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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古典时代、中国的先秦时代,就开始有了专门的艺术,有了美的艺术,就是纯粹的艺术。中国古代的 “艺”,最初是劳动生产的一个概念,即“种植”的意思。如同今天的园艺、农艺,就是种地的技巧。而古希腊的“艺术”,techne就是技术、工匠的技巧,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了美的艺术了。但从近代以来,人们才意识到,艺术和技术是有区别的。技术也叫艺术,但是艺术有一个更好的名称,叫“美的艺术”。美的艺术与其他艺术、技术的区别,就在于它是撇开实用性而专门用来传达情感的。传达情感不同于单纯的交换情感或激发情感。当他人感受到你的情感并与之产生共鸣时,这才是传达情感。比如一篇讲话,如果它具有传达情感的意思,那它就包含了一定的艺术性因素;如果它干巴巴的,仅仅是一些概念,那就没有艺术性,只是一篇讲话而已;如果它通过一些形象、隐喻的方式能够激起听众同样的情感,那这个讲话就具有艺术性了。这就是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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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阐述我的美学观点的时候,提出了艺术与美的一个定义系统。现在的艺术学和美学都不讲定义了。什么是美,什么是艺术,人们都不讨论了,但我还是要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一种哲学上的、经过严格推敲的定义。我的定义是:艺术就是情感的对象化;美就是对象化的情感。所以,美与艺术是一回事,但表述是不同的。两种不同的表述恰好构成自我意识的内部结构,即把自我当对象和把对象当自我的结构。艺术就是把情感对象化,把自己的情感移入对象,这种对象化就是为了引起对方或欣赏者的共鸣。而美就是对象化的情感,把情感对象化了以后,在对象上看到了自己的情感,那就是美了。在对象上看到了美、看到了传达出来的情感,我就对这个情感产生了共鸣,因为那就是我自己的情感,或者是我自己能够认同的情感,那就是美。而美感呢,就是通过一个对象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的这种情感共鸣。总体来看,审美活动就是借助一个对象在人与人之间传达情感的活动。它在现实性上就是美感。传达情感有现实性的和非现实性的,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如果成功地传达了情感,那就引起了美感,我们就把这个引起美感的对象称为美的。为什么称为美的呢?因为它里面蕴含着情感,它看起来是一个对象,实际上是对象化了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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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个定义的体系,我把这个体系称为“传情论的美学”——这是我20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的一个体系。“传情论”的本质就是情感的对象化。情感与情绪的区别就是刚刚我所讲的,看它有没有对象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要对象化呢?就是为了传情,在人和人之间、在自己和另一个自己之间传情。艺术的情感对象化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情感传递给对方、传递给别人,使其成为另一个自己。而对象化的情感和美呢?就是传情的中介。美就是传达情感的中介,对象化的情感就是传达情感的中介。情感是内在的,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怎么才能知道别人的情感呢?只有一个办法来沟通,就是把自己的情感对象化出来,引起别人的共鸣。通过这个对象化的情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传达,而整个过程的完成就表示获得了美感。这就是艺术、美和美感,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这里面最直观地呈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结构(即黑格尔讲的“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以及我和对象之间既有区别又没有区别的结构、自我的对象化和对象的自我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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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自我意识本身包含一种自相矛盾性一样,审美活动本身也有一个矛盾。艺术、美、美感都有一个矛盾,就是个人情感的对象化是否成功,是否能够得到他人的共鸣。这并不像做数学题一样一下子就能得到确认,而是有一个反复互动的过程。个人的情感是个人的,情感的共鸣是社会普遍的。个人的情感如果能成功地传递,就会形成共通感,大家就会认为你这个艺术品很美,就会产生共鸣。但是时间久了就成了老生常谈,成了陈旧的模式。很多成语在古代刚产生的时候一鸣惊人,当时很新鲜,但是成了套话以后就不新鲜了。甚至有人讲,第一个人说是天才,第二个人说就是蠢材啦!说的人多了就成了老掉牙的东西,就需要寻找新的表达方式,或者把旧的方式用到意想不到的地方,或者创造另一个新的意向、新的对象化的情感出来。情感是有生命的,而且是有生命周期的。它的对象化作品创造出来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就老化了、僵化了,就不足为奇了,有的甚至被慢慢忘记了。等过了几百年,大家忘得差不多了,有人又提出来,就又会是一个新东西,它又复活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文言文有将近一百年时间被压抑了,很多年轻人都不会用文言文了。现在有人把它拿出来显摆一下,哎,大家觉得很不错,很有感觉。那是因为它还没有变成套话,是个“新”东西。你要是生活在20世纪初,这些个老生常谈谁不会啊,谁都能来两句,那就没啥意思了。这就说明情感会老化。很多艺术品你不断地欣赏,它会使你厌烦;再好听的乐曲,每天听每天听,你试试看,你会厌烦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情感这个东西是活的,不是固定的、僵化的。因此,这里面有一个矛盾:一方面艺术作品要求普遍传达,产生共鸣的人越多越好,否则它就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一旦达到这种普遍性,它就成了老套,又要呼唤创新的作品、个性十足的作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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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了不起的、不朽的艺术品。比如《红楼梦》,几百年了人们还在读它,还觉得新鲜。这是因为它的情感底蕴的确深厚,可以跨越各个时代,与各种人性相通。鲁迅说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当然焦大式的人物也不会去读《红楼梦》,但这不足以否定林妹妹的情感具有人类的共通性,只说明焦大之流缺乏文化修养和丰富的内心生活。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时代在发展,再过几百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许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有更多新的情感方式有待人们去传达,那时《红楼梦》的情感模式也许就会成为一种束缚,会被人们重新定位。艺术就个体的情感方面而言永远要创新,个体的情感和总体的、共通的情感必须要达到和谐的一致。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这种和谐是不能封闭的,总是要不断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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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西方人欣赏古典音乐,欣赏了几百年也烦了,他们现在就开始篡改古典音乐,把它变得通俗化或者摇滚化,采取各种形式来改变、来出奇。艺术总要追求新奇——标新立异,才有生命力。当然也不能太标新立异,要让更多的人认同、引起共鸣,这就是一个矛盾。总体来看,当代艺术应该是处于走向衰落的过程,它体现在太强调个人的个别性、特异性、发散性,几乎没有一种东西是大多数人都欣赏的,都成了小众艺术。当然小众艺术还在探索,不能说它就没有价值,应该说既然它存在,就有它的价值,它的价值有待于人类整体的欣赏来确认。即使人类现在一时还适应不了,过几百年回头再看,也许突然就发现它的价值了。很多艺术品都是这样的,在作者死了几百年以后,人们才发现它的价值。当时是小众的,但是过了几百年就成了大众的、风靡一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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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精神产品,一直处于一种既要和谐又要开放的过程之中——它不是从逻辑上、从概念上被定义的一种永恒的东西,而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或者说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都是一个有生命的领域,处于不断的开放中。在认识方面、伦理道德等方面,都没有绝对的终点。而最开放的就是审美艺术,因为它特别强调个人的突发情感。越是个别的,越能够得到普遍的欣赏。我们经常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对于艺术来说也是这样,“越是个人的,就越是世界的”。你有个人独特的风格,不是模仿谁,人家一看就是有个性的东西,这才能得到认同、共鸣。如果仅仅是师承某人,甚至惟妙惟肖,人家也懒得看。大师的作品我已经看过了,这小徒弟的作品我就不看了。要独立、独特,就要自立门户,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赞赏。可见,作品不是作者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作者和大众共同的作品。当然,现代作者都非常有个性,但是还要得到读者、观众的承认才行。观众要不承认,你就自生自灭了;观众若是承认,你的艺术就成立了。所以它有开放的和谐这样一个结构,艺术的前景也应该从这个方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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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所讲的三个方面,“知、意、情”或者“真、善、美”。这三个方面都属于人类的精神生活,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值得我们为之献身。我们生而为人,至少要在三者之中选择一个。或者追求真理和知识,不是追求科学技术,而是追求科学精神;或者追求正义、追求道德和善,为了建立一个正义的理想社会或者为了全人类的慈善事业而献身;或者追求艺术和美,为之殚精竭虑。在这三者里面能够成就一种,那就死而无憾了,这一生作为人就没有白过。当然三者兼备更好,像达·芬奇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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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精神性的工作,是人的精神生活,它包含在人的本质之中。人类从产生开始,就蕴含着这样一种本质,即蕴含着人的精神生活。但是当你饭都吃不饱的时候,那自然另当别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先要赚钱、求食、糊口,才能谈别的。你先要把生活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考虑精神的问题。当然这也不矛盾,你要从事精神活动、精神生产,那肯定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而当你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再从事精神创作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种关系倒过来——原来你从事精神生产是为了糊口,“著书皆为稻粱谋”,或者先糊口再著书;当你发现你已经能够糊口的时候,你的糊口就只是为了精神生产的延续了,这时候你做的都是为你所设定的精神目标、精神生产服务,至于是不是能在你的物质生活上锦上添花,或者是不是能使你一夜暴富,那不是你应该考虑的。当然有些人那样追求也未尝不可,但那个层次是不够的,如果他们那样选择,那他们的精神生活恐怕也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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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很多有天分的企业家赚了大钱以后回过头来补精神生活这一课,但是他们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就我来说我觉得这是划不来的。如果要我来选择的话,我就选择温饱,这是我起码的生活标准;有了温饱以后,我就要选一个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来从事精神生活。其实,西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在物质需求方面没有很多的要求。别看那些富翁那么有钱,在物质方面其实温饱就够了,然后他们就追求别的方面,比如慈善。慈善就是善,为了慈善献出自己的一切,在道德方面成就自己的理想,像比尔·盖茨这些大慈善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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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属于人的精神的内容。它们在人和猿分别开来的时候已经包含在人类起源的符号模式中,并且在人的历史、人性的历史中发展起来。符号模式也就是社会化模式,这种模式是从人最初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从最初的人猿之别中形成起来的。我们设想一下一群原始人携带他们笨重的工具时的心理状态。前面我特意强调“携带”的重要意义,这些工具在石器时代是很笨重的,当携带这些笨重的工具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必须付出更多的体力,而且暂时得不到补偿。他饿着肚子还要把他笨重的工具带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和他的工具的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建立在一种精神关系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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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基于人对自己的行为在自然界中具有的影响以及自然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他知道使用工具,就已经知道了工具与自然物的相互关系,因为工具本身就是自然物啊!这个石头,把它打制成石刀,用来切割动物的皮肉,这就是两种自然物的相互关系——他对此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这个认识很重要。他当然要携带工具了,他不会傻到把自己的工具随手扔掉,不然他到了另一个地方,就不得不重新制造工具,有的石器要花很长时间才做得出来。我们发现,哪怕是旧石器时代,有些工具也做得很精美,是经过精心打制的。所以这个是不能丢的,是对他有用的。其次,他对他的劳动有强烈的目的意识,并从中训练出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他还挨着饿,为什么还要把这么重的东西带在身上?因为有强烈的目的意识,他用意志把想要轻松一点的念头给控制住,因为工具是他吃饭的家伙,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础,他的意志要靠它来贯彻实行,所以他非要把它保留在身边不可。再就是他对他制造和使用的工具饱含着一种爱惜的情感,将它看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把它纳入自爱的范围。从自我意识的结构来看,工具就是他的第二个自我,他打制它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他使用它很顺手,他对它有了感情,他把它看作另外一个自我,就像他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前面讲了,它就相当于人类延长的手,我们怎么能把自己的手丢掉呢?我们对自己的手是有感情的,是很爱护的。所以这三个方面,一个是认识,一个是意志,一个是情感,就构成了早期劳动过程的精神方面。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三方面,就是“劳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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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劳动中是有意识的,是自觉的。什么叫自觉的?就是包含这三个方面,所以我们说劳动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生命活动。劳动意识表面上看起来是人和物的关系——在劳动中我要携带我的工具,这个工具当然是物——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实际上,我和我制造的工具已经升级为人和人的关系了。因为我的工具就是另外一个“我”,是我的好朋友,死了还要和我埋在一起,我对它有了情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老人对他骑惯的自行车、用惯的家具,哪怕现在不用了,也舍不得丢,因为那上面凝聚了他整个的生活、生命。他的经历、记忆,都会睹物思情地重现出来。这实际上已经是人和人的关系了,虽然表现为今天的他和昨天的他的关系,他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但在自我意识结构中,这都是同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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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的关系,我们今天叫作“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在主体之间有一种“主体间性”。现代哲学特别强调这个,现象学把它看得很重,要分析主体间怎么能够有一种“主体间性”。而上述三者都是“主体间性”,都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关系。比如认识,我们以为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其实最终还是归结为自我认识。比如目的性,我们也看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主体有一个目的,他把那个目的当一个对象来追求,但是目的性最终归结为人是目的——最后都是为了人的生存。而情感归结为传情,传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主体间性”,但是它隐藏在主客体关系之中。这种隐藏很普遍,总之是看不见的东西隐藏在看得见的东西中,精神隐藏在物质中,必须用精神的眼光,或者用精神和物质统一的眼光,才能看出来。比如科学隐藏在技术中,最初的科学就是一种技术或者巫术。比如道德隐藏在技巧中,最初的道德就是一种人生技巧,所谓“实践智慧”或者“明智”。常听老人说,你若是能够做到某个道德原则,那你就能在这个社会上谋生。或者对一个将要进入社会的年轻人说,“你记住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安身立命、左右逢源。这就把道德变成了一种生存技巧,这是康德极力批判的,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道德,而他所做的就是把道德行为中隐藏着的真正的道德原则、为道德而道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揭示出来。再比如我们刚才所讲的,艺术隐藏于技艺之中。技术、技巧和技艺,在西文中没有区分,在英语和德语中都是一个词,art或者Kunst,而汉语中可以分出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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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和人的关系隐藏在人和物的关系中,形而上之道隐藏在形而下之器中,精神关系隐藏在物质关系中,劳动意识隐藏在劳动活动中。最初的劳动意识就体现在人们策划劳动、传授技能、约定劳动信号,以及在劳动前互相激励,在劳动过程中保持注意力和意志力的一致,在劳动以后庆祝收获、沟通感情,为下一次劳动做好精神上的准备之中。劳动并不像某些教科书上讲的,仅仅是用物质的手段对物质的自然界发生作用而满足人类物质的需要那么简单。这种观点只看到劳动生产的表面,看不到物质过程中隐藏着的精神过程。劳动意识的一系列活动都是精神活动,只不过最初的精神局限于劳动意识,局限在劳动过程本身,被封闭、被埋藏在里面,那时实用压倒一切。最初的劳动当然是为了实用,人类首先要活命,精神上的目的基本上是不考虑的,虽然已经有了,但它只以实用的成功与否为转移。就像以前我们崇拜一个神,现在我们不崇拜了,因为它多次让我们失望,我们就可以转而崇拜另一个神。最初带有巫术性质的祭祀行为都是以最基本的需要为目的的。现在考古学家发现,在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里面有一些壁画是被放弃了的,为什么?因为它不奏效啊!壁画是为了祭祀,祭祀达不到目的,人们就把它放弃了。不论它画得多么好、多么感人,他们也得另外画一些别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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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动的发展,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化,精神劳动才从物质劳动中脱离开来,形成独立的哲学、艺术和宗教道德的活动,人类才进入文明社会,人类的精神生活才单纯、自由而又不受束缚地发展起来。当然文明社会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阶级的分化。文明社会的道德堕落、阶级分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人性的异化使精神以一种纯粹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本身又是文明的一大功劳。人类历史最后要通过异化的扬弃,才能获得精神上更强的生命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纯粹的精神最终还是要立足于人们的生命活动和生产生活之中,否则它就被架空了。异化产生的精神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抽象的、纯粹的,但它是被架空的,要从底层汲取它的精神养料。我们今天讲的高雅艺术啊、纯粹艺术啊,最开始都是从底层来的。比如京剧,最开始它也是下里巴人的,今天我们已经把它当作高雅艺术,因为它从老百姓那里吸取营养,升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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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次讲到人类的精神生活,从“真、善、美”这三个方面来加以探讨,今天我们涉及这样一个问题:精神生活,它是属于人类本质的一种最高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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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凡是人,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生活,基本的物质需要,那么另一方面呢?他还有思想、情感、意志,他要追求自己的精神自由。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精神需求是逃不脱他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是包含在物质条件里面,并且为基本物质生活服务的。随着人类物质生活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文明社会,就是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由于劳动的异化和分工,一部分脑力劳动者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精神生产,这就使得精神生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异化出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宗教道德这样一些活动,它们独立起来,并且走向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不是说它们与物质生活没有关系,而是它们与物质生活之间有了间隔,有了相对独立的领域,它们形成一个“界”,一个“象牙之塔”。这个时候人类的文明程度就大大提高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停留在数千年前的原始社会中,没有异化和社会的分化,要建立如此繁盛多样的文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这样一个相当程度上二元分化的环境中,人类的精神生活才能找到自己相对独立的地盘,以不受束缚的、单纯而又自由的形式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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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异化,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全人类一个充满痛苦和艰辛的过程。但是从历史上看,它还是有必要的。精神能够以一种纯粹的方式单独发展自身,全面划定自身的领地,这是它的必经之路。当然这种方式是有自身的限制的,但是从精神本身的发展来说,它确实需要一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也只有通过这种异化养成一批专业人士,才能单纯地把它独立出来,形成它自己的“象牙之塔”。话又说回来,在此之后,也只有通过这种异化的扬弃,精神才能从实质上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成为活生生的、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异化毕竟是人类不能长期忍受的,人类已经忍受了两千多年,到今天只有通过异化的扬弃,精神才会赋予自己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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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已经发展到如此高度,却又如此脱离底层社会,精神的分化使精神和物质相分离,并且已经分离得太久了。今天要获得自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就必须对异化的现象加以克服。其实原来一直有这种融合的倾向,但是呢,被遮蔽了。比如说,文学艺术来自日常生活的土壤,科学发明也来自实践活动中的一些灵感——当然不一定在物质生产劳动中,可以在科学实验活动中,但是科学实验本身也可以看作一种虚拟的生产劳动过程,只是用科学的问题取代了实用的目的而已。今天,生产劳动和科学艺术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不是把科学艺术拉回到粗陋的物质生产,如同中国几十年前奉行的所谓“知识分子劳动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样,而是反过来,把物质生产提升到精神生产的层次。在今天的发达国家,最大的产业就是精神生产,人数最多的从业人员不是搬运工之类的体力劳动者,而是坐在电脑面前的白领阶层,他们亲眼看到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的物质产品。我们国家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口号。象牙之塔已经下降到人间,而人间也正在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次,这是今天面临的一个国际趋势。今天讲的“后现代”思潮,在学理方面表现得很清楚,就是在西方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之下,人性开始转向他们生存的根基,从上面返回到底层。这个倾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总体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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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人类数百万年特别是最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来看,精神生活不光是人类进化和发展的最高花朵,还是自然界整个进化和发展的最高花朵。人类的精神生活代表了自然界的本质和精髓,形成了用来衡量宇宙发展水平的最高标准,体现了自然界最深刻的本质。因为精神是由物质中产生出来的,反过来我们可以说,在物质的本质里面就蕴含着精神,从精神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物质世界能产生出什么、蕴含着一些什么样的能量。比如,思维、情感、意志、对自由的追求等,在日常的自然界好像没有这些东西,于是很多人就认为这些功能都来自上帝。实际上,作为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把这些功能归于上帝,它们就是自然界本身的属性。自然界看起来很简单,但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像从外面河滩上随便捡来一块石头,你当然看不出什么,你认为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放在那里一万年,它也只是一块石头。其实它里面包含着思维的可能性,在某个时候、某种条件下,它组成了你的血肉、你的神经、你的大脑,并具有了大脑的一切功能。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看,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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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谈人的本质的话,不能仅仅停留于机械理解的物质,而要看到物质中包含的潜在的精神属性。谈到人类的社会本质,我们也不能仅仅谈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而必须深入这种生产劳动中的劳动意识和从中发展起来的人类的精神生活。我们以前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往往缺少了这个方面,以为谈唯物主义只要谈物质生产劳动、物质需要就够了。其实,人的本质要比这个丰富复杂得多。谈论物质基础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向精神发展的必然性,从物质里必然会生长发展出精神这一方面。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会想到这一点。不是简单地把精神因素排除掉,单从物质的角度来看问题,而是从物质和精神统一的观点上来看人类、看整个自然界,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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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看待自然界还是人类历史,必须有一个历史目的论的眼光,要看出自然中隐含的历史的目的性,也就是从物质中发展出来的精神目的性。历史是有目的的,但也有人认为历史是毫无目的的,走到哪里算哪里,走一步看一步。这是一种毫无作为的历史观,把历史的本质因素抛弃了。真正的历史观是要从历史中看出某种终极目的,这是超越于任何主观目的之上的客观目的,是超越于物质需要的目的之上的精神需要的目的。所有的主观目的、物质目的都不足以构成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我们有很多主观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比如赚钱啊、温饱啊、小康啊……这都是目的,但它们都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什么才是终极目的呢?只有精神的目的,或者说只有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目的,才是终极目的,才是历史的客观目的。在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中,物质是基础,精神是物质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目的;或者说,物质是存在,精神是存在的本质。只有在这样一种统一关系中,才能看出整个自然界的最终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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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精神目的,很多人一般都会同意,但是通常都会理解为精神生产的发展是服务于物质生产的发展的,最终把精神生产还原为物质劳动或者等同于物质需要,以为这就是终极目的,精神只是实现物质的手段,这就把历史目的的关系搞颠倒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暂时的目的。21世纪要达到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水平,这是暂时的目的。历史的终极目的则要考虑到这样一种生活水平最终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素养。当然,要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历史的最终目的毕竟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这个意思。自由王国离不开必然王国的物质基础,但它本身毕竟是立足于人的精神创造力之上的。什么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精神没有自己的活动余地,它只能服从于物质需要。而自由王国就要把这一点颠倒过来,就是物质必须服从精神的需要,人不仅获得支配物质世界的自由,而且尤其在精神领域获得自由,其他的物质条件则可以为此奠定基础,但只是被拿来作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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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始终没有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所以导致阶级分化。统治阶级利用自己的特权,养尊处优,凌驾于被统治阶级之上。只有上层人士才有机会发展自己纯粹的精神生活,实现自身精神上的追求。几千年间基本上都是这样,当然也有例外。但通常来说,底层的人要奋斗到上层是很难很难的。你在底层,你要当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那是非常难的,那都是有权有钱的人的专利。所以几千年来精神生活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刚才讲,这种异化也有它的成果,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人类的异化、阶级的分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必要的,还不能马上取消。一取消,社会就倒退了。这种分化在当时也具有统一整个社会意识的作用,从而能够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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