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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写道：“24万布尔什维克党员似乎不能管理俄国……［但是］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构扩大10倍的‘妙法’，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个妙法就是吸引劳动者，吸引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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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种妙法是多么简便，效果是多么灵验，我们且举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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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时不得不强迫某一家搬出住宅而让另一家搬进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常有的事，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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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要撵走一个失去了工作而缴不起房租的工人家庭，就要派来一大批法警、警察或民警。如果是在工人区撵人搬家，那就要派一个哥萨克分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很强大的武装保护，法警和‘民警’是不肯去的。他们知道，撵人搬家的场面会在邻近所有居民当中，会在成千上万濒于绝望的人当中激起无比的愤怒，激起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无比的仇恨，这些人随时都可能把法警和民警队打成肉酱。需要大量的兵力，而且一定要从某边远地区调几个团到大城市来，这样士兵就不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不致‘传染上’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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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无产阶级国家要让一个极其贫苦的家庭强行搬进富人住宅。假设我们的工人民兵分队由15个人组成：2个水兵，2个士兵，2个觉悟工人（就算其中只有1人是我们的党员或者党的同情者），再加上1个知识分子和8个劳动贫民，这8人当中至少必须有5个妇女，而且要有仆人、粗工，等等。这一队人来到富人住宅进行检查，发现2男2女住着5个房间，于是说：‘公民们，请你们挤在两个房间里过冬吧，腾出两间房让住在地下室的两家搬进去。在我们还没有在工程师（您大概是工程师吧？）的帮助之下为所有的人盖好舒适的住宅之前，你们必须挤一挤。你们的电话要10家共用。这样可以不必跑遍各个铺子，等等，可以节省100来个工时。其次你们家里有两个能从事轻劳动而没有事干的半劳动力，55岁的女公民和14岁的男公民。他们每天要值班3小时，监督供应10家的食品的合理分配并进行必要的登记。我们队里的一位大学生公民马上就会把这项国家的命令抄成两份，现在请你们给我们一个字据，保证切实执行这个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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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看来，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同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对比起来，如用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情形就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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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10月7—14日一个星期的写作中，列宁对怀疑布尔什维克管理国家能力的人们作出了回答。[42]带着这个简单的观念，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并开始着手建立一种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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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委员会：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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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人管理”确切地说可以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其在《怎么办？》中的著名推论，列宁声称，假如只依靠他们自身的话，工人通过工会只能达到经济意识；只有在先锋党及其职业革命家核心的积极领导下，工人们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意识。但是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列宁的观点不仅受到了来自俄国国内的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抵制，而且受到了一小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抵制，如在德国和波兰的卢森堡，在荷兰的赫尔曼•戈特。卢森堡和戈特认为，列宁的观点是在俄国的落后条件下形成的。他们说：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将导致一个自觉的有教养的无产阶级的产生，这个阶级将不再恭恭敬敬地依靠党的领导人，而将能够根据自己的创造力来行动。他们说：在危机条件下，工人们将自发地并且通过“群众行动”行动起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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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1917—1919年的无产阶级运动并非像列宁所拟想的那个样子发生，正如巴黎公社并非如马克思主义者拟想的那个样子发生的一样，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以令人惊奇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人委员会并不奉行列宁主义。假如有的话，他们也只是证明了卢森堡和戈特的“群众自发性”（spontaneity of the masses）的观念。在1905年俄国最早产生了工人委员会。起初，工人代表委员会是地方工厂里的自发罢工委员会，它是由钢铁工人和纺织工人组成的。后来那个组织演变成为一个总罢工组织。这种工联主义样式在1917年的俄国和中欧再一次发生。作为中央政府和权威崩溃的一个结果，在战败国，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委员会都是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但是这些委员会迅速地被出于政治目的考虑的政党接受了。只有极少数几个地方真正作出了控制经济生活的尝试。在不来梅，从1919年1月10日至2月3日，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取得了政权。在巴伐利亚，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在1919年4月13日宣告成立，实行了对工厂的工人管理和对银行的国有化，但只过了半个月就被德国政府推翻了。在奥地利，工人委员会扣留了产品并且努力地控制物价，一直到他们向卡尔•勒纳（Karl Renner）权威屈服，后者是新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匈牙利，由比拉•昆（Bela Kun）缔造的苏维埃共和国是通过最高政治手腕而非工人委员会建立起来。但是，这些自发的行动并不是只发生在战败国。在英国，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由于工会变成了管理工人的代理机构，工会管事运动（shop-steward movement）表明了普通职员反对官僚的工会控制的无休止性，并且反映了广大工人要求成立自己的机构，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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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俄国革命的头一两年里，这些自发的运动的经验很可能促使列宁相信：无产阶级的“自觉纪律”将使得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管理变得容易起来；并且这些经验说明了他在1917—1919年期间的著述中表现出来的工联主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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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欧洲，尤其在德国，左派社会主义的政治失败将促使列宁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经验，加上正在出现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罗斯的核心化角色，促使列宁重新去强调核心化组织和党的领导角色的必要性。卢森堡发出警告，这种逆转将导致灾难。尽管在1919年她还在狱中时就发出过富于预见性的警告，她说把党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企图将导致党的专政，并且最终在党的内部导致一小撮人的专政。[44]但是这个警告并没有人给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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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0年7—8月）上讨论了工人委员会的经验，并否决了其观念。大会采纳了由季诺维也夫起草的一系列提案。总而言之，它声称：“确保工人委员会正在为之而战斗的原则的胜利从而取得政权的唯一确定的道路是保证工人委员会由工人政党领导……”这些提案[45]旨在反对工联主义和直接行动的倾向。那些倾向在法国和西班牙仍然占据着优势，并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国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以及英国工会管事运动中以不同形式得到了表现。杰克•唐纳在谈到英国工会管事运动时告诉俄国人，他们要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但是现在俄国人完全掌握了控制权，他们听不进任何东西。他们的经验，只有他们的经验，将成为所有其他党的榜样。以巴黎公社失败为例，季诺维也夫说道：“要是当时的这个工人阶级有一个有纪律的共产党……”其言下之意是一目了然的。这些提案被采纳说明：从那以后，共产党以及它们控制的运动将采取一种核心组织的和铁的军事纪律的基本模式。所有“自发的”行动都将被肃清或清除。这是共产国际的宣言，这条道路在俄罗斯已经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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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管理在俄罗斯的命运：渺茫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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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里，1917—1918年的俄罗斯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社会。在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人们感到随着革命的宣言，新社会即将来临。紧接着十月革命之后，没有坐等命令的工人们开始占领工厂，驱逐资本家。国有工厂即将产生。非常类似于1848年的银行交换代用券，用来分配商品的短期代价券流通了起来。因为在头脑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货币是资本家剥削的工具，所以货币应该被消灭掉。（迟至1921年，苏联经济学家一直忙于制定一个完全消灭货币并以“工分”取而代之的这种劳动核算单位计划。）因为对于所有的太平盛世者来说，存在着一种“时间的绝对在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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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第一次俄罗斯工会大会认真地探讨了工人管理生产的观念。工会被责成“全力参与到生产管理部门中去；组织劳动监理会；登记和分配劳动；开展城乡劳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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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见被共产党所认可，在1919年3月第八次大会上，共产党采纳了一个新的纲领以代替1903年的旧纲领。“国有工业的基础组织必须首先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之上。”工业将被集中化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工会将说服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众立即参与到对经济的管理中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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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工人管理只能是一个笑话。例如，1918 年1月，对铁路的管理权被托付给了一个工人委员会，但是只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铁路便陷入了瘫痪。商店委员会无力约束不守纪律的工人。假如一个委员会这样做了，那么它将被罢免，另一个委员会将取而代之。在3个月的时间里，对于铁路的控制权已经不再掌握在工人的手里，而是集中在了交通部长的手中，他被授予了完全的专断权力。通过关于扩大国有化的法律，其他企业也脱离了工人的控制。这些企业都由国家来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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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人管理的失败伴随而来的是新的产业纪律、单人管理以及对于非共产主义者专家的雇用。更加重要的是，这次经历开启了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一场重大争论，那场争论以工会独立角色的解体而告终，以党自身内部任何民主的解体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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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表现出了十月革命正在面临危机的迹象。在规模上，工人阶级已消耗、退化和萎缩过半。在一次自由选举中，如E.H.卡尔（E.H.Carr）和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承认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党很可能会失去权力。在这个时候，以工人的民主为代价，列宁和托洛茨基以铁一般的意志挽救了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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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册子《论工会的角色》中，托洛茨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攻击了共产党第八次大会基本纲领中关于把经济管理权交给工会作为目标的条款。他反复强调：苏维埃国家是无产阶级国家，因此谈论使无产阶级免受国家压迫是没有意义的。托洛茨基提出，作为一个长远目标，工会将与政府管理部门合而为一。更加直接地，他还提出了整个市民生活军事化的要求，通过适当的劳动军队委员会，在政治工作和实际工作中达到严格的集中。托洛茨基说道：军队是工业效率的榜样。他提出要把军队的组织形式改造成为工人营。他的支持者戈尔茨曼（Goltsman）本人是一位工会领导人。戈尔茨曼建议在工业中产生一个“干部阶级”（officer class），一个由训练有素的各层管理者组织的工人官僚，由他们管理工厂。[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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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来说，这些建议是过于极端了。季诺维也夫已经变成了托洛茨基的派系对手。他以列宁的名义攻击了托洛茨基。但是最尖锐的攻击来自工会和“工人反对派”（Workers Opposition）团体。他们说道：这是行不通的。应该给予改组的不是工会而是共产党自身。党已经被农民和中产阶级分子腐蚀了。以一种马乔基斯基的精神，他们说道：“大多数管理职位必须由没有放弃体力劳动的工人去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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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提议，“每个共产党员每年都应该到工厂、煤矿去从事体力劳动至少3个月。要是他在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参加过这种劳动，没有与工人一样生活的话，他就没有资格担任干部”。后来转向这个反对派的布哈林说道：“由于整个事务都必须由工会来管理，因此，国民经济最高苏维埃的候选人必须由工会选举产生——并且被政府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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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出其不意地对这种“工联主义废话”（syndicalist twaddle）发起了攻击。他说道：这一整个“工联主义谬论必须被扔到垃圾堆里去”[48]。他对布哈林回答说：“假如我们说不是由党来任命候选人和干部，而是只由工会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它听起来似乎是非常民主的，但是它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毁于一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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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一种诡辩术，列宁试图证明，他写进党纲中的关于工人管理国民经济的那个句子并不意指它的表面意思。他说道：“工会必须把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管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指的意思是对于经济的最高指导将由经理们来执行，而不是具体的工业部门。1920年10月，在第二次全俄矿工大会上，他原原本本地复述他在3年以前提出的著名理论见解。他声称：“工人知道怎么样去治理国家吗？实际的人们知道这些都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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