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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这样说，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事件是不会按照相同的轨道复发的。由于没有抓住“千载难逢的时机”，我们很有可能忘了那样的时机是再也不会有了。从东柏林到布达佩斯，最近几年的教训是，“缓和”正在融化着冰河，疏通着被枯枝败叶堵塞的河道，产生着各种裂缝和碎裂，并把大批的浮冰送入历史的海洋之中。但是，俄国人也没有——他们比大多数民族更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看到这一点，并且，假如他们从这些事件中接受了教训，他们就不会作出那样的决定；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促成某些新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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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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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每个社会组织，都为了一定的目标而存在。那些目标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借用来自现代工会经验的一个例子——当其学理上的意识形态目标与瞬息万变的现实发生冲突时，许多个体便会采取十足的实用主义行动，并且他们会相应地作出妥协。不过，当他们被要求对那些远离其直接经验的争论表明立场之时，适用于他们的那套唯一的语汇、唯一的修辞学、唯一的分析范畴，甚至简单的套话，便是这些古老的意识形态旗帜。他们使用着这些东西，且不能自拔；因为意识形态既坚定了承诺，也冻结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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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是我们掌握苏维埃意图的唯一正规的行动准则，因此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便具有了最高的重要性：在什么程度上，苏联领导者投身于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例如，妥协的不兼容性、把固有的帝国主义目标归属于资本主义等），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他们准备根据经验和现实来修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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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答案是相互矛盾的。（1）如果人们接受了“特征学的证据”（如狄克斯、莱特斯），那么妥协将被排除掉。苏维埃统治者的刻板的心理姿态甚至带有臆想色彩的多疑使得他们难以对西方世界发生的变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2）极端的苏联政策研究者可能会说：苏联统治者都是超凡脱俗的，并且把意识形态仅仅看做一个针对群众的必要神话。（3）采用一种完全理性主义观点的地缘政治理论家将主张，是战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决定着苏联领导者的行为。（4）某些证据的重要性（参见鲍埃尔、英克尔斯和克拉克洪所著的书的第29—35页）在于，尽管苏维埃统治者玩世不恭地使用着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的一个实在因素，也是形成其目标的一个实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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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赫鲁晓夫之前。尽管布尔什维克党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内对意识形态实施了重新控制，但是在其他领域里似乎是实践的考虑而不是意识形态决定了政策。例如，苏联经济学家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就不能承认资本的生产性，不能用利润率来衡量资本的合理配置。但是，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短缺是存在的，而且如果成本经济要获得成功，为了实现利润率的职能，就必须运用某些潜在的技术。在战后，意识形态学家向对这些教条的规避发起了抨击。罗伯特•坎贝尔写道：“在随后的热烈争论中，计划者遇到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同学说的纯洁性要求之间的冲突是极其一目了然的。苏维埃领导者面对着一个僵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定之一已经被他们自身的经验证明为错误，并且，他们面临着在意识形态和合理的权宜之计之间的痛苦抉择……只要斯大林还活着，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机构会出来打开这个死结。无论如何，大约在他死了一年之后，这个难解的结总算被解开了，并且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解开的：它是正统学说向现实的投降。”[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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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领域，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和激烈的步骤，他清除了机器和拖拉机站。在斯大林的蓝图中，机器和拖拉机站代表着在消灭农民意识方面的一个巨大进步，并且他要求农民把其农具设备都上交给集体农庄。并且，我们能够推测到，在原子物理学领域里，要求把所有理论都塞进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主义公式中去的压力已经消除了。毫无疑问，今天谁也不会像25年以前那样讨论爱因斯坦的“资产阶级”物理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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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某些场合占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某些实质方面必须被保留下来。但是是在哪些场合呢？是在哪些方面呢？因为，如果缺乏一种具有一定连续性的核心信仰系统，那么，不同的见解便开始传播（例如，在波兰）。没有一件事情能比赫鲁晓夫讲话诋毁斯大林的恶劣影响更好地证实了这些歧见所带来的那种难以预料的影响力，更好地证实了单个政治事件的作用所产生的那种难以预料的影响力。一旦谜底被揭开，当领导层自身摧毁了信仰的道德和心理基础时，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人，怎么能够保留原来的任何一个信念呢？具有矛盾意味的是，这会导致统治者作出甚至更加强烈的努力，去坚持意识形态核心特征的有效性。当“预言失灵之时”，或者当伪善得到揭露之时，也就是一个运动最为疯狂之时，因为，在千方百计地消除心怀恐惧的信仰者的怀疑的努力中，它会变本加厉地维护该信仰的根本原则。[108]无论一个统治集团变得多么的玩世不恭，他们也会编造出一些对大众而言是必需的“神话”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发现自身从心理上已陷入了一个自己设置的话语的陷阱之中，而且在他们看来那个意识形态好像就是真实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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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和本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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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在国外共产党的行为中，在苏联政府的政策里，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直是苏维埃政党的内部权力斗争。但是，现在有人认为，国内的苏维埃发展的最主要动机（例如，对发展重工业的持续重视）是对紧张的世界局势的反映。（并且在今天，俄罗斯外交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自主政权的红色中国的崛起呢？）在作出评估时，苏维埃统治者是怎样来衡量这些考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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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学方法和地缘政治学方法实际上都主张，无论苏维埃联邦国内发展得怎么样，苏联政策都将是好战的和扩张主义的；而且，他们都认为，苏维埃统治者对国内和国外局势的深谋远虑只对其攻击行动的时机产生影响。带着人为的意图，这将引导出这次讨论的目的的问题：在什么程度上，苏维埃制度是一个鲜明的新现象，它遵从自身的法则，并且从内部是坚不可摧的；在什么程度上，苏维埃联邦可以逐渐从内部演化成为一个更稳固、更规范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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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法广泛地贴上了特征学与苏联政策研究的标签，极权主义将赞同前者，而社会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加上某些历史学派，将赞同后者的假定。[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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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立刻产生了如下派生的问题：斯大林是一个心理失常者，还是共产主义就其独特的本质（例如，先锋党、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来说，即使没有一个斯大林，也会经历一个斯大林主义类型的统治阶段呢？欧洲的，尤其是亚洲的，共产主义制度能够“直接跳到”一个美好的时代，而不必经历俄罗斯曾经经历的那种剧变吗？那些受压抑的日子仅仅是强制性工业化的一个插曲吗？现在，像探讨现实之幻灭的皮兰德娄一样，我尽己所能地复述了当年引导我着手研究现实的10种理论。但是，除了一个尾声，戏已经演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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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事物性质而言，有一个大变量，是这些理论无法加以恰当地考虑的：自由世界的行为，它是限制共产主义领导者行动自由的最重要的“现实因素”。在这里，社会科学的作用变得极其模糊。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些理论都致力于从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上来设定自由世界的行为，但是，在这样做时，它们面临着提出一套自话自说的假说的风险，由于我们判断着共产主义者将以我们所期望那样地行动，我们便借助那些假说就采用强迫共产主义者去证实或否证那个判断的各种政策（正像俄罗斯强迫我们进入类似的预先设定的模铸中一样）。这始终是一个危险，但是，如果我们牢记住了：无论我们的社会科学是多么的老成，它都无法替代实践的灵活性，那种灵活性是两个必要的谦卑所要求的：对我们的知识局限性的自觉和对历史的开放性的自觉，那么，我们就能把那个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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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纳克（Karnak），尼罗河右岸的古代底比斯的部分地区，有阿蒙神庙建筑群。作者在此说的意思是，法国大革命研究比起苏联问题研究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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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向罗斯福总统表示敬意，罗斯福曾经在他个人收藏的一本由约瑟夫E.戴维斯撰写的替莫斯科大审判的真实性作辩护的《出使莫斯科》的扉页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这是一部将留世的著作。”理查德•H.厄尔曼：“戴维斯使命和美苏关系，1937—1941年”，《世界政治》第9卷，第2号（1957年1月），第22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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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查德•布莱克默（1904—1965）：美国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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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皮兰德娄（1867—1936）：20世纪意大利剧作家，其作品以情节荒诞离奇而闻名于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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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拉尔夫•林顿（1893—1953）：美国人类学家，著有《人的研究》和《文化树》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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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亚伯兰•卡迪勒（1891—1981）：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和人类学家，著有《个体与社会：原始社会组织的心理动力学》、《社会的心理学前沿》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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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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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克莱德•克拉克洪（1905—1960）：美国人类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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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玛格丽特•米德：《苏联人对权威的态度》（纽约，1951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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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杰弗里•戈尔（1905—1985）：英国人类学家，以把精神分析技术应用于人类学而著名，著有《萨德的革命思想》、《英国人性格研究》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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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杰弗里•戈尔、约翰•里克曼：《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伦敦，1949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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