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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人性论》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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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托马斯•希尔•格林（1836—1882）：英国政治思想家，著有《伦理学绪论》和《政治义务原理讲演录》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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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俄罗斯文学评论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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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拉夫斯•W.马修逊：俄裔美国文学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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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小拉夫斯•W.马修逊：《俄罗斯文学的实际主人公》（纽约，1958年），第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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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阅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芝加哥，1952年），第14—2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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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迪•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探讨过自我肯定的局限性。他曾经写道：“当头脑发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想要成为暴君的……他乐意于做一个孤家寡人……任何一种平等都将毁坏他所享有的专制主义。”因此，萨德建议通过普遍开设妓院来把这些冲动引导到性活动中去，那些妓院将足以耗尽人们冲动的情绪。应该指出，迪•萨德是宗教的劲敌，而且，萨德非常了解宗教在激励情绪方面所起的出色作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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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纽约，1958年）；爱德华•希尔斯：“意识形态和市民性”，载于《塞文评论》，第116卷，第3期，1958年夏，以及“知识分子和权力”，载于《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1卷第1期，1958年10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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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乔治•谢尔曼（1908—1991）：美国电影导演。——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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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1927—2009）：波兰哲学家、哲学史和宗教史学家，先后任教于华沙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等，1970年起在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任高级研究员，著有《马克思主义主流》、《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形而上学的恐怖》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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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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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把历史看做情感和风格的变化，或者甚至于把历史看做不同阶级或民族激发其情感能量并采取不同道德立场的方式，这种见解是比较新颖的。不过，我认为道德风气的历史，尤其是对人产生影响的非理性力量，是了解社会变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文化阶段的一个伟大范例是J.H.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衰落》，它讨论了世人对待死亡、残酷和爱的态度的变化。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1878—1956——译注）很早以前就提倡根据不同的情感来撰写历史，他对拉伯雷以及改信者信念问题的研究是这种研究方法的里程碑之一。研究社会运动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过于“唯智主义”，它注重学说或者有组织的技术，而不重视情感风格。比起关于布尔什维克行为的常规研究，纳森•莱特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研究》更多地探讨了俄罗斯知识界道德风气的变化。就这一点而言，它也许是一部更加重要的著作。奥瑟•科斯特勒的小说和自传是欧洲知识分子的信念变化的一面明晰的镜子。赫伯特•洛伊特对剧作家贝尔特•布莱希特的研究（《论战》1956年7月）是对由接受“布尔什维克”图像而产生的道德判断方面的变化所进行的精细剖析的一个精品。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的生平对于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道德死板原则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有教益的；除了由弗朗茨•博肯诺提出的一些精辟而言简意赅的评论（参阅他的《世界共产主义》［纽约，1939年］，第172—175页）和由莫里斯•瓦特尼克写的几篇文章（《苏联瞭望》［伦敦，1958年］）以外，几乎没有人写过这位非同寻常的人。奥尼亚齐奥•塞伦的“同志的选择”（重印于《异端的声音》［纽约，1959年］）对激进主义的实际经历作了感性反思。诺曼•库恩的《千禧年的追求》探讨了这个千禧年太平盛世运动的有趣历史。罗纳尔德•诺克斯的专著《狂热》从天主教徒的观点探讨了基督教历史中的“狂热”运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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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跋：重读《意识形态的终结》，1988年——为纪念雷蒙•阿隆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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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著作与其说是因其内容，还不如说是因其书名才出名的。本书就是其中之一。通常来自左派的各种批评家认为，激进主义在60年代中期的崛起反驳了本书的主题。其他批评家则把它看做替“技术治国”（technocratic）思想或“现状”（status quo）所作的一次“意识形态”辩护。更加离奇的是，还有几位批评家认为，本书攻击了各种观念在政治学中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批评都没有说到点子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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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框架根据其副标题确立起来：“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不过本书的最后部分仍然作出了某些预测。在考察了青年左派知识分子一再表现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渴望之后，我说道，新的启示、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认同将来自第三世界。我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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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正当旧的19世纪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中存在着20世纪后50年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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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些章节所表明的那样，我曾经说过，在西方文化中，总是存在着对于某个事业的渴望，因为那些驱动力深深地埋藏在基督教思想之乌托邦的和千年至福的根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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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孤立的。作为一部警世录，它是当时正发生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尤其是正发生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关于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前景所展开的一场观念论战的一部分。那场论战的一方是法国的萨特（Jean-Paul Sartre）[2]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3]，向“东方”倒戈的一些人，如德国的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4]和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5]，以及弃暗投明的灰衣主教卢卡奇（Greorg Lukács）[6]。另一边是阿尔伯特•加缪、雷蒙•阿隆、亚瑟•库斯勒、伊尼亚齐奥•塞伦、乔治•奥威尔以及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7]等人。有人或许以为，莫斯科审判，那些审判对几乎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领导班子的可怕处决，诸如季诺维也夫（Zinoviev）[8]、加米涅夫（Kamenev）[9]、布哈林，以及数以百计其他领导人的可怕处决；N.I.叶佐夫肃反案的披露——叶佐夫在担任克格勃领导人期间对成千上万老党员进行了大规模清洗——以及数百万人被关押在劳改营中（后来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10]把它戏剧化为《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再加上纳粹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当时，为了向里宾特洛夫［Ribbentrop］[11]表示敬意，莫斯科机场飘扬着万字旗，红军乐队突然演凑起了《韦塞尔丛林曲》）——所有这一切都将终结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迷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所作出的巨大抵抗和牺牲，对于由这种政权所带来的新缓和的种种希望，使人重新萌发了对于通往社会主义社会乐土历史总长征的许多渴望。于是，梅洛—庞蒂，这位法国现象学哲学家，《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编辑（与萨特一起），写了一部著作《人道主义和恐怖》（Humanisme et Terreur），论证了压迫是辩证的螺旋式进步的逻辑。布洛赫则发表了他的洋洋大著《希望原理》（Der Prinzip Hoffnung），一种包含着对人类启示的乌托邦原理作出揭示的历史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他返回东德之前，他已经在纽约完成了这部著作）。萨特，这位研究存在决定的哲学家声称，历史将选择苏联或者美国作为通向未来的继承人；并且，苏联比美国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为前者是工人阶级这个普遍阶级的化身，而后者是粗俗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化身。在意识形态的旗帜下，这诸多关于“未来”的断言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并且，由于这个事件总是同知识分子纠缠在一起，文化便变成了为了争夺盟主地位而展开的这场论战的一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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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论战中，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的人是阿尔伯特•加缪。他在1946年写道：假如法国社会主义者放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绝对哲学，假如他们只承认其批判的方面，那么，“他们将举例证明我们这个阶段标志着意识形态走向终结的途径，即，绝对的乌托邦走向终结的途径。在历史上，通过其最后所索取的代价，那些意识形态走向了自我毁灭”。“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的语境是发生在法国社会党内部的一场争论。在那场争论中，一派竭力重新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动摇的历史逻辑。另一派则把马克思主义重申为一种道德力量。加缪写道：“最近的党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用比屠杀更高明的手段来确保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迎合新的道德愿望。但是一个人无法把难以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12]在加缪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骗人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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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意识形态看做一种自欺欺人把戏的论题在一些强有力的主观论断和思想见解中得到了重大发展。由理查德•克罗兹曼主编的《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1949年）一书收集了库斯勒、塞伦、安德烈•纪德（AndréGide）[13]、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14]、罗伊斯•弗希尔（Louis Fischer）[15]和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16]对布尔什维克虚假性的各种证明。在《被囚的心灵》（The Captive Mind）（1953年）一书中，米沃什用穆斯林术语“畸特曼”（ketman）来说明知识分子通过把教条（辩证唯物主义）供奉为新神学来进行自我欺骗的方式；畸特曼是五花八门意识形态的象征。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同流合污于一个极权主义体系之中，从而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极度迷恋。（“假如你想要一幅关于未来的图画，请你想象一下印在一个人的脸上的一个靴印吧——那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印记。”）通过这种描写，乔治•奥威尔的《1984》明确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和苏联。而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1955年）则是对证明恐怖之“历史必然性”各种论点的一次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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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1956年对斯大林致命罪恶的披露，随之而来的波兰十月事件，都由青年知识分子领导，他们废除了莫斯科强加于人们的旧政治制度；正如20世纪30年代末的事件标志着早期信念者的终结一样，1956—1957年的匈牙利革命（由共产党总理伊姆雷•纳吉［Imre Nagy］[17]领导，他后来被苏联人处死）使又一代信奉者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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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以“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作为其著作最后一章的标题。该问题变成了由文化自由协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发起的1955年在米兰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主题。在递交那次大会的论文中，阿隆、迈克尔•波拉尼伊、爱德华•希尔斯、安东尼•克罗斯兰德（C.A.R.Crosland）[18]、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和本人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虽然侧重点和论题各有不同，但是这个核心思想在各种研讨会和著作中得到了精心探讨。我的著作受到了那个特殊背景的启发，但是还存着一些其他的来源和意图。本书不是一部统一的研究专著，而是由一些共同线索联结起来的一个论文集。这些线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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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事观念论战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作一番社会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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