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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华盛顿产生的影响是，国务院既很难评估苏联的当下意图，也很难评估苏联外交政策的可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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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苏联政策研究者们也面临的一个两难是：当发布领导成员发生变动的声明本身并没有对其意义提供任何线索之时，研究者们不得不对在领导层全体人员地位上发生的主要变化作出即时的阐释。这样，在马歇尔•朱可夫已经被解职这样一个简短声明发表后的第二天，纽约《时代》周刊的记者哈里•施瓦茨用如下方式开始叙述朱可夫的故事：“自从马歇尔•高尔基•K.朱可夫昨天被免除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以后，将产生两个重大的可能性：要么继续削弱其实权，要么晋升为苏维埃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195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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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够理解这些职业敏感。亨利•亚当斯在他的《自传》里叙述道：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在伦敦担任父亲的秘书，父亲当时是美国驻英大使。他当时正在负责撰写一些英国内阁意见分歧的报告，这些报告后来成为美国政策的基础（例如梅森—斯利德尔事件），并且亚当斯当时以为这些报告都是依据第一手情报写成的。然而，20年以后，当英国内阁文件被公开时，他非常沮丧地发现他的报告完全是错误的。在布达佩斯叛乱之后不久，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94]在下议院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由于艾登（Eden）[95]在苏伊士活动的新闻助长了俄国人的干涉。即使盖茨克尔利用这个问题只是为了加强政治优势，它也是无可厚非的。重要的在于弄清是否真有这么回事。但是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深入探讨消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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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人们会对方法，至少是就苏联政策研究中一直在运用的方法提出质疑。简单地说，苏联政策研究通常会成为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对应面——也就是说，它变得过于独断。有关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实质性事实是，它拒绝承认偶然事件和随机性。每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都有一个预先设定的动机。因此，这些邪恶的叠句用布尔什维克修辞语来说有：“同志，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纯粹偶然的，这是……”或者，“为什么敌人选择了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带着不可告人的图谋，所有这些问题都导向一个终极的问题：谁战胜谁？谁役使谁？人们可以回顾一下几年前发生的一个插曲：两个乌克兰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一天，他们逛进了纽约一家小熟食店，恰巧遇上抢劫，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无法理解抢劫者的命令，其中一个被射伤了腿部。维辛斯基要么是存心想让美国难堪，要么是由于他确实心存疑虑，他拒绝接受纽约警察局的如下解释：既然这是一次抢劫事件，这次枪击事件便不可能是一次政治事件。他追问道：“这怎么可能是一次抢劫活动呢？它只是一家很不起眼的熟食店呀。”在他看来，在富裕的资本主义的美国，谁会自找麻烦来抢劫一家小店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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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能在苏联政策研究者中发现类似的逻辑。[96]每一种变动——既包括国内权力冲突中的人事变动，也包括国外国际舞台上的政策变动——都被看做精心策划的阴谋活动，是深谋已久的表演，是预先设定好了的计划，其每一个结果都是预期的；每一个变动都具有不可告人的意思，它只有通过一些意味深长的礼仪和微妙的语词才能得到揭示。（请设想一下苏联政策研究者和或精神分析学家对印度大使梅农［K.P.S.Menon］[97]的陈述会如何处理吧。梅农是看到斯大林健在的最后一位外国人。他说，在接见的整个过程中，斯大林使自己完全成了一个——任由伪君子们耍弄的——木偶。）但是，根据我们对世上每一个使馆工作人员所掌握的情况，很少有政治（甚至军事）活动是预先如此精确设计好的。不考虑偶然因素的分析家冒着像布尔什维克武断地玩着政治游戏那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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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一步，我们便已绕了一圈。无论最高权力具有多大的重要性，无论其统治具有多大的绝对性，没有一个权力集团会放弃其无限的权力。苏联政策研究方法遇到的问题和莱特斯遇到的问题是相同的。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每一个企图都不得不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制度惯性的抗拒[98]——但是，该如何来考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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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条路和多条路——皮兰德娄的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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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多条道路，那么是否存在着比别的道路能够更好地把我们引向现实的某些道路呢？（犹太教法典说道：“如果你不知道你将要到哪里去，那么任何一条道路都将把你带到你想要的地方去。”）或许，只是在顺序上存在着一些差别——和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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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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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一些关键时刻一种变化依赖于另一种变化，但是在发生的两种变化之间，在苏联社会（社会制度）的变化和苏联政治的变化之间，应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过程和事件之间的差异；或者，它是对偏执的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99]作出的一个古老区别的复活：即积淀的变化和法定的变化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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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的变化波澜壮阔，此起彼伏，所向披靡，且依自律尺度而展开。它们要么源于传统观点的有机发展，要么源于价值取向的变化（例如，人们对少生或多生子女的决定），要么源于一旦重要决定被作出之后的技术律令（例如，一个国家一旦实施工业化就需要培训更多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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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的变化是立法者或统治者的有意识决定或意图（例如，宣战、农业集体化、新产业布置，等等），那些为变化立法的人不得不考虑人们的习惯及其掌握的资源，但是，这些仅仅是制约因素而非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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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分析在处理积淀的变化时是最有把握的。这些变化可以被识别，其趋向可以被揭示，并且像浮动的冰山一样，其过程，乃至其解体，比其他变化更易于被阐明。但是，社会学分析通常无法预测政治决定。在历史上存在着黑格尔所谓的“某些千载难逢的时机”，并且，在这些转折关头，人们务必把握的不是纯粹理性，而是实践判断（它是信息、直觉和移情的不确定综合）。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运动，它精确地了解了过去，并且出色地注视着诸事件的战术和战略的微妙差异。它时刻留意着“某些千载难逢的时机”（“革命时机”，如列宁首先意识到的那样），并且面对瞬息万变的局势，它能够当机立断。这些在过去赋予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以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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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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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所描述的变化的性质决定了他能够作出的那种预言的种类。一个人可以界定和预测广泛的积淀的变化的范围和限度（例如，如果一个人知道苏联的资源状况——可耕土地的数量、矿藏、人力，等等——那么他就能猜测到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预测短期政策的变化，那么他必须去处理各种偶然的、荒唐的以及人性中令人不可琢磨的诸多变量。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苏维埃政治之未来进程的那场争论中，有两个激进的观点是值得回味的。一方说：“客观的形势要求托洛茨基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另一方回答说：“是呀，你知道托洛茨基务必那样做，我也知道托洛茨基务必那样做，但是托洛茨基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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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分析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权力继承的模式。苏维埃制度不同于任何宪政体制，似乎没有对合法性作出正式的界定，也不存在任何权力授予的制度。在企图步斯大林崛起之后尘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把党的书记处作为权力杠杆。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是在铤而走险。在战争年代以及战后，斯大林更强调其在政府和军队中的头衔，而非其在党内的地位。1953年，在斯大林逝世时，他仅仅是9位党的书记之一，但他是唯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所以，当马林科夫被迫作出选择时，他放弃了党的书记职务，而试图通过其总理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使其权威合法化。赫鲁晓夫的精明之处在于，他正确地估算到了，尽管技术和军队阶层的地位上升了，但是政治权力机械学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然而，我们能设想到这些“机械学法则”在任命赫鲁晓夫时能得到执行吗？我们如何界定各种力量的平衡并预见到它们将朝哪个方向倾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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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和陷阱，如果苏维埃问题专家小组，定期在不同层面上对可能的苏维埃发展作出预测，并且陈述其推断的理由，那么它将推动社会科学的进步。例如，鲍埃尔、英克尔斯和克拉克洪认为，俄罗斯的高等权力体系能够维持自身的稳定；马隆•拉什则认为，它无法做到这一点，并预见到了赫鲁晓夫的夺权企图。[100]这样，通过对各种预言、成功和失败的系统化考察，人们可能会获得一个更加灵活的苏联行为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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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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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理论中，分析总是侧重于合理性阐释。其假设（参见摩尔、罗斯托夫、多伊彻、阿隆等人的观点）为：一个社会在终极意义上依据其面临的合理性出路来作出选择。但是，在解释政治活动的出其不意性和剧烈性的过程中（例如，在德迪叶传记中叙述的铁托对“我们受到像苏联共青团那样的对待”的事实的愤怒[101]，或者，赫鲁晓夫对在斯大林逼迫之下去跳歌巴克舞［Gopak］[102]的憎恨），人们能给予愤怒的作用以多大意义呢？并且，考虑到莱特斯的研究，作为一种政治姿态的线索，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可以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呢？难道仅仅是合理性决定着政治的进程，情感决定着人的胆汁，或别的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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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和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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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分析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它探讨范畴而不探讨人。在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近期分析中，尤其是在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近期分析中，那个运动被看做一个坚如磐石的东西，每一个追随者都是一个遵守纪律的战士，或者是一个时刻准备听从“党”的命令的“真正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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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西方世界自身一直为“布尔什维克”的独特形象所吸引，这个形象也是共产主义统治者们试图用来塑造“崭新的”苏维埃人的。就像任何一个人类团体一样，共产主义者无法超越个人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超越困扰着所有激进运动的与生俱来的宗派主义。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认为，只要存在着砍掉“左翼”或“右翼”的需求，那么，为了党去保留一个不受玷污的正确性的神话，宗派主义是必要的。然而，毫无疑问，在马尔蒂、狄戎、勒戈尔、哈维、库基、马格纳尼、里尔、铁托、佩特科夫、哥穆尔卡、拉伊克（Rajk）[103]、纳吉，以及数以千计的其他人的背叛、清除和谋杀中——尽管其斗争更加隐蔽和诡秘——早些年的世系和宗派（莱维、露特•菲舍尔［Levi，Ruth Fischer］[104]、布兰德尔、塔尔海默、索发林、拉帕波特、罗斯米尔、波迪加、塞伦、坎农、洛维斯顿和伍尔夫的背叛）有了后继者。事实上，不是一整块的简单划一的磐石而是宗派主义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法则。而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也没有去利用这一点。从一般的政治经验来看——不管它是在工会运动之中，还是在政党之内——我们知道，统治集团是不太会土崩瓦解的，但是，由于随后控制着实质性进程的某些关键权力人物的背叛，它们就走向了式微。这是产业促进会就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所得到的经验，也是铁托、纳吉和（或许还有）哥穆尔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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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它涉及的远不只是从战术上无力利用各种裂缝和断裂。在性格学研究中，并且在苏联政策研究中，经常存在着一个“虚假的实在”。有人把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当作“敌人”，当作“布尔什维克”，并且把任何动乱，尤其是发生在卫星国的动乱，纯粹地看做互相竞争的领导者之间的权力冲突。但是，存在着比这一点要复杂得多的情况。在私下里，既存在着人类的简单抗争，也存在着人类的简单义举。在施虐狂和权力的引诱之下，谁变成了其走卒？谁没有成为其走卒？谁是官僚主义者？谁是潜伏的理想主义者？谁是拉科西（Rakosi）？[105]谁是久利耶•海伊（Gyulya Hay）？正像1956年我们在波兰和匈牙利看到的那样，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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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能看到在1954—1955年最初纳吉制度的真实意义。当人们能够相互交流，彼此交换经验，并认识到变化的希望是可能的时候，他们聚集起了多么大的能量。[106]但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苏联事务专家都无法理解在1954—1955年的那些线索的意义呢？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如此着迷于如下思想的缘故呢：只有“权力”是理解社会冲突意义的单一线索，以至于忘了它对人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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