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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管理在俄罗斯的命运：渺茫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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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里，1917—1918年的俄罗斯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社会。在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人们感到随着革命的宣言，新社会即将来临。紧接着十月革命之后，没有坐等命令的工人们开始占领工厂，驱逐资本家。国有工厂即将产生。非常类似于1848年的银行交换代用券，用来分配商品的短期代价券流通了起来。因为在头脑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货币是资本家剥削的工具，所以货币应该被消灭掉。（迟至1921年，苏联经济学家一直忙于制定一个完全消灭货币并以“工分”取而代之的这种劳动核算单位计划。）因为对于所有的太平盛世者来说，存在着一种“时间的绝对在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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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第一次俄罗斯工会大会认真地探讨了工人管理生产的观念。工会被责成“全力参与到生产管理部门中去；组织劳动监理会；登记和分配劳动；开展城乡劳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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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见被共产党所认可，在1919年3月第八次大会上，共产党采纳了一个新的纲领以代替1903年的旧纲领。“国有工业的基础组织必须首先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之上。”工业将被集中化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工会将说服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众立即参与到对经济的管理中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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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工人管理只能是一个笑话。例如，1918 年1月，对铁路的管理权被托付给了一个工人委员会，但是只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铁路便陷入了瘫痪。商店委员会无力约束不守纪律的工人。假如一个委员会这样做了，那么它将被罢免，另一个委员会将取而代之。在3个月的时间里，对于铁路的控制权已经不再掌握在工人的手里，而是集中在了交通部长的手中，他被授予了完全的专断权力。通过关于扩大国有化的法律，其他企业也脱离了工人的控制。这些企业都由国家来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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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人管理的失败伴随而来的是新的产业纪律、单人管理以及对于非共产主义者专家的雇用。更加重要的是，这次经历开启了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一场重大争论，那场争论以工会独立角色的解体而告终，以党自身内部任何民主的解体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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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表现出了十月革命正在面临危机的迹象。在规模上，工人阶级已消耗、退化和萎缩过半。在一次自由选举中，如E.H.卡尔（E.H.Carr）和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承认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党很可能会失去权力。在这个时候，以工人的民主为代价，列宁和托洛茨基以铁一般的意志挽救了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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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册子《论工会的角色》中，托洛茨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攻击了共产党第八次大会基本纲领中关于把经济管理权交给工会作为目标的条款。他反复强调：苏维埃国家是无产阶级国家，因此谈论使无产阶级免受国家压迫是没有意义的。托洛茨基提出，作为一个长远目标，工会将与政府管理部门合而为一。更加直接地，他还提出了整个市民生活军事化的要求，通过适当的劳动军队委员会，在政治工作和实际工作中达到严格的集中。托洛茨基说道：军队是工业效率的榜样。他提出要把军队的组织形式改造成为工人营。他的支持者戈尔茨曼（Goltsman）本人是一位工会领导人。戈尔茨曼建议在工业中产生一个“干部阶级”（officer class），一个由训练有素的各层管理者组织的工人官僚，由他们管理工厂。[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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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来说，这些建议是过于极端了。季诺维也夫已经变成了托洛茨基的派系对手。他以列宁的名义攻击了托洛茨基。但是最尖锐的攻击来自工会和“工人反对派”（Workers Opposition）团体。他们说道：这是行不通的。应该给予改组的不是工会而是共产党自身。党已经被农民和中产阶级分子腐蚀了。以一种马乔基斯基的精神，他们说道：“大多数管理职位必须由没有放弃体力劳动的工人去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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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提议，“每个共产党员每年都应该到工厂、煤矿去从事体力劳动至少3个月。要是他在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参加过这种劳动，没有与工人一样生活的话，他就没有资格担任干部”。后来转向这个反对派的布哈林说道：“由于整个事务都必须由工会来管理，因此，国民经济最高苏维埃的候选人必须由工会选举产生——并且被政府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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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出其不意地对这种“工联主义废话”（syndicalist twaddle）发起了攻击。他说道：这一整个“工联主义谬论必须被扔到垃圾堆里去”[48]。他对布哈林回答说：“假如我们说不是由党来任命候选人和干部，而是只由工会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它听起来似乎是非常民主的，但是它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毁于一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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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一种诡辩术，列宁试图证明，他写进党纲中的关于工人管理国民经济的那个句子并不意指它的表面意思。他说道：“工会必须把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管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指的意思是对于经济的最高指导将由经理们来执行，而不是具体的工业部门。1920年10月，在第二次全俄矿工大会上，他原原本本地复述他在3年以前提出的著名理论见解。他声称：“工人知道怎么样去治理国家吗？实际的人们知道这些都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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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是谁散布了这些天方夜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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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工人反对派和党的领导之间的问题发展到了紧要关头。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是在工厂里的单人管理问题。实际上，更大的问题是脱离党的控制的工会的独立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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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1919年，在控制工厂方面的工人委员会体系已经被一个笨重的“共同决定”形式，或者一个社会管理董事会体系所取代，在其中超党派专家分享着对工会的控制。但是，随着1920年3月党的第九次大会通过确立单人管理原则的决议，这种情况便告结束。在这样一个组织中，工会可以去挑战管理权威了，与其讨价还价，但也仅此而已。但是工会担心，这些权利可能也会丧失掉，在重要的运输领域，当所有的工会权利都受到否决的时候，这些担忧便很快得到了证实。因此，工会独立性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它被集中到了一个名为中央联合运输委员会的机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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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中央联合运输委员会诞生了。托洛茨基作为运输部长负责这个委员会。它把工会的权威抛在了一边。它以集权的政府控制取代了以前由工会实施的权力。更有甚者，工会领导现在由上面任命，而不是由下面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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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对军事纪律的阐述中，托洛茨基丝毫不隐瞒他的意图：清洗工会反对派，必要的话甚至可以把这些领导人投入监狱。为了给他的立场找到证据，托洛茨基作出了如下理论论证：“在工人国家里……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并存只能被解释为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列宁反对这种过于学究气的见解。他说道：工会应该具有一定的活动余地；把这两种组织合并起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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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感到中央联合运输委员会在将来变成一个现实，由施略普尼柯夫（Shlyapnikov）[50]领导的钢铁工人的工联主义者小组在1921年第十次大会之前正式提出了工人管理的问题。他们引用党的如下正式宣言：工会应该实现对于国民经济的管理，这个工人反对派提出了一个对苏维埃社会进行工联主义重组的方案。那个方案非常相似于30年以前由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丹尼尔•德•莱恩（Daniel De Leon）[51]提出的计划。它提出要组织产业联合会，要通过从永久性的联合会推选出来的中央实体来控制工业。在个别的工厂里，这种控制将由推选出来的工人委员会来实施。那个委员会只附属于上一级工会组织。然而，关键的要求是实行所有官员都由选举产生的原则。它的目标是摧毁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凌驾于工会之上的权力。因为只要中央委员会丧失了任命工会干部和委员会成员的权力，那么这个中央机关便将没有能力实施它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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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形成了三个立场。一个立场是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它实际上是要求消灭工会，集中权力，实施严格控制，但是允许年轻而有经验的工人更自由地进入高层以替代年老的干部。多数人的立场是以季诺维也夫为发言人的那种立场。它想要一个更加宽松的机构、不太严格的控制、并且冻结现有干部的权力。列宁支持季诺维也夫的立场。他觉得工会不应该被取缔，因为它们扎根于工人阶级，尽管它们将不应该掌管党的经济。在当时的一项著名声明中，列宁说道：“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个政府带有官僚主义的作风。由于我们现在的政府是这样一个政府，以至于把最后一个人都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必须加强自我防范。我们必须运用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使其免于政府的迫害。”[52]第三个立场是工联主义者的立场，即工人反对派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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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反对派的代言人不是一位工人，而是亚历山德拉•科隆太（Alexandra Kollontay）[53]，向布尔什维克投诚的一位沙皇将军的女儿。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54]作为一名具有鲜明人格的出色的演说家，科隆太成功地戏剧化了这些问题。她声称，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工人对工业的管理问题，一个是党内民主问题。她说道：由工人来管理工业是“共产主义的本质”。党受中产阶级分子和农民的主导，而在关键位置上工人阶级的数量只占到了大约17%。“工人们不禁要问：我们是谁？我们难道真的是阶级专政的点缀吗？我们难道只是一群只配听人使唤的乌合之众吗？我们难道只能去服务于那些口头上说要密切联系群众并且为人民服务而骨子里却只执行自己的政策的打着党的旗号却无视我们的意见和创造力来建设工业的那些人吗？”她由此得出了更加激进的结论。她不仅要求由工会来管理工业，由工人来管理地方政府；而且，她还声明，官僚体制已经变成了抑制这个国家的生命的桎梏。她宣称，这是由于党害怕批评，排斥异己，窒息创造力和讨论的结果。“缺乏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存在自我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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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纵使存在着拓宽党的民主的机会，这些机会也是极少的。它们被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给扼杀了。来自列宁格勒附近海军基地的这些喀琅施塔得水兵曾经揭开了十月革命的序幕。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一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对党的日益增长的集权控制感到极其不满，于是他们便揭竿而起。他们声明支持在列宁格勒发生的各种罢工，并且要求进行自由选举。列宁和托洛茨基迅速地作出了反应。水兵们被镇压了下去，“秩序”又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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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叛乱使党的领导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党内民主是无法容忍的。尽管工人反对派和喀琅施塔得水兵（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同情农民）叛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反对派仍然被指控鼓励这场叛乱。党内控制加强了，小党派受到了清洗，批评受到了压制。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一度同意取消的中央联合运输委员会又得到了恢复。1921年5月，在俄罗斯工会大会上，反对派的最后呼声——列加诺夫的呼声静默了下来。（列加诺夫后来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领导。）列加诺夫向为大会准备决议的党小组提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他承认：“选举产生工会运动领导人必须在党的完全控制之下进行。”但是他要求党“作出特别努力以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常规方法，在工会里尤应如此，在那里，对领导人的选举应该由有组织的群众自己来实施”。但是即使这样的要求也被看做太过分了。列加诺夫被免去了工会工作。斯大林获得授权去彻底清查这个“不守规矩的小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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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感伤故事的余下部分可以迅速地被讲完。1921年的大会摧毁了工会领导权的独立性。党的中央委员会对于所有工会任命的控制被强制性地确立了起来。不过，只用了很短一段时间，新的工会角色被确立了起来。尽管列宁加紧了对于国家和党的机关的政治控制，但是他仍然通过新经济政策（NEP）在经济事务中给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以相当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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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步骤。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在“旧书”中找不到为党的这个激进步骤作准备的任何东西。这个步骤是向资本主义作出的部分让步。在写于他去世之前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证明了曾经统治过列宁的思想的一些条条框框，他忧心忡忡地声称：“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关于这个问题，他没有留下一句话便离开了我们。这就是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克服这个困难的原因。”[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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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会来说，新经济政策把工资政策问题提了出来。在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所有工人都被付给相同的工资，并且通常是以口粮的形式支付的。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也可以确立不同的工资级别，实施计件工资和奖金。并且这些都要经过集体协商来进行。国营企业和地方企业与政府信托部门签订协议。投诉程序确立了起来。调解和仲裁机构开始运作。从1923年到1927年，尽管已经不再存在工人对管理的任何有效参与，但是集体协商仍然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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