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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是谁散布了这些天方夜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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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工人反对派和党的领导之间的问题发展到了紧要关头。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是在工厂里的单人管理问题。实际上，更大的问题是脱离党的控制的工会的独立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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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1919年，在控制工厂方面的工人委员会体系已经被一个笨重的“共同决定”形式，或者一个社会管理董事会体系所取代，在其中超党派专家分享着对工会的控制。但是，随着1920年3月党的第九次大会通过确立单人管理原则的决议，这种情况便告结束。在这样一个组织中，工会可以去挑战管理权威了，与其讨价还价，但也仅此而已。但是工会担心，这些权利可能也会丧失掉，在重要的运输领域，当所有的工会权利都受到否决的时候，这些担忧便很快得到了证实。因此，工会独立性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它被集中到了一个名为中央联合运输委员会的机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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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中央联合运输委员会诞生了。托洛茨基作为运输部长负责这个委员会。它把工会的权威抛在了一边。它以集权的政府控制取代了以前由工会实施的权力。更有甚者，工会领导现在由上面任命，而不是由下面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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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对军事纪律的阐述中，托洛茨基丝毫不隐瞒他的意图：清洗工会反对派，必要的话甚至可以把这些领导人投入监狱。为了给他的立场找到证据，托洛茨基作出了如下理论论证：“在工人国家里……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并存只能被解释为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列宁反对这种过于学究气的见解。他说道：工会应该具有一定的活动余地；把这两种组织合并起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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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感到中央联合运输委员会在将来变成一个现实，由施略普尼柯夫（Shlyapnikov）[50]领导的钢铁工人的工联主义者小组在1921年第十次大会之前正式提出了工人管理的问题。他们引用党的如下正式宣言：工会应该实现对于国民经济的管理，这个工人反对派提出了一个对苏维埃社会进行工联主义重组的方案。那个方案非常相似于30年以前由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丹尼尔•德•莱恩（Daniel De Leon）[51]提出的计划。它提出要组织产业联合会，要通过从永久性的联合会推选出来的中央实体来控制工业。在个别的工厂里，这种控制将由推选出来的工人委员会来实施。那个委员会只附属于上一级工会组织。然而，关键的要求是实行所有官员都由选举产生的原则。它的目标是摧毁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凌驾于工会之上的权力。因为只要中央委员会丧失了任命工会干部和委员会成员的权力，那么这个中央机关便将没有能力实施它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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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形成了三个立场。一个立场是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它实际上是要求消灭工会，集中权力，实施严格控制，但是允许年轻而有经验的工人更自由地进入高层以替代年老的干部。多数人的立场是以季诺维也夫为发言人的那种立场。它想要一个更加宽松的机构、不太严格的控制、并且冻结现有干部的权力。列宁支持季诺维也夫的立场。他觉得工会不应该被取缔，因为它们扎根于工人阶级，尽管它们将不应该掌管党的经济。在当时的一项著名声明中，列宁说道：“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个政府带有官僚主义的作风。由于我们现在的政府是这样一个政府，以至于把最后一个人都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必须加强自我防范。我们必须运用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使其免于政府的迫害。”[52]第三个立场是工联主义者的立场，即工人反对派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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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反对派的代言人不是一位工人，而是亚历山德拉•科隆太（Alexandra Kollontay）[53]，向布尔什维克投诚的一位沙皇将军的女儿。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54]作为一名具有鲜明人格的出色的演说家，科隆太成功地戏剧化了这些问题。她声称，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工人对工业的管理问题，一个是党内民主问题。她说道：由工人来管理工业是“共产主义的本质”。党受中产阶级分子和农民的主导，而在关键位置上工人阶级的数量只占到了大约17%。“工人们不禁要问：我们是谁？我们难道真的是阶级专政的点缀吗？我们难道只是一群只配听人使唤的乌合之众吗？我们难道只能去服务于那些口头上说要密切联系群众并且为人民服务而骨子里却只执行自己的政策的打着党的旗号却无视我们的意见和创造力来建设工业的那些人吗？”她由此得出了更加激进的结论。她不仅要求由工会来管理工业，由工人来管理地方政府；而且，她还声明，官僚体制已经变成了抑制这个国家的生命的桎梏。她宣称，这是由于党害怕批评，排斥异己，窒息创造力和讨论的结果。“缺乏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存在自我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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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纵使存在着拓宽党的民主的机会，这些机会也是极少的。它们被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给扼杀了。来自列宁格勒附近海军基地的这些喀琅施塔得水兵曾经揭开了十月革命的序幕。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一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对党的日益增长的集权控制感到极其不满，于是他们便揭竿而起。他们声明支持在列宁格勒发生的各种罢工，并且要求进行自由选举。列宁和托洛茨基迅速地作出了反应。水兵们被镇压了下去，“秩序”又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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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叛乱使党的领导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党内民主是无法容忍的。尽管工人反对派和喀琅施塔得水兵（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同情农民）叛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反对派仍然被指控鼓励这场叛乱。党内控制加强了，小党派受到了清洗，批评受到了压制。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一度同意取消的中央联合运输委员会又得到了恢复。1921年5月，在俄罗斯工会大会上，反对派的最后呼声——列加诺夫的呼声静默了下来。（列加诺夫后来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领导。）列加诺夫向为大会准备决议的党小组提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他承认：“选举产生工会运动领导人必须在党的完全控制之下进行。”但是他要求党“作出特别努力以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常规方法，在工会里尤应如此，在那里，对领导人的选举应该由有组织的群众自己来实施”。但是即使这样的要求也被看做太过分了。列加诺夫被免去了工会工作。斯大林获得授权去彻底清查这个“不守规矩的小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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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感伤故事的余下部分可以迅速地被讲完。1921年的大会摧毁了工会领导权的独立性。党的中央委员会对于所有工会任命的控制被强制性地确立了起来。不过，只用了很短一段时间，新的工会角色被确立了起来。尽管列宁加紧了对于国家和党的机关的政治控制，但是他仍然通过新经济政策（NEP）在经济事务中给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以相当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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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步骤。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在“旧书”中找不到为党的这个激进步骤作准备的任何东西。这个步骤是向资本主义作出的部分让步。在写于他去世之前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证明了曾经统治过列宁的思想的一些条条框框，他忧心忡忡地声称：“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关于这个问题，他没有留下一句话便离开了我们。这就是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克服这个困难的原因。”[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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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会来说，新经济政策把工资政策问题提了出来。在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所有工人都被付给相同的工资，并且通常是以口粮的形式支付的。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也可以确立不同的工资级别，实施计件工资和奖金。并且这些都要经过集体协商来进行。国营企业和地方企业与政府信托部门签订协议。投诉程序确立了起来。调解和仲裁机构开始运作。从1923年到1927年，尽管已经不再存在工人对管理的任何有效参与，但是集体协商仍然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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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实施标志着作为半独立力量的工会的解体。托洛茨基在1919年曾经说过：工会是以“封闭的行业分会的精神”运作的，因此它不得不受到冲击。现在，10年之后，这句话被斯大林所采纳。斯大林说道：工会的任务在于“通过激发劳动生产力、劳动纪律和社会主义竞赛，并且把待业隔离和‘工会主义’的所有残余通通清除掉，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工业”。这一点在1930年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被正式通过。那次大会声明：“对工会进行重组的基础是激进的团队运动。”在关于工厂管理者的任务的两次著名讲演中[56]，斯大林号召对工资平均主义发起进攻，并且提出制定使工人同其工厂连成一体的措施。后来，一些人们熟悉的苛刻的法律得到了实施：要想更换工作必须得到工厂领导的许可、不完成工作份额就要受到处罚、迟到要扣分，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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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苏联工厂[57]的特点表现为在工人和工程师之间发生了尖锐的阶级分化。作为在战后特许状中颁布的内容（1946年4月第十次工会大会），工会只是作为用来强化劳动纪律的工厂管理手段而存在着。尽管有了这种合理组织的正式结构，但是，极其不合理的工资和计件结构、“家族主义”或宗派保护小团体的滋长、偷工减料的做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这个社会体系中各种不合理的东西正在滋长起来。在那里，表达和批判的呼声又被封锁得如此严密。管理者统治着一切，而工人却什么也控制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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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借着工人控制的名义产生的运动现在控制着工人。这是一个奇怪而悲惨的结局。因为它自马克思起走过了如此一条漫长的道路，而其结局却落得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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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意义：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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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哲学著作中，马克思曾经周密地思考过在自由的、共产主义的社会里人性的本质。在那样的社会里，人对他们的活动拥有完全的控制权，而不只是对于特殊角色的反映。就我们所知，这些早期哲学著作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正在发展起来的那些岁月里并没有出版和被人所了解，并且，这些早期哲学思考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关系也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了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沿着一条道路发展了下去，那是一条关于人、财产和剥削的原始经济观念的狭隘道路；而另一条道路，一条可能导向关于工作和劳动的新人道主义观念的道路，却被搁置了下来，没有人去探索过那条道路。也许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在这个阶段，随着技术的高度发达以及控制的极端集中，对于这条道路的探索也就是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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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化概念的变换过程中，一个根本的见解被丢掉了——异化也是工作组织的一个结果，为了终结异化，一个人必须检验工作过程本身。也许，时间将淡化被扭曲了的主观因素，使人们简单化地理解社会行为，并对“历史”出路抱着一些简单的想法。假如一个人要想有意义地对待自我的失落问题、在现代生活中责任的意义问题，那么他必须再一次开始去探讨某些具体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之中，首要的问题是工作过程自身的本质的问题、异化的原始根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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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几年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论调。他们认为，单单私有财产的消灭不能保证剥削的终结。问题是：人们应该如何去抵制官僚制度。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回答它的“新”答案将仍然是提出关于“工人管理”的主题。这个答案对法国企业委员会（comite’s d’enterprise）、德国共同决定权利（Mitbestimmungsrecht）的要求产生了影响。在英国，它也正在成为针对英国工党“工业和社会”计划的一个左派方案。当然，它为波兰和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的要求奠定了基础。我对这个要求没有任何异议。但是要想知道这个概念的意思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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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在一定程度上，它多少有所选择地吸收了某些工联主义观念），“工人管理”的口号几乎完全是在政治学意义上被理解的。它被人看做夺取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主经济权力的手段之一，看做获取权力的手段，而非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化的一种技术或对工业的管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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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怀旧主义者、分产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提出了一些详细的、富于想象力的却无法实施的蓝图，发动了一场互助会社会主义运动。由于互助会社会主义的衰落，正如早期费边社成员们没有被人理解那样，这个运动提出的关于管理的具体问题一直没有被人们所理解。今天摆在社会主义者和管理者社会面前的绝大多数问题在互助会社会主义者的争论中就已经被提了出来。他们注意到，生产手段的国有化将导致国家对个别互助会的剥削（即以消费或消遣为代价设立一些不必要的新投资项目，或者设立严格的工作规章等）。另一方面，工联主义，或者由个别互助会掌握的生产所有权，将会导致一种分离主义，或者“地方霸权主义”，互助会将通过它千方百计地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来获取利益。互助会成员通过跨国资本和土地分配所有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互助会向国家租用财产的租金（或利息），足以用于政府开支。从政治上讲，这种互助会国家将由两院制实体所组成：一个是地方议会，另一个是功能性（即职业性）代表所组成。通过议会，消费者确立生产的目标；互助会代表委员会负责工业的效率行为。每个互助会都将是一个建立在地方委员会基础上的自治体；会员资格是自由开放的，但是假如有会员失去了工作，那么国家将抚养求职者，直到他能工作为止。每个互助会将确立其自身的工作条件——进度、投诉程序，等等。互助会按其成员比例收到奖金，不过它既可以向每个会员平均分配股份，也可以按照不同的技能把股份分成几个等级来分配。与生产相对照，分配将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进行，由议会来决定工资和价格水平以及新投资的总水平。不可避免地，外贸将由政府专营。但是个人财产、房子、汽车等普通形式，将留给个人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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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有主义和工联主义之间的一个妥协，互助会社会主义给了我们许多有用的指导。它的弱点是：它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太多的问题，并且它把蓝图制定得过于细腻。具有矛盾意味的是，它反而给人留下了过于强词夺理的印象。人类社会不可能一下子得到改天换地的改造。人们不得不务实地从现存的结构开始，从人们所关心的品格、气质和传统——以及愿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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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工人管理”的口号被提了出来，紧接而来的一个简单问题也许是：工人对什么进行管理？是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吗？这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工联主义的社会也是一个过于一厢情愿的社会。假如它自身的官僚体制得到了扩张，那么它只是用一种利益维度取代了另一种利益维度而已。那么它指的是对某一产业或企业的管理吗？人们会进一步问道，而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实实在在的——概念。[59]在1932年，关于产业管理的英国《TUC报告》实事求是地承认了工人管理的各种局限性，那个报告承认上市公司而不是互助会结构作为国有化财产的形式，并且把公社而不是工联主义组织作为社会管理的形式。关于产业和社会的英国工党新纲领，从理论上讲，在创造企业向社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方面向前推进了很大的一步。那个纲领扩充了通过企业股份国有权来实施社会管理的观念，尽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存在着新的“管理”阶级社会的风险。[60]那个观念也是工人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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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社会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提出的那样，工人管理的观念的主要错误在于“管理”这个语词一直具有双重的含义：第一层意思是指导（例如对汽车行使过程的监控），第二层意思是抑制（例如对某人的怒火的抑制）。在通常意义上，在工人管理问题的争论中，其支持者很少指明这两层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社会主义者在谈起工人管理的时候，他们指的意思是：由工人自身对整个企业进行指导或管理，或者参与到管理中去。这后一层意思是南斯拉夫现在正在实施的那一层含义。由工人参与管理随之而来的困难是，它逐渐忽视了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不同利益差异，并且剥夺了工人在工厂中的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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