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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关于这些重要段落，请参阅《列宁选集》第20卷，第1册，第101页；第21卷，第2册，第28—2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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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引自“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21卷，第2册，第34—35页。对俄国工人委员会的历史和围绕这一问题在俄国运动中的理论论战作出第一个系统探讨的是奥斯卡•安维勒的《俄罗斯议会运动：1905—1921年》（莱登，1958年）。（另请参阅《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306页。——译者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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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意识和自发性问题也许是激进的政治历史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涉及了党组织的性质、党与群众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进一步地，假如群众自身不能达到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来说，这还意味着存在决定意识吗？并且进一步地，假如这些观念来自知识分子，如列宁的《怎么办？》从考茨基那里引导出他的许多观念那样，总而言之，科学是激进意识的源泉，那么，对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理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个讨论超出本文的语境太远了。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考我将出版的一部研究共产主义和美国劳工运动的著作中讨论列宁主义的那一章。在列奥波德•海姆逊研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著作《怎么办？》的第二和第三部分里，他详细探讨了俄国人围绕党组织问题展开争论的历史。不幸地，海姆逊先生没有追溯这些争论在另一些社会主义政党里的表现。他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意识和自发性问题是俄国条件的特殊产物。要想对关于列宁主义背景和这些问题所进行的更早的、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然而仍然是最有思想深度的研究有所了解，请参阅阿瑟•罗林伯格的《布尔什维克史》（纽约，1934年），尤其是第57—63页。要想了解对戈特观点的详细讨论，请参阅戈特的“群众行动：一个答案”，载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芝加哥，1916年9月。要想了解关于罗莎•卢森堡观点的讨论，请参阅上面提到的海姆逊同一部著作的第194—19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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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参阅罗莎•卢森堡的《俄罗斯革命》，载于《行动》第5卷第6号，1922年2月。英译本重印于纽约，1940年，由贝特朗姆•D.伍尔夫作序。——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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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参阅“论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和“论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载于《共产国际文件，1919—1947年》第1卷，1919—1922年，由让•德格拉斯选编（牛津，1956年），第113—127页（尤其是第126页），第128—13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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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引自曼雅•戈登《列宁前后的工人》（纽约，1941年），第7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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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关于这场争论的讨论，请参阅莱昂纳德•夏佩罗《共产主义独裁的起源》（伦敦，1955年），第254—25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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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列宁选集》第26卷，第101、103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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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同上书，第141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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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施略普尼柯夫（1885—1937）：苏联共产党活动家，党内“工人反对派”主要领导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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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丹尼尔•德莱恩（1852—1914）：荷兰出生的美国社会主义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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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列宁：《列宁选集》第9卷，第9页。列宁觉察到官僚主义的威胁是一个直接而当前的现实，这同由他自己表达的一些“天真”观点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对比。在写于夺取政权之后没有几天的一篇称作“关于罢免权的报告”的文章中，列宁说道：只要国家还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者就没有权力谈论自由。他写道：“国家是专政的工具。以前这是整个国家受一小撮有钱人的压迫……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想要组成专政。”对列宁来说，需要给予考虑的是国家将在工人控制之下，因此要接受监督检查。“关于罢免权的报告”，《列宁选集》第22卷，第97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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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亚历山德拉•科隆太（1872—1952）：苏联共产党革命家，早年属于孟什维克；1914年转向布尔什维克，1919年成为欧洲第一位女部长；1923年担任驻挪威大使，成为现代历史上第一位女大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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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在这里我采纳了莱昂纳德•夏佩罗的说法。——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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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列宁：《列宁选集》第14卷，第338页。引自西奥多•德拉佩尔《美国共产主义的根基》（纽约，1957年），第24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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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参阅约瑟夫•斯大林《列宁主义》第2卷，“企业管理者的任务”，1931年2月4日；“新的条件——新的任务”，1931年6月23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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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参阅亚历山大•瓦西尼奇《苏联经济制度：生产单位的社会结构》（斯坦福，1952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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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请参阅，例如，由托洛茨基提出的明确主张，以“工人管理下的生产”为标题的书信，重印于《新国际》，1951年5—6月，第175—178页。托洛茨基说道：“对我们来说，工人管理的观念存在于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一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范围里……［它］指在工厂、银行、商行等里的一种经济的双重权力……因此，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期间，工人管理体制，就其本质来说，只能被看做一个暂时的过渡性的制度……”——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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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汉娜•阿伦特是研究极权主义的最敏锐学者，是对工人委员会观念持同情态度的批评家。她就匈牙利和波兰1957年的经验中肯地写道：“平等和自治政治原则是否也可以被应用于生活的经济领域是很值得怀疑的。经济需要主人的统治才能运作良好，这个古老的政治理论主张，由于同生活的必需品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理论也许是一个不会错到哪儿去的理论。”要想了解她对于在1957年事件期间自发出现的工人委员会的意义的非同寻常的讨论，请参阅她的文章“极权主义的帝国主义”，载于《政治杂志》第20期（1958年），第5—43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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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必须指出的是，甚至联合协商也面临着沦为口号的危险。有人会讽刺说：实际上联合协商只是变成了一个“扯皮”机制，通过它每一个政党、管理者和工人委员会代表都逃避了自己的责任。就关于这一点的一幅揭示性图画，尤其是对于担心“管理主义”幽灵的人来说，请参阅艾略特•杰克斯的专著《一个工厂的变迁文化》（伦敦，1951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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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关于想要确立薪金差别的一个“客观”标准的有趣尝试而言，请参阅由艾略特•杰克斯在《新科学家》（伦敦，1958年6月3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第313页）。杰克斯认为，通过测量一个个体凭着自身创造力完成其工作所需的“时间量”，他就能够推导出“一个尚未得到公认的标准体系，该体系将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工作支付合理的报酬”，并且，这些标准将“从直观上得到工人们的认可”。杰克斯说，这将“为国家的工资和薪水政策提供一个经验根据”。——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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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一个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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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犯下了不知道该什么时候限制自己希望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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