罗尔•R.科兹洛夫（Frol R.Kozlov）[89]被安排到党的主席团候补委员这一关键性位置上这样的事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90]在1957年2月16日的纽约《时代》周刊上撰文指出，科兹洛夫是属于别尔乌辛部长（Mr.Pervukhin）[91]集团的成员，而且“可能是马林科夫部长的一名追随者”。索尔兹伯里说，科兹洛夫是1953年“医生阴谋”关键性宣传文件的作者之一；所以，根据苏联政策研究的逻辑，人们可以推断出马林科夫是这场阴谋的导演之一。但是，理查德•洛温塔尔一天之后在伦敦《观察家》上撰文评论说：“不仅通过谢皮洛夫部长（Mr.Shepilov）[92]重新回到了党的书记处，而且通过列宁格勒地区第一书记弗罗尔•R.科兹洛夫为党主席团候补委员，赫鲁晓夫在党内的位置得到了加强。……在马林科夫统治的早期时代，他又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到1953年底，由于赫鲁晓夫的亲自干预，他才代替了马林科夫的门徒安德里亚诺夫，出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因此，根据同样的逻辑，由于科兹洛夫在“医生阴谋”开始时就介入了警戒运动，因此赫鲁晓夫同这场阴谋的实施具有脱不掉的干系。
1702245956
1702245957
这不是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而是说某人的情报是不适当的。（根据记录，洛温塔尔先生对科兹洛夫的评论是对的，而索尔兹伯里是错的。）关于苏联政策研究问题所面临的困难究竟有多大可以从1957年8月10日纽约《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报道中看到。该报道认为美国国务院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谁在主持苏联外交事务并制定对外政策。该报道说：
1702245958
1702245959
尽管国务院所作的尝试已经有一段时日了，但是没有成功地解开一个新的克里姆林宫谜语。
1702245960
1702245961
问题在于：是谁真正掌管着苏联的外交政策？谁是与国家杜马书记处相对立的苏联反对派？……
1702245962
1702245963
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和马歇尔•布尔加宁（Marshall Bulganin）[93]都已经不在莫斯科了，他们不再与外交政策专家们共事，因此在最近几个月里他们不可能有时间去“过问事务”。
1702245964
1702245965
然而，国务院感到苏维埃外交策略的质量在这段时间内已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提高。并且现在在对西方世界的理解上表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细……
1702245966
1702245967
国务卿要求美国情报局寻找证据，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调查人员能拿出来的是一张完全空白的表格……
1702245968
1702245969
它对华盛顿产生的影响是，国务院既很难评估苏联的当下意图，也很难评估苏联外交政策的可能的未来。
1702245970
1702245971
可想而知，苏联政策研究者们也面临的一个两难是：当发布领导成员发生变动的声明本身并没有对其意义提供任何线索之时，研究者们不得不对在领导层全体人员地位上发生的主要变化作出即时的阐释。这样，在马歇尔•朱可夫已经被解职这样一个简短声明发表后的第二天，纽约《时代》周刊的记者哈里•施瓦茨用如下方式开始叙述朱可夫的故事：“自从马歇尔•高尔基•K.朱可夫昨天被免除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以后，将产生两个重大的可能性：要么继续削弱其实权，要么晋升为苏维埃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1957年10月27日）
1702245972
1702245973
人们能够理解这些职业敏感。亨利•亚当斯在他的《自传》里叙述道：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在伦敦担任父亲的秘书，父亲当时是美国驻英大使。他当时正在负责撰写一些英国内阁意见分歧的报告，这些报告后来成为美国政策的基础（例如梅森—斯利德尔事件），并且亚当斯当时以为这些报告都是依据第一手情报写成的。然而，20年以后，当英国内阁文件被公开时，他非常沮丧地发现他的报告完全是错误的。在布达佩斯叛乱之后不久，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94]在下议院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由于艾登（Eden）[95]在苏伊士活动的新闻助长了俄国人的干涉。即使盖茨克尔利用这个问题只是为了加强政治优势，它也是无可厚非的。重要的在于弄清是否真有这么回事。但是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深入探讨消息的来源。
1702245974
1702245975
可是人们会对方法，至少是就苏联政策研究中一直在运用的方法提出质疑。简单地说，苏联政策研究通常会成为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对应面——也就是说，它变得过于独断。有关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实质性事实是，它拒绝承认偶然事件和随机性。每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都有一个预先设定的动机。因此，这些邪恶的叠句用布尔什维克修辞语来说有：“同志，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纯粹偶然的，这是……”或者，“为什么敌人选择了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带着不可告人的图谋，所有这些问题都导向一个终极的问题：谁战胜谁？谁役使谁？人们可以回顾一下几年前发生的一个插曲：两个乌克兰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一天，他们逛进了纽约一家小熟食店，恰巧遇上抢劫，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无法理解抢劫者的命令，其中一个被射伤了腿部。维辛斯基要么是存心想让美国难堪，要么是由于他确实心存疑虑，他拒绝接受纽约警察局的如下解释：既然这是一次抢劫事件，这次枪击事件便不可能是一次政治事件。他追问道：“这怎么可能是一次抢劫活动呢？它只是一家很不起眼的熟食店呀。”在他看来，在富裕的资本主义的美国，谁会自找麻烦来抢劫一家小店铺呢？
1702245976
1702245977
有时，人们能在苏联政策研究者中发现类似的逻辑。[96]每一种变动——既包括国内权力冲突中的人事变动，也包括国外国际舞台上的政策变动——都被看做精心策划的阴谋活动，是深谋已久的表演，是预先设定好了的计划，其每一个结果都是预期的；每一个变动都具有不可告人的意思，它只有通过一些意味深长的礼仪和微妙的语词才能得到揭示。（请设想一下苏联政策研究者和或精神分析学家对印度大使梅农［K.P.S.Menon］[97]的陈述会如何处理吧。梅农是看到斯大林健在的最后一位外国人。他说，在接见的整个过程中，斯大林使自己完全成了一个——任由伪君子们耍弄的——木偶。）但是，根据我们对世上每一个使馆工作人员所掌握的情况，很少有政治（甚至军事）活动是预先如此精确设计好的。不考虑偶然因素的分析家冒着像布尔什维克武断地玩着政治游戏那样的风险。
1702245978
1702245979
再往前一步，我们便已绕了一圈。无论最高权力具有多大的重要性，无论其统治具有多大的绝对性，没有一个权力集团会放弃其无限的权力。苏联政策研究方法遇到的问题和莱特斯遇到的问题是相同的。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每一个企图都不得不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制度惯性的抗拒[98]——但是，该如何来考虑呢？
1702245980
1702245982
五 一条路和多条路——皮兰德娄的退场
1702245983
1702245984
现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多条道路，那么是否存在着比别的道路能够更好地把我们引向现实的某些道路呢？（犹太教法典说道：“如果你不知道你将要到哪里去，那么任何一条道路都将把你带到你想要的地方去。”）或许，只是在顺序上存在着一些差别——和问题——而已。
1702245985
1702245986
不同的时刻
1702245987
1702245988
尽管在一些关键时刻一种变化依赖于另一种变化，但是在发生的两种变化之间，在苏联社会（社会制度）的变化和苏联政治的变化之间，应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过程和事件之间的差异；或者，它是对偏执的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99]作出的一个古老区别的复活：即积淀的变化和法定的变化之间的差异。
1702245989
1702245990
积淀的变化波澜壮阔，此起彼伏，所向披靡，且依自律尺度而展开。它们要么源于传统观点的有机发展，要么源于价值取向的变化（例如，人们对少生或多生子女的决定），要么源于一旦重要决定被作出之后的技术律令（例如，一个国家一旦实施工业化就需要培训更多的工程师）。
1702245991
1702245992
法定的变化是立法者或统治者的有意识决定或意图（例如，宣战、农业集体化、新产业布置，等等），那些为变化立法的人不得不考虑人们的习惯及其掌握的资源，但是，这些仅仅是制约因素而非决定因素。
1702245993
1702245994
社会学分析在处理积淀的变化时是最有把握的。这些变化可以被识别，其趋向可以被揭示，并且像浮动的冰山一样，其过程，乃至其解体，比其他变化更易于被阐明。但是，社会学分析通常无法预测政治决定。在历史上存在着黑格尔所谓的“某些千载难逢的时机”，并且，在这些转折关头，人们务必把握的不是纯粹理性，而是实践判断（它是信息、直觉和移情的不确定综合）。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运动，它精确地了解了过去，并且出色地注视着诸事件的战术和战略的微妙差异。它时刻留意着“某些千载难逢的时机”（“革命时机”，如列宁首先意识到的那样），并且面对瞬息万变的局势，它能够当机立断。这些在过去赋予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以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
1702245995
1702245996
预测的问题
1702245997
1702245998
一个人所描述的变化的性质决定了他能够作出的那种预言的种类。一个人可以界定和预测广泛的积淀的变化的范围和限度（例如，如果一个人知道苏联的资源状况——可耕土地的数量、矿藏、人力，等等——那么他就能猜测到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预测短期政策的变化，那么他必须去处理各种偶然的、荒唐的以及人性中令人不可琢磨的诸多变量。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苏维埃政治之未来进程的那场争论中，有两个激进的观点是值得回味的。一方说：“客观的形势要求托洛茨基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另一方回答说：“是呀，你知道托洛茨基务必那样做，我也知道托洛茨基务必那样做，但是托洛茨基知道吗？”
1702245999
[
上一页 ]
[ :1.7022459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