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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罗伊斯•弗希尔（1896—1970）：犹太裔美国记者，著有《列宁生平》和《甘地生平》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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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斯蒂芬•斯彭德（1909—1995）：英国诗人、小说家和政论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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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伊雷姆•纳吉（1896—1958）：匈牙利政治家。纳吉曾于1953年到1955年短暂出任总理，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时他再度出任总理，试图推动自由化和退出华约的计划；苏联迅速调派红军长驱直入布达佩斯进行“平乱”，纳吉试图寻求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援助但失败，于同年11 月22日被捕，1958年在秘密审判后以叛国罪之名被处决。纳吉死后被草草掩埋，所葬之处更被苏联列为机密；直到1989年匈牙利民主化后，他才获重新安葬，被视为自由先驱与英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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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克罗斯兰德（1918—1977）：英国工党政治家、社会主义理论家，著有《社会主义的未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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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由于原来发表在第一版中的长篇论文，“利益和意识形态：论舆论在产业争端中的作用”（《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第10章）论题过于狭隘，讨论的是塔夫特—哈特利法，我把它在简装本中删去了。不过，其关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一般观点仍然是一致的。在那篇论文中，通过运用边沁和功利主义理论，我在“社会决定”和“个人决定的总和”之间作出了区分，在象征的意识形态态度和市场行为之间作出了区分。那篇论文的语境是由现代社会产生的舆论。当意识形态和利益相抵触时，我写道：“因此，声称反映公共利益的舆论内在地是意识形态决定和市场决定的不稳定结合。究竟这些意见能否导致行为，以及会导致何种行为，取决于两类动机之间张力的程度，以及相互认同的程度。”（第192页）通过处理两种工会行为，一种是通常由意识形态实施的社会运动，另一种甚至是被迫以牺牲其他工会为代价，首先考虑其会员利益的市场组织，本书论文“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一种美国工联主义理论”概述了这个问题。——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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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我当时想到的是刚刚诞生不久的大学生民主协会。其发起人之一汤姆•海顿，1961年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后不久便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我。在密歇根大学他曾经担任学院报纸编辑，是与工业民主联盟打交道的主要领袖。同海顿的早期谈话引起了我的不安，那些谈话证明，他是浪漫主义姿态和对组织策略采取随机应变犬儒主义姿态的奇怪混合。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多年以后，一位曾经的同志称他为左派尼克松。（参阅理查德•帕克“激进肥皂剧”，载于《新共和》1979年11月17日。）就大学生民主协会的创立及其参与民主的希望（因为它既有点怀旧又不失浪漫）近期提出较为肯定的观点，请参阅詹姆斯•米勒的《大街上的民主：从休伦码头到芝加哥围城》（纽约：西蒙—苏斯特出版社，1987年）。短语“参与民主”一直是新左派的指导原则。它声称，人民应该拥有驾驭影响其生活的决定能力——一种善良的民粹主义信念。不过，它还天真地断定，“人民”是进步的，多少摆脱了“精英”、“他人”或其他恶势力的控制。不过，这些激进分子很少去面对这样一个道德两难：人民可能是反动的或顽固的。难道因为他们想要控制自己的生活，想要如其所愿地保持其社区，南部人民（或南波士顿人民）就有权把黑人从他们的学校里赶出去吗？并且，如托克维尔曾经指出的那样，这不也将导致践踏现有自由的“多数专制”吗？典型地说，在这里，修辞代替了思想。——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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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这种分析模式贯穿于我在70年代发表的两部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之中。在我的霍布斯讲座“神圣的复归”关于世俗化的讨论中，它得到了最有力的论证。在那里，我认为，绝大多数社会学解释者用来描述现代西方世界的术语“世俗化”混淆了两个不同领域的变化：宗教领域的变化，那里存在一个日益衰落的牧师权威角色，以及信仰层面的变化。但是宗教领域信念体系的兴衰并不来自制度变化。因此，我对我的分析进行了分类，用术语“神圣”和“世俗”来处理制度问题，用术语“神圣”和“异端”来处理信仰的性质。这篇论文重印于我的论文集《蜿蜒之路》中（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80年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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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美国神学家，新正统派神学代表人物，基督教现实主义奠基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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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这些思想最初在1944年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表达，并由理查德•霍夫斯达特作了评论。霍夫斯达特后来写道：“鉴于卡莱•麦克威廉斯在其《特权的面具：美国反犹太主义》（波士顿： 1948年）中把早期美国反犹太主义作为一个上层阶级现象来处理，民粹主义便具有了放任特点。在其对反犹太主义兴起的历史考察中，他确实没有提到过绿色民粹主义传统。丹尼尔•贝尔发表了‘美国犹太仇恨的绿色根源’，载于《犹太前线》第XI卷（1944年6月），第15—20页。他是具有如下认识的极少数作者之一：在后来的反犹太活动和早期民粹主义传统之间存在着联系。”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年代》（纽约，纳博夫出版社1955年版），第80—81页，注释3。——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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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问题是如何进入“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在1938年，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提出了所谓的“巴埃尔—丹—切洛姆斯基”论题（最初由受人尊敬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领袖奥托•巴埃尔提出，后来由俄国孟什维克党托尔德•丹和法国左派分子让•切洛姆斯基重新提出），它把任何社会主义者参与到“资产阶级内阁联盟”的活动全部斥之为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将找不到这样一个西欧国家，在那里，一位社会主义领袖没有在联盟中偶尔会出任首相——最为成功的例子当数奥地利，在那里，社会主义与天主教联合内阁曾经统治30多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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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在我看来，韦伯这篇论文最后几页隐藏着同一位青年的一个对话。那位青年正在采取达到“终极目标”的一些政治步骤，韦伯对此感到绝望。在论文初恋和早期忧伤（《党派评论》1984年第4期）中，我讲到了这个“道德侦探故事”的奥妙并揭露了那张隐藏的脸：乔治•卢卡奇。——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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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克莱门特•埃德里（1883—1967）：英国工党领袖，曾任首相（1945年7月—1951年10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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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贝弗里奇（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1942年11月贝弗里奇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社会保险和事业报告，具有人权宣言性质，世称《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埃德里工党政府依此确立英国社会保险和国家卫生体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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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盖茨克尔（1906—1963）：英国工党政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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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作为改良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个观点一直受到列宁的歪曲。在早期著作《怎么办？》等中，列宁把那个党看做一个未来样本。他指责那个党在战争爆发时支持帝国，拒绝支持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伯恩斯坦曾经提出一个改良主义纲领，但在正统发言人考茨基所在的党内，它遭到了失败。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政党中间，贝德•戈德斯贝格宣言因此被看做摒弃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历史转折点。——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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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拉尔夫•达伦多夫（1929—2009）：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家，著有《社会冲突理论探讨》、《工业社会的阶级冲突》、《走出乌托邦》、《社会人》、《后阶级冲突》、《生活的机会》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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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奥托•基希海默（1905—1965）：德国犹太政治哲学家、法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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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弗兰兹•纽曼（1904—1974）：德国政治哲学家、法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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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斯特雷奇（1901—1963）：英国政治家、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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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路易斯•科莱（又名路易斯•C.弗兰纳，1892—1953）：1919年美国共产党创始成员，后来反对斯大林集权主义统治，1940年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著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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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科莱原名路易斯•C.弗兰纳（Louis C.Fraina），是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代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曾经被列宁召到莫斯科去重新组织那个党，但是被排斥于政治活动之外，他后来又秘密回到美国。作为一名独立的激进分子，他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了多产的写作活动，后来他又成了安提亚克学院经济学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民主阵线联合会活动中，以及从1945年到1957年，为了支持新党，在称为国民教育委员会的一次流产的政治运动中，我与科莱进行过合作。作为支持那项努力的文献，大部分由科莱和本人撰写，预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许多主题。在《控制经济学》（Economics of Control）（1944年）中，艾伦•P.勒纳为混合经济理论基础给出了最为精辟的公式。勒纳曾经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世人所关注。在当时，同奥斯卡•兰格一起，他写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著名文章。那些文章就在计划经济里确立合理价格问题对路德维希•迈塞斯和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的挑战作出了回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他回到波兰，成为受苏联控制的新制度官员的时候，兰格放弃或者不再重视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论断。勒纳后来移居美国，成为把凯恩斯原理应用于经济管理的最初作者之一，因为凯恩斯原理允许对民主实行更多保护。勒纳最初在《新领袖》（1944年11—12月）上以一组由5个部分组成的论文阐发了这些见解，当时他是这家杂志的总编。——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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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赫伯特•廷格斯顿（1896—1973）：瑞典政治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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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对这些进展感到最为震惊的人是《通往奴役之途》（1944年）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55年大会闭幕词中，哈耶克对与会者认同这种观点哀叹不已。李普塞特对哈耶克的讲话作了如下描述：“只有他一个人为大会的整个气氛而烦恼。令他感到不安的是，无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政治信念，与会者形成了一种总体共识：区分左派和右派的传统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实际上，大家都同意，已经在不同国家发生的国家控制力量的不断加强并不会导致民主自由的衰落。社会主义者已经不再提倡社会主义；他们和保守主义者一样地担心一个全副武装国家的危险。划分为左派和右派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被还原为一个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政府所有权和经济计划的问题。……哈耶克真诚地相信，国家干预是不好的，是极权主义的。他发现自己是仍然认真地在民主阵营中孜孜以求的少数派之一。”参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意识形态的终结”，载于《政治人物》修订版（巴尔的摩：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0—441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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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约翰•肯尼迪（1917—1963）：美国第35任总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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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这次耶鲁演讲载于《美国总统公报》，第234号（美国政府印刷局，1963年），第470—475页。一个月之前，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经济会议上作过一次不太引人注目的演讲。谈到了经济事务中的神话和现实，以及经济问题中日益增长的技术因素。这两个演讲稿都由小亚瑟•M.施莱辛格起草，他出席了1955年文化自由协会的米兰会议，在那里，意识形态的终结主题第一次被提了出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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