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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5年，我与克里斯托尔一起创办了《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这份杂志通过对公众政策展开合理的公众争论和客观探索，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客观探索一直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如我在谈到这个最重要问题时写的那样：“不言而喻，要是没有哲学、宗教、道德或别的什么先入之见，就不可能有人的思想和行动，因为是这些先入之见确立了人的思想和行动目标。但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点是，它们不仅指定了目标，而且对现存的社会现实一以贯之地提出了某些预见性解释——这些解释固执地反对所有明智的改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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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由于我们的思想道路发生了分歧，我离开了这家杂志。克里斯托尔开始认为，一切现代政治学都不可避免地是意识形态的，因为这些观点都争着要去控制未来的情形。并且，他还认为，自由主义文化是同赞成乌托邦或千年至福主张的驱力相抗衡的一根脆弱的芦苇。那些驱力推动西方文化去摧毁自由。我对这两个观点都表示了反对。我认为，自由主义——以赛亚•柏林的自由主义——足够实在地抵制那些幻想。意识形态是抽象事物的具象化，是现实的僵化模拟，是观念的虚假实在化。它赋予了范畴以虚假的生命。它也是它的致命裂缝，它的致命弱点。它使它最终屈尊于其他认识和信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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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在过去的200年里看到了两种对比鲜明的意识形态样式。一种是把威廉•詹姆斯称作“信仰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的东西，“情感和意志的”倾向，给予调动起来的样式。那些倾向促使人们为了满足情感的需要而违反了逻辑。宗教热忱的消解，对现世问题的关切，现代性的刺激，所有这一切都为世俗乌托邦的崛起提供了信念的阶梯。旧的意识形态已经风光不再，不过，现在随之而来的是“对现代性的反叛”（revolt against modernity），是被压迫者的卷土重来，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巨大冲击。它们既乞求传统象征的庇护，又试图能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相调和。或者，像在伊斯兰世界那样，是来世的殉难。激情与意识形态的结合，鲜血与种族的交融，我们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的现代主义”（reactionary modernism）中第一次看到的那些东西，现在再次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狂暴中，譬如在霍梅尼统治下的伊朗。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充满着相同血腥味的口号，看到了当这种复辟和技术在新的“意志凯旋”（triumphs of the will）中被结合到一起时所产生的实践。[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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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样式是权力意识形态，是极权主义的制度。借助大字报和标语口号，通过强调“红宝书”或“人格熏陶”，不断背诵创始人语录，强制性参观列宁墓（“列宁的生活”），服从体系，以强行达到步调一致。这是把编码和交往仪式化了的意识形态，是一张意识形态的羊膜，把人们封闭了起来，使他们看不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如捷克剧作家，一个伟大异端文献《77宪章》（Charter 77）起草人之一，瓦克莱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对信仰的欺骗性作了如下描述：意识形态冠冕堂皇的外表“给予人类以身份……和道德性的假象，却使他们更易于与之分离”，把个人身份束缚于体系的框框之中。[92]不过，由于这种意识形态被用于不安定的制度，它也是迟早要瓦解的。之所以如此的一个理由是，最为方便的安定样式是一不做二不休地求诸恐怖。但是，在斯大林时期滥杀无辜和红色高棉到处蔓延的疯狂中，恐怖毕竟有其局限性。人民在生活中寻求的是规范化的东西。纵使它是对平平淡淡的毫无起色的日子的规范化。但是，一旦这种规范化的合法性被摧毁了，便无法再次诉诸明目张胆的恐怖。1956年对斯大林狂想症的披露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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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这是意识形态话语（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翼的）试图给予蒙蔽的一个事实：几乎没有一个运动是步调一致，整齐划一的，或者能够自始至终地把这种整齐性和统一性保持下去。首先，结构的僵化孕育了变革的阻力。无论是经济管理还是政策指导，狭隘的权力基础愈来愈难以驾驭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因此，假如一个社会不愿陷入停滞或萧条的话，那么就有必要拓宽决策渠道，为某些边缘的个人创造力提供机会。[93]当然，这些要求是否能够转变成机构变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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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难以把握的也许是在这些社会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作用的心理因素。在被迫扮演迎合斯大林奇想的小丑时，赫鲁晓夫或许感受到了自己的屈辱。这种屈辱加上对制度弊端的认识促成了他立志改革的努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当猪倌的邓小平所遭受的屈辱，可能是促成他修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动机因素。同时也不能低估萦绕于老共产党心中的理想主义因素，哪怕是在当权者身上也是如此，正是那些因素导致了纳吉和匈牙利知识分子以及在十多年后的杜布切克的捷克斯洛戈克去寻求带有人类面孔的社会主义。[94]共产主义不仅创造了一致性和服从，而且还创造了异端的共产主义者（参阅本书中的“神话和整体性”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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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所有这些因素之外，一个最为强有力的缓冲剂也许是人们对其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必不可少的和始终不变的需要。道德判断迟早会受到敌对信仰的检验，受到某些先验标准的检验。也许，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为恶毒的和自欺欺人的原理是嘲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道德相对主义。如恩格斯在1877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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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的，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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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一种更高道德的名义，布尔什维克撒谎、欺骗和处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诋毁资产阶级民主为一个伪装的过程中，共产主义者同纳粹携起手来在20世纪30年代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痛惜啊，痛惜，社会主义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才知道，民主和法权是正常社会的不可侵犯的条件，并且，必然地，自由甚至务必先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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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化和宗教，在其发端时，它们或许产生于其所处时代的物质条件，但是一旦它们产生之后，它们便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只要它们能够成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获得新生的道德信念的源泉，它们便具有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力量。文化的连续性是背离了任何一种历史主义的，其对真理的生生不息的渴望是一只不断地轰击着极权权力磐石的重锤。没有一个政治体系可以存在于道德判断的语境之外。但是，一种道德秩序，假如它想要不用高压和欺骗而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它就必须超越利益的狭隘主义，就必须克制其诉诸激情的欲望。而这是意识形态之所以失效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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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尼采称作环环相扣的思想的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所有这一切在现在都仅仅是意识形态思想的一个环节而已。[96]今天，在充满激情的话语旋风中，各种头绪纠缠在一起，而意识形态逐渐理清了推崇信仰意志，推崇教条主义或嘶喊的几乎每一个宗派——黑人权利的意识形态，新右派的意识形态，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史学解释已经丧失了其语境，存在的只是充满恶意和令人厌恶的遁词，而不是清晰的概念。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一个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的语汇。罪恶亦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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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文字游戏仍在继续进行中。在1985年出版的一部讨论“基础理论”著作的导论中，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写道，“丹尼尔•贝尔那个臭名昭著的书名”声称“‘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实现”。斯金纳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同于这样一个信念：政治哲学已经完结，人们应“致力于建构自以为是价值中立的……社会行为‘经验理论’”。昆廷•斯金纳编：《人文科学基础理论的回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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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存在与虚无》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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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法国哲学家，著有《知觉现象学》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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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贝尔托特•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诗人和剧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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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德国哲学家，著有《希望原理》、《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主体—客体》、《这个时代的遗产》、《阿维森那与左翼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穿越荒漠》、《乌托邦精神》、《自然权利和人类的尊严》、《哲学基本问题》、《图宾根哲学导论》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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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处原文为“eminencegrise”，原指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亲信约瑟夫神父。此处作者用来暗示卢卡奇曾经有过的一段特殊经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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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切斯拉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和翻译家，主要作品有诗集《冰封的日子》、《三个季节》、《冬日钟声》、《白昼之光》、《日出日落之处》，日记《猎人的一年》，论著《被奴役的心灵》，小说《夺权》等，1980年作品《拆散的笔记簿》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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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苏联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联共（布）党内新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之一，1936年和加米涅夫一起被处决。苏联最高法院于1988年6月13日宣布撤销1936年对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的判决，并为其恢复名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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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加米涅夫（1883—1936）：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早期领导人，联共（布）党内“新反对派”主要代表之一，曾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及政治局会议主席等职务，经常主持政治局会议，被杀于1936年8 月26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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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2008）：俄国作家、苏联著名异见者，著有《古拉格群岛》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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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里宾特洛夫（1893—1946）：德国外交官、政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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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阿尔伯特•加缪：“既无替罪羊，也无刽子手”，载于《现状：1944—1948年记事》（巴黎，1950年）。这篇论文最初发表在1946年11月报纸《战斗》上，并重刊于1947年7—8月《政治学》中，由德怀特•麦克唐纳译成英文。这篇论文作为一个小册子由连环图书公司出版（纽约： 1980年），并由罗伯特•比库斯作序。这里的引文出自该版本第39页和第3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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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保护同性恋权益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说《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散文诗集《人间食粮》等，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褒奖其著作具有包容性和艺术质地，以对真理无所畏惧的热爱，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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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理查德•赖特（1908—1960）：美国黑人作家，著有《土生子》、《局外人》、《今日的主》、《汤姆大叔的孩子》、《八个男人》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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