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6034
外国的和本国的
1702246035
1702246036
在过去，在国外共产党的行为中，在苏联政府的政策里，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直是苏维埃政党的内部权力斗争。但是，现在有人认为，国内的苏维埃发展的最主要动机（例如，对发展重工业的持续重视）是对紧张的世界局势的反映。（并且在今天，俄罗斯外交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自主政权的红色中国的崛起呢？）在作出评估时，苏维埃统治者是怎样来衡量这些考虑的呢？
1702246037
1702246038
特征学方法和地缘政治学方法实际上都主张，无论苏维埃联邦国内发展得怎么样，苏联政策都将是好战的和扩张主义的；而且，他们都认为，苏维埃统治者对国内和国外局势的深谋远虑只对其攻击行动的时机产生影响。带着人为的意图，这将引导出这次讨论的目的的问题：在什么程度上，苏维埃制度是一个鲜明的新现象，它遵从自身的法则，并且从内部是坚不可摧的；在什么程度上，苏维埃联邦可以逐渐从内部演化成为一个更稳固、更规范的社会？
1702246039
1702246040
这些方法广泛地贴上了特征学与苏联政策研究的标签，极权主义将赞同前者，而社会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加上某些历史学派，将赞同后者的假定。[109]
1702246041
1702246042
于是立刻产生了如下派生的问题：斯大林是一个心理失常者，还是共产主义就其独特的本质（例如，先锋党、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来说，即使没有一个斯大林，也会经历一个斯大林主义类型的统治阶段呢？欧洲的，尤其是亚洲的，共产主义制度能够“直接跳到”一个美好的时代，而不必经历俄罗斯曾经经历的那种剧变吗？那些受压抑的日子仅仅是强制性工业化的一个插曲吗？现在，像探讨现实之幻灭的皮兰德娄一样，我尽己所能地复述了当年引导我着手研究现实的10种理论。但是，除了一个尾声，戏已经演完了。
1702246043
1702246044
就事物性质而言，有一个大变量，是这些理论无法加以恰当地考虑的：自由世界的行为，它是限制共产主义领导者行动自由的最重要的“现实因素”。在这里，社会科学的作用变得极其模糊。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些理论都致力于从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上来设定自由世界的行为，但是，在这样做时，它们面临着提出一套自话自说的假说的风险，由于我们判断着共产主义者将以我们所期望那样地行动，我们便借助那些假说就采用强迫共产主义者去证实或否证那个判断的各种政策（正像俄罗斯强迫我们进入类似的预先设定的模铸中一样）。这始终是一个危险，但是，如果我们牢记住了：无论我们的社会科学是多么的老成，它都无法替代实践的灵活性，那种灵活性是两个必要的谦卑所要求的：对我们的知识局限性的自觉和对历史的开放性的自觉，那么，我们就能把那个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1702246045
1702246046
[1]卡纳克（Karnak），尼罗河右岸的古代底比斯的部分地区，有阿蒙神庙建筑群。作者在此说的意思是，法国大革命研究比起苏联问题研究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译注
1702246047
1702246048
[2]特向罗斯福总统表示敬意，罗斯福曾经在他个人收藏的一本由约瑟夫E.戴维斯撰写的替莫斯科大审判的真实性作辩护的《出使莫斯科》的扉页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这是一部将留世的著作。”理查德•H.厄尔曼：“戴维斯使命和美苏关系，1937—1941年”，《世界政治》第9卷，第2号（1957年1月），第220页。——原注
1702246049
1702246050
[3]理查德•布莱克默（1904—1965）：美国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译注
1702246051
1702246052
[4]皮兰德娄（1867—1936）：20世纪意大利剧作家，其作品以情节荒诞离奇而闻名于世。——译注
1702246053
1702246054
[5]拉尔夫•林顿（1893—1953）：美国人类学家，著有《人的研究》和《文化树》等。——译注
1702246055
1702246056
[6]亚伯兰•卡迪勒（1891—1981）：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和人类学家，著有《个体与社会：原始社会组织的心理动力学》、《社会的心理学前沿》等。——译注
1702246057
1702246058
[7]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译注
1702246059
1702246060
[8]克莱德•克拉克洪（1905—1960）：美国人类学家。——译注
1702246061
1702246062
[9]玛格丽特•米德：《苏联人对权威的态度》（纽约，1951年）。——原注
1702246063
1702246064
[10]杰弗里•戈尔（1905—1985）：英国人类学家，以把精神分析技术应用于人类学而著名，著有《萨德的革命思想》、《英国人性格研究》等。——译注
1702246065
1702246066
[11]杰弗里•戈尔、约翰•里克曼：《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伦敦，1949年）。——原注
1702246067
1702246068
[12]亨利•V.狄克斯：“对当代俄罗斯行为的观察”，载于《人类的关系》第5卷第2号（1952年），第111—175页。——原注
1702246069
1702246070
[13]约翰•里克曼（1891—1951）：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师从弗洛伊德学习精神分析，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译注
1702246071
1702246072
[14]像原子裂变一样，二分法似乎能够无限进行下去。因此，迪尼克•托马斯基在其《俄罗斯文化对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影响》（格伦哥，1953年）的专著中发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是两种相反影响力的混合物：一种是“追逐权力的并处在欧亚大平原上的从自我出发的流浪骑士”，一种是“无法无天的且处在欧洲大陆上的从集团出发的（斯拉夫）农民”。人们也能够指出某些自相矛盾之处，如戈登•瓦森发现的那样，俄罗斯人是喜食真菌的民族（mycophiles），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害怕真菌的民族（mycophobes）。——原注
1702246073
1702246074
[15]亨利•维克多•狄克斯：英国精神病学家，利兹大学教授，著有《经许可的大众谋杀》。——译注
1702246075
1702246076
[16]狄克斯的创造性研究是在爱德华•A.希尔斯的参与之下完成的。不幸的是，希尔斯的更广泛的研究工作从来没有被其资助者兰德公司公之于众，因此在此无法对其进行讨论。——原注
1702246077
1702246078
[17]狄克斯：“对当代俄罗斯行为的观察”，载于《人类的关系》第5卷第2号（1952年），第171页。——原注
1702246079
1702246080
[18]戈培尔（1897—1945）：法西斯德国宣传部长。希姆勒（1900—1945）：德国政治家，纳粹党卫队领导人。——译注
1702246081
1702246082
[19]狄克斯：“对当代俄罗斯行为的观察”，载于《人类的关系》第5卷第2号（1952年）。——原注
1702246083
[
上一页 ]
[ :1.70224603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