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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长达86页的文章中，这就是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的管理、民主监督等问题所作的全部解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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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考茨基的这篇文章以外，到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为止，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都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当然，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组织的经典布尔什维克表述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可以被找到。那部著作完成于1917年8月，约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两个月。尽管这个小册子是很著名的，不过对其有关行政的描述再作一些概述仍然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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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道：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诙谐地把邮政称作社会主义体系的一个模型。（为何“诙谐地”是难以理解的。）“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邮政系统那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是我们最近的目标。”[35]列宁写道：“资本主义文化已经创造了大规模生产、工厂、铁路、邮局、电话，等等。在此基础上，‘旧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如此简单，以至于可以被简化为登记、归档和核对这样一些简单的操作。这种情况就使各部门不可能存在特权以及官方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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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道：这一切都是现成的。“只要推翻资本家……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除掉了‘寄生物’而技术装备程度很高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自己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他们得到的工资与每一个‘国家’官吏一样，不多也不少。”列宁说：所有的官吏，无一例外地，都由选举产生，并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更换。这是以巴黎公社的经验为根据的一个“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实现的纲领”。因此，列宁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管理职能和核算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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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人们会感到奇怪，对于组织的重要性有着如此自我意识的这个人，其对政治实践史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政党是在无组织群众内部的特殊组织形式的这个人，对于管理者的监督问题、利益冲突问题和官僚问题竟然会如此视而不见。对照列宁在1917年之前关于政权的重要论断，根据6个月后夺取政权之后列宁对俄国制度发育不全的性质的符合实际的判断来理解《国家与革命》[36]，并且对照列宁在其生命后期对可怕的国家官僚制度的成长和威胁的日益关注，那么显然地，尽管它对意识形态信徒们来说是一个公认的文献，但是《国家与革命》是一个荒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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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它假定了合理性是消灭资本家的一个自动后果。如迈克尔•波拉尼伊指出的那样，还有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列宁和其他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都不懂经济合理性的意义——市场、价格、资源配置等的意义。因此要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工作作出描述的任何尝试都必然是不成熟的。但是，《国家与革命》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文献，而且是一个政治学文献。只有作为一个政治学文献，它才是有意义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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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原来相信，由于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发生在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在俄国到处都可以预见到的这场革命理所当然地将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不过，要是没有大量的工人阶级，这场革命是如何可能的呢？[37]但是在4月之后，一旦夺取政权的思想——和可能性——被提了出来，于是战术问题、鼓动工人情绪的问题、夺取政权的直接手段问题便被提了出来。列宁于是转向了唯一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巴黎公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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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自发的工人示威运动一样，巴黎公社的主要驱动力是一种原始的平等主义观念。后来，无政府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最有力地表达了那种平等主义观念。俄国工人的“左派”情绪，再加上它的原始要求，是明确地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的。由于担心受到孤立，列宁便迎合了这种情绪。因此，列宁此时接受了监督工人的要求，那个要求是对革命运动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机会主义的政治努力。列宁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怎么样恰如其分地运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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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后来声称自己从来没有相信过这类乌托邦梦想。他声明，1917年底和1918年初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只是为了宣传，目的是为了能够给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提供启示。因为十月革命可能失败，而某些历史纪念碑必然会铭记它在历史上的地位。[39]假如这是真的，那么它本身有趣地反映了列宁对于工人的根本驱动力的看法。不过，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后来因1917年的天真做法而感到不安，列宁也轻易地把这些著作作为仅仅是权宜之计来抛弃。这是完全真实的，列宁面对着一个实际的问题。但是当一个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往往会拿起自己习惯的工具；而对于列宁来说，他所了解的唯一的分析“语言”，唯一的概念框架，是马克思；而在这种语言中，他也成了合理化和行政之类“天真”观念的囚徒。要是人们仔细地顺着列宁在这个阶段的思路，那么就能看到这些观念是怎样被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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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1—2月，列宁身边一直带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本。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笔记本，因为它对《哥达纲领批判》作了摘录和旁注。由于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夺取政权期间及之后社会组织性质的具体问题，列宁拼命搜集着手头能得到的只言片语。而这些片段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以及体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关于国家性质的反省。他从中为《国家与革命》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共产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观念：按劳付酬的过渡社会以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纯粹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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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这一切表现来看，1917年，当列宁被迫面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或特定内容是一无所知的。在十月革命前后，这一点不仅在理论水平上而且在术语的极端混乱中都得到了明确的表现。在严峻的1917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筹备召开全俄苏维埃大会，刚从国外回来的列宁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策略决议，包括变更党的名称，把社会民主党改为共产党。这个重要的第八号决议声明：“不是把‘介绍’社会主义作为一项当前的任务，而是苏维埃工人代表大会直接取代对于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为这个党的任务。但是6个月之后，列宁为夺取政权进行了辩护，因为通过迅速的国家化（因为“从技术上讲……这项工作已经由资本主义替我们完成了”）并且通过实施工人管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可能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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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管理”这个令人着魔的短语许诺去解决在治理国家过程中遇到的所有行政难题。在这一点上，列宁被他的机会主义和他的天真的合理化弄得忘乎所以了起来。看起来清楚的一点是，有时候，列宁相信工人管理可以治理一个复杂的社会。通过长篇引用他在十月革命前夜撰写的一篇非同寻常的文章，他的这种“天真性”最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他的关于行政的“魔术般的”观念。这篇文章是对高尔基的《诺维真》里的一篇文章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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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写道：“24万布尔什维克党员似乎不能管理俄国……［但是］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构扩大10倍的‘妙法’，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个妙法就是吸引劳动者，吸引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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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种妙法是多么简便，效果是多么灵验，我们且举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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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时不得不强迫某一家搬出住宅而让另一家搬进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常有的事，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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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要撵走一个失去了工作而缴不起房租的工人家庭，就要派来一大批法警、警察或民警。如果是在工人区撵人搬家，那就要派一个哥萨克分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很强大的武装保护，法警和‘民警’是不肯去的。他们知道，撵人搬家的场面会在邻近所有居民当中，会在成千上万濒于绝望的人当中激起无比的愤怒，激起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无比的仇恨，这些人随时都可能把法警和民警队打成肉酱。需要大量的兵力，而且一定要从某边远地区调几个团到大城市来，这样士兵就不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不致‘传染上’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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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无产阶级国家要让一个极其贫苦的家庭强行搬进富人住宅。假设我们的工人民兵分队由15个人组成：2个水兵，2个士兵，2个觉悟工人（就算其中只有1人是我们的党员或者党的同情者），再加上1个知识分子和8个劳动贫民，这8人当中至少必须有5个妇女，而且要有仆人、粗工，等等。这一队人来到富人住宅进行检查，发现2男2女住着5个房间，于是说：‘公民们，请你们挤在两个房间里过冬吧，腾出两间房让住在地下室的两家搬进去。在我们还没有在工程师（您大概是工程师吧？）的帮助之下为所有的人盖好舒适的住宅之前，你们必须挤一挤。你们的电话要10家共用。这样可以不必跑遍各个铺子，等等，可以节省100来个工时。其次你们家里有两个能从事轻劳动而没有事干的半劳动力，55岁的女公民和14岁的男公民。他们每天要值班3小时，监督供应10家的食品的合理分配并进行必要的登记。我们队里的一位大学生公民马上就会把这项国家的命令抄成两份，现在请你们给我们一个字据，保证切实执行这个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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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看来，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同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对比起来，如用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情形就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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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10月7—14日一个星期的写作中，列宁对怀疑布尔什维克管理国家能力的人们作出了回答。[42]带着这个简单的观念，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并开始着手建立一种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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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委员会：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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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人管理”确切地说可以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其在《怎么办？》中的著名推论，列宁声称，假如只依靠他们自身的话，工人通过工会只能达到经济意识；只有在先锋党及其职业革命家核心的积极领导下，工人们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意识。但是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列宁的观点不仅受到了来自俄国国内的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抵制，而且受到了一小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抵制，如在德国和波兰的卢森堡，在荷兰的赫尔曼•戈特。卢森堡和戈特认为，列宁的观点是在俄国的落后条件下形成的。他们说：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将导致一个自觉的有教养的无产阶级的产生，这个阶级将不再恭恭敬敬地依靠党的领导人，而将能够根据自己的创造力来行动。他们说：在危机条件下，工人们将自发地并且通过“群众行动”行动起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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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1917—1919年的无产阶级运动并非像列宁所拟想的那个样子发生，正如巴黎公社并非如马克思主义者拟想的那个样子发生的一样，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以令人惊奇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人委员会并不奉行列宁主义。假如有的话，他们也只是证明了卢森堡和戈特的“群众自发性”（spontaneity of the masses）的观念。在1905年俄国最早产生了工人委员会。起初，工人代表委员会是地方工厂里的自发罢工委员会，它是由钢铁工人和纺织工人组成的。后来那个组织演变成为一个总罢工组织。这种工联主义样式在1917年的俄国和中欧再一次发生。作为中央政府和权威崩溃的一个结果，在战败国，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委员会都是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但是这些委员会迅速地被出于政治目的考虑的政党接受了。只有极少数几个地方真正作出了控制经济生活的尝试。在不来梅，从1919年1月10日至2月3日，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取得了政权。在巴伐利亚，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在1919年4月13日宣告成立，实行了对工厂的工人管理和对银行的国有化，但只过了半个月就被德国政府推翻了。在奥地利，工人委员会扣留了产品并且努力地控制物价，一直到他们向卡尔•勒纳（Karl Renner）权威屈服，后者是新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匈牙利，由比拉•昆（Bela Kun）缔造的苏维埃共和国是通过最高政治手腕而非工人委员会建立起来。但是，这些自发的行动并不是只发生在战败国。在英国，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由于工会变成了管理工人的代理机构，工会管事运动（shop-steward movement）表明了普通职员反对官僚的工会控制的无休止性，并且反映了广大工人要求成立自己的机构，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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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俄国革命的头一两年里，这些自发的运动的经验很可能促使列宁相信：无产阶级的“自觉纪律”将使得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管理变得容易起来；并且这些经验说明了他在1917—1919年期间的著述中表现出来的工联主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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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欧洲，尤其在德国，左派社会主义的政治失败将促使列宁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经验，加上正在出现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罗斯的核心化角色，促使列宁重新去强调核心化组织和党的领导角色的必要性。卢森堡发出警告，这种逆转将导致灾难。尽管在1919年她还在狱中时就发出过富于预见性的警告，她说把党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企图将导致党的专政，并且最终在党的内部导致一小撮人的专政。[44]但是这个警告并没有人给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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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0年7—8月）上讨论了工人委员会的经验，并否决了其观念。大会采纳了由季诺维也夫起草的一系列提案。总而言之，它声称：“确保工人委员会正在为之而战斗的原则的胜利从而取得政权的唯一确定的道路是保证工人委员会由工人政党领导……”这些提案[45]旨在反对工联主义和直接行动的倾向。那些倾向在法国和西班牙仍然占据着优势，并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国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以及英国工会管事运动中以不同形式得到了表现。杰克•唐纳在谈到英国工会管事运动时告诉俄国人，他们要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但是现在俄国人完全掌握了控制权，他们听不进任何东西。他们的经验，只有他们的经验，将成为所有其他党的榜样。以巴黎公社失败为例，季诺维也夫说道：“要是当时的这个工人阶级有一个有纪律的共产党……”其言下之意是一目了然的。这些提案被采纳说明：从那以后，共产党以及它们控制的运动将采取一种核心组织的和铁的军事纪律的基本模式。所有“自发的”行动都将被肃清或清除。这是共产国际的宣言，这条道路在俄罗斯已经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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