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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能够犯的错误，最根本的就是自欺。康德曾经把这种人性中的自欺称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人自以为能够避免自欺，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欺。但是能够引导人类从错误走向真理的，也是同一个自欺。德国美学家康拉德·朗格曾经把艺术的本质定义为“有意识的自欺”。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有意识的自欺。你画一幅画，把它当作真的来欣赏，把一张肖像看作有血有肉的真人，那不是有意识的自欺吗？但如果把这幅画只看作一块绷起来的麻布和一堆颜料，那就不叫欣赏了。自我意识也是这样，你设定一个对象，把它当作自己来看、来欣赏，那就是有意识的自欺。这个自欺是积极的，是从好的方面来讲的。有了这个有意识的自欺，人们才有生命的活力，艺术家才有激情。否则，人就什么也不要干，也就没有生命活力，人类也不会发展，社会也不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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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欺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我们不能说因为自欺有积极意义，那就让我们大家都去自欺吧！自欺肯定是因为人的无奈，因为人的有限性。但自欺是激发人去做一番事业的机制，人不可能回避它，也不必回避。人的有限性使人永远摆脱不了一定程度的自欺，可以说这是人的原罪。但是人可以将自己的“戴罪之身”投入一项崇高的事业，投入一项改善人性状况的事业，这就是人的本质上的原善。它既是原罪，也是原善。在自己的事业中，人永远不可因为自己的原罪就丧失信心，从而无所作为，而必须运用他的有意识的自欺来激发自己的生命活力，冒险突围。不管有没有效果，我们也要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姑妄行之，知其不可而为之。我们经常听说一些仁人志士“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自欺啊！明明知道它实现不了，但还是要把它当作能够实现的那样，用俗话来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你要那样去做，抱定一个理想、原则，也许这个理想不能实现，也许这个理想本身就值得怀疑，但是作为行为的原则，你还是要去试一试。失败了，我们来检讨，来忏悔，来重新尝试……总之，从人的历史来看，人的自欺既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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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自我意识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矛盾结构，或者说是一个自欺的结构。就是当我们想要把握自己、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自己是有无穷深邃的层次的，必须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不断地调和调解这个矛盾；在每一个层次上面，你如果停下来就会发现，内心的自我意识里面隐藏着一层自欺。只要你自我反思，就会发现自欺，这在文学作品里面体现得最为明显、最为清晰。前面讲到康拉德·朗格把文学艺术定义为有意识的自欺。其实不光是文学艺术，也包括审美，审美本身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审美和创造里都包含着一种自欺结构。如果没有这个结构，那是创作不出作品来的。比如某个作家只能凭记忆来写作，那是没有才气的表现。只有记忆力好，却不能够把别人想象成自己，不能把自己想象成别人，那是创作不出好作品来的。我们看小说也好，看戏剧电影也好，都要有一种换位的自觉性，这样才能有收获、有感动。反过来，任何一个自我意识里面都已经隐含有艺术创作的成分了，所以艺术是人性的本质要素。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就是一个缺乏艺术想象力的人，一个没有才气、没有灵魂、只凭习惯机械地活着的人，而自我意识每天都在培养人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感受力。然而一个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人的生活又是非常痛苦的，正如艺术家的生活一样，他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他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总在动摇和徘徊，而不像那些一辈子不动脑子的人那样稳靠和有固定的安身立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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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文学家、艺术家，一生都处于彷徨之中。他曾经讲到过绝望和希望之间的关系——你看到自己永远摆脱不了自欺，你就会感到绝望，但这种绝望本身又是虚妄的、虚假的，所以他引用了裴多菲的一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是虚假的，绝望也是虚假的。不要太抱希望，不要抱那种可以一下子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那是假的，但绝望也是假的。在这个真假之间，我们要奋起一搏，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所以鲁迅先生一生就处在这样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当中，他经常讲，他不愿意去未来的“黄金世界”：你们许诺我一个未来的“黄金世界”，我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你们觉得那是好的，但我不愿意！我不如停留在虚空之中。尽管如此，他并没有陷入虚无主义，他仍然愿意为一个能够合理地做人的世界去“扛起黑暗的闸门”。这是鲁迅先生最深刻的地方，他毕生都在这样一种绝望和希望之间挣扎。也可以说鲁迅的这种对未来的信仰是一种自欺的信仰，他意识到自己的信仰是不可靠的，但是，人总是要有个信仰，就像那个跌跌撞撞的“过客”，总是要往前去吧。“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种不很靠得住的信仰为他提供了一个着力点，他立足于这个信仰才能够往前去；没有这样一个着力点，他的全部思想、他的全部情感、他的全部生活阅历和文化修养就都白费了，所有这些思想就都一钱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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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清醒的自我意识的人来说，什么信仰里面都免不了带有某种自欺的性质。但是，是不是因此就不要信仰了呢？我们在所有的信仰里面都看到了某种自欺性或虚妄性，用通常的话来说，这就叫作“看穿了”，或者“看破红尘”，这表明一个人开始有了独立的清醒的自我意识，开始用自己的思考来对待一切问题，不会被别人忽悠了。那么，“看穿了”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信仰一直在，并且是人所无法缺少甚至无法摆脱的。虽然我们通常不会称为信仰，而是称为“信念”。我们每天所做的大量的事情都不是按照固定不变的绝对必然性去做的，而是按照某种估计、某种大致的概率，我们相信这样做大概没有问题，即使有问题也是个别的、偶然的，可以不加考虑。我们每次旅行都是相信灾难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才可能高高兴兴地出门。如果没有一定的信念，我们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甚至躺在床上也怕中枪。但这种信念不也是一种自欺吗？比如你听说某种交通工具的事故率是十万分之一，你就以为可以大胆出行了，但再小的概率只要摊到你头上，那就是百分之一百，所谓“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那你还出不出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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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你看穿了，看破红尘了，就把所有可能的信仰都抛弃了，不要任何信仰了，那你的生命实际上也就完结了。虽然还未死去，也等于行尸走肉。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怕再次上当而抛弃一切信仰，甚至不屑于去寻求、探索一种新的信仰，那他的生活和动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还不如动物。当然新的信仰与旧的盲目的信仰也应该有所不同，不再具有像数学题的答案那样的“铁的必然性”，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明明是“知其不可”，知道它实现不了，但是还要去做。为什么要去做？因为人要去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哪怕这一辈子都实现不了，但是我为此而尽力了，尽管看不出效果，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活得像一个人一样。这种“为己”的信仰超越于现实之上，又具有影响现实生活的力量，它是为了行动而建立起来的，它不可能被别人忽悠，也不会被淹没在从众心理中，而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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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把信仰和理性加以对比，并且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信仰是非理性的。康德也讲，我们要悬置知识，给信仰留下地盘。其实这种对立是表面的，并不是根本的。黑格尔认为，理性本身有消极的理性，也有积极的理性。消极的理性是一种批判精神，那是很厉害的，它看穿了万事万物的相对性和自我否定的本性。但是另外还有一种积极的理性，它是建设性的，它里面包含有信仰。因为建设性就是要创造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在创造出来之前只有靠信仰支持，才能获得创造的动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没有任何人有经验，你要去突破，你要有信心，你要为此而奋斗，同时你要准备品尝失败的苦果。这里面就包含某种信仰的成分。积极理性包含的信仰经过消极理性的怀疑，经过否定和摔打——它经得起摔打，它就提高了。一般讲信仰，如果没有经过这种摔打，我们就把它称为“迷信”。你信一个东西信得如此执着，却没有经过消极理性的批判，一旦遇上消极理性就全部垮了，一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更是烟消云散了，那么这种信仰是脆弱的。但是我们想：如果有一种信仰经受得住消极理性的批判与否定，然后重新建立起来，那么这种信仰就是非常坚强有力的了，非常有韧性的了。这个信仰不再是追求一个现实的终点，不再是到某年某月我们就要实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而是一条怀疑之路，也就是通过不断怀疑而形成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通往某个日益确定的方向的。我们不是散漫地怀疑、盲目地怀疑，而是有章法地怀疑、一步步怀疑，使这些怀疑呈现出不断从低到高的层次，从而指向某个未来的目标。信仰和怀疑不是对立的，我们怀疑是为了信仰，不是为怀疑而怀疑。在怀疑之路上，我们体会到自己的思维层次在提升，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方向，我们把遵循这一方向继续前进视为自己的使命，这就是真信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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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个人是这样，人类历史也是这样。几千年来那么多仁人志士为理想而献身，现在看来那些理想都是很有局限的，是值得怀疑和反思的。但人类并未因此完全失去理想，而是在对一系列的误入歧途进行反思之后，重新确定了自己未来努力的更高的目标。但人类最终的目标只能是一个大方向，它不可能在某一天完全实现出来，现实的目标也只是通往终极目标途中的一些驿站。这些驿站都应该被“当作”终点去追求，但是你知道那不是终点，那只是近期目标，真正的终点是看不到的，它只是一个方向。那些崇高的精神目标，真善美、绝对的自由，都只能是一个理念。你怎么能确定在某个时候做了某些事情就达到了真善美的极致呢？人类所有的精神财富都是通往它的，而它本身是完全追求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够人一辈子或者几辈子去追求的，也是值得你毕生为之奉献的，是完全可以安身立命的。那些具体的可以实现的信仰都不是，因为它们一旦被实现出来，即使不走样，也让人类失去了继续前进的目标，人类就此停止了发展，进入了自行灭亡的倒计时。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肯定是追求不到的东西、超验的东西。比如西方人信奉上帝，上帝高高在上，处于彼岸。中国人不信上帝，我们的理想是太平盛世、国泰民安。我们也不能太实用、太功利，得有些超验的精神性的东西来追求，虽然追求不到，但是可以朝那个方向不断前进。人类世世代代给我们留下的这么多的精神遗产，不都是一些人凭借自己的信仰创造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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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问题不在于人是不是要有信仰，而在于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信仰抱有一种反思的态度。你不要认为这个问题就一锤定音，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你每走一步都要反思、都要审查你的信仰，看它是否偏离了那个终极的大方向。而且在每一个行动之后，你都不要得意，要审查并且拷问自己，包括自己的出发点、目标、动机，当然也包括自己所造成的后果。这种忏悔精神并不妨碍我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赴汤蹈火，因为忏悔都是事后的。那么有了这种忏悔精神，我们在为自己的理想去追求、去努力的时候，才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是为了世俗的功利，而最终是为了认识自己、完成自己。我们作为人，在这个人世间走了一趟，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对自己是否把握到了，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具体的目标当然应该设在遥远的地方，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为了要完成自己。你有多大本事，你就按它来设定你自己的目标，力图使自己这一辈子问心无愧。但这里面充满了自欺，所以你应该警惕。由此便生出了人生的忏悔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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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起步 四、忏悔与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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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与真诚也属于自我意识结构的应有之义。由自我意识的自欺结构，我们提出自我意识包含一种忏悔的精神，而与忏悔相连的就是“诚”的问题。自我意识无非是要达到对自我真实的把握，那么对自我的这种把握就是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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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真诚？真正能够达到自我意识的真诚，不是孟子所讲的“反身而诚”。我们前面讲，“反身而诚”可以说是想一想就达到真诚了，往自己心里面看一看就达到真诚了，或者扪心自问就达到真诚了，这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因为人心不是单一层次的东西，它是一个立体结构，而且是一个无限延伸又不断深入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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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真诚，也不像老子讲的“复归于婴儿”。人都是从婴儿长大的，所以老子主张只要每个人想想自己的儿童时代，像小孩子那样回到纯真，就可以做到真诚。我们通常也说，小孩子不会说谎，童言无忌，皇帝的新装的谎言就是一个小孩子拆穿的。但这是不一定的，小孩子只是还没有学会说谎的技巧，但从本心来说，他也是想要撒谎的，只要他觉得有必要。只不过他的谎言大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罢了。人是能够撒谎的动物，连小孩子也不例外。更不用说一个成人完全回到童年是否有可能，除非他得了失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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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讲的倒是更适合于成人，他主张要“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什么叫环中？门枢转来转去，中间那个环是不动的。你们捉对厮杀，争来争去都在转圈，你咬着我的尾巴，我咬着你的尾巴，而智者就站在环中，跳开是非，你们去争，我不介入，跟我没有关系。这就是老谋深算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你们互相打倒，我反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一个狡猾的态度。那么这能否解决自我意识的自欺的矛盾，达到真正的真诚呢？显然不行，这解决不了矛盾，只是逃避了矛盾，而且暗藏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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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禅宗所讲的“难得糊涂”，就是装糊涂、装傻。“难得糊涂”是为了逃入虚无，就是什么东西讲起来都好像知道，但是又好像不知道。做事也没有标准，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对错，只要表面上过得去就行。这与庄子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而且是一种极无诚意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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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自欺的矛盾？应该是在行动中。“反身而诚”也好，走进“环中”也好，“难得糊涂”也好，都只是一种态度，但不是一种行动，都是对生命力的一种压抑和放弃。行动才暴露你的本质，你是个什么人，行动起来就知道了，做一做就知道了。人是很容易自欺的，尽管很容易自欺，你还得行动，能够破除自欺这个“环”的，就只有行动。你要做一做试试，不要老是怕这怕那，防止这防止那，在观念里面打转。你一行动起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才会暴露出你的真相。当然这只有在行动中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才能做到，行动是为了认识自我。由此就生发出一种忏悔意识。在行动过后，回过头来再看，你会鲜明生动地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及自己在自欺中埋藏着的根本恶。在不行动的时候，待在屋里、躺在床上，那就没有什么好反思的，只会觉得内心一片纯洁。而有了行动之后，你就可以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反思了，于是从这个反思里面就产生出了一种忏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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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著名的小说《伤逝》，是一篇非常深刻的作品，但是很少有人把它的哲学含义揭示出来。尤其是涓生和子君谈恋爱同居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生活不像他们想象得那么美好，每天陷入赚钱谋生的琐事中，过得极其艰难，爱情最后也逐渐消失了。有一天涓生就对子君说，既然你不顾重重障碍、冲破了传统观念来跟随我，说明你是一个独立的女性，那么你现在也可以离开我，独立地去过自己的生活，总比两个人缠在一起去死要好。子君受了这致命的一击，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她只好回到她父亲那里去了，不久就死了。涓生非常后悔，不光是后悔，而且非常痛心地忏悔，他认为是他用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把子君杀死了。当时这种五四青年，人人都用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这样一套空洞的话语来自欺，还自以为真诚。但正是这种真诚，这种把真相直接摆出来的直率的态度，把子君害死了。最后涓生满怀忏悔地说：“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为什么跨进新的生路就必须用遗忘和说谎做前导呢？真诚难道就做不到吗？真诚还真是做不到。人们意想中那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虚假的真诚，不光是做不到，而且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有，那就是伪善，或者是自欺。涓生自认为很真诚，他要求自己彻底的真诚，他跟子君的关系完全是正大光明的，是按照新的女性、新的观念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他们的结合应该是最幸福的。但是最后搞成这样一个败局，他认为最后的责任在他，他把说谎的责任摆脱了，把真话让对方承担起来，真话是不堪承担的。什么是真话？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爱了，或者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爱过。什么是真正的爱？那还有待于探讨。但是，为什么要用遗忘和谎言做前导？涓生实际上是对自己当时的那种真诚加以忏悔：我不该那么真诚。太真诚了害死人啊！连害死人都在所不惜的真诚，是虚假的真诚，是走向死路的真诚。所以要走出一条生路，就必须用遗忘和说谎做前导，在这种遗忘和说谎的前导的背后，才有真正的真诚。因为我知道这是说谎，知道这是生命中无法摆脱的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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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真诚，鲁迅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他不盲目相信真诚，但是仍然要试探、要探讨真诚。真正的真诚不是当下即得的，而是有待于在生命的道路上寻求的。而走上生命道路的第一步，则是遗忘和说谎：要把以前的那种真诚忘掉，以前的那种真诚不值得耿耿于怀，那其实是一种虚伪；说谎不是要骗人，而是指所有自己说出来的东西都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那只不过是一种试探。说真话是不容易做到的，所有你当作真话说出来的东西，都只代表你有说真话的意图，而不代表你说出来的就是真话。所以你宁可承认这些话实际上是说谎，承认人摆脱不了自欺这一事实，以便保持对自己的一种忏悔意识。然而，明知自己说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真诚，但是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姑妄行之，把它当作真的那样去做，这就是向新的生路迈进的第一步。反之，你自以为你说的话是真的，你自我感觉良好，这就叫自我欺骗而不自知，你就会被自己的实践行动所驳斥，所以你最好预先就要留下忏悔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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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和后悔不同，中国人经常分不清这两者。你说忏悔就是你后悔了吧，当初你就不该那么做嘛！忏悔当然是事后的，但它不是着重于当时那么做的后果，而是着重于动机，着重于对自己人性的恶劣本性的自我批判。忏悔与后悔都是于事无补的，已经做过的事情无可挽回，但后悔导致人有一种想做某些事情来将他所造成的后果加以弥补的意向，而忏悔则不是要把自己的过失补救回来，而是要对自己的人性的有限性加以鞭挞。后悔追究的是所犯的错误，而不追究为什么会犯错误；忏悔则对罪恶的原因加以反思，它比一般的后悔深刻得多。忏悔不是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是要改恶从善——比如你以前做了不少坏事，从今以后要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相反，忏悔就是不认为自己可以重新做个好人，人性的劣根性、有限性是不可改变的，但你愿意为自己的有限性承担责任。这种有限性肯定是会导致罪恶的，要承认这一点，要看清这是人性的本质结构。人性本恶，康德称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人的有限性就是人的根本恶，一切恶都是从人的有限性生出来的。根本恶是不可能通过忏悔摆脱掉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忏悔而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把握自己的自欺结构，从而成为一个有深刻的自我意识的人。这样一个具有忏悔精神的人，即使他做了伟大的事业，他也不会盛气凌人，也不会自封为圣人。他知道自己的有限性，就会更加宽容地、更加人性化地去对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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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的目的其实就在这里，即为自己的根本恶承担起责任，促成一种人性的宽容性和人情味。同时，正因为忏悔在事后才发生，所以它并不束缚人的手脚、妨碍人的行动，当然也不能消除人的自欺。人在行动中总是有一种自欺，忏悔不能消除这种自欺。但是它能在人的行动中、创作过程中、行为过程中揭示一个永恒的真相，就是人总是有犯错误的可能性，但它又总还保留继续接近真理的可能性。人总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人总是可以再努力的，所以总是可以接近真理的。犯错误当然是远离真理了，但是我们犯错误也要有进步，不要老是犯低级错误，应该从低级的错误到越来越高级的错误、越来越复杂的错误。这就是人性的进化，这本身就是向真理不断接近。低级的错误离真理最远，高级的错误应该说离真理就比较近了！它把人的层次、水平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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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忏悔精神的人或者民族，当然并不能避免犯错误，但它不会老是重复犯过的低级错误。像纳粹所犯的，就是一种很低级的错误——种族主义。德意志民族、日耳曼民族的确很优秀，但说它是至高无上的优等民族，其他民族都该被奴役，那就是很低级的错误了，稍微有点知识文化的人都会看得出来。这个民族由于有忏悔精神，就不会老是重复犯这个错误，如果能够避免犯低级的错误，这个民族就把自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日本这个民族由于缺乏忏悔精神，只有后悔意识，只是从灾难性的后果来反思“二战”，没有对人性的劣根性保持警惕，就很难保证不重蹈覆辙。人性本身的自我本质——人类自我意识的这种自欺的矛盾，只有在人类不断的忏悔过程中，一次次地退回到自己的根本来拷问自己，才会被扬弃，才会从不自觉的自欺走向自觉、走向真诚。哪怕开始显得非常虚伪甚至伪善，但是只要能够反省，就会变得越来越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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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自欺的矛盾，在形式逻辑中是一个矛盾，欺骗的自我和被欺骗的自我在逻辑上是不能并存的，但是在辩证的过程中，这种矛盾会得到扬弃和调解，欺骗的自我和被欺骗的自我在时间中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调解。每一次欺骗的自我和被欺骗的自我都不在同一个层次，被欺骗者总是比较靠前台，而欺骗者总是躲藏在后台，被欺骗者总是努力去挖掘出后面隐藏着的欺骗者，从而使人性的层次逐一暴露出来、深化起来。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学说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人性结构，就是在人们有意识的行动中，往往会有潜意识在后面起作用。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规律，但是为什么引起了哲学家这么大的兴趣呢？就是因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哲学含义，它揭示出人的自我意识是分层次的，在时间的进程中，它会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开始是被欺骗者，你当然可以为自己辩解：我被人家欺骗了啊，我上当了啊！但是精神分析学会指出：你潜意识之中是知道的，你并不是完全被欺骗，你在作恶的时候，潜意识之中知道这是恶的，但是你还去做，你骗自己说这是必要的，这是为了一个更崇高伟大的目标。所以，你是被欺骗者，同时你也是欺骗者。而忏悔呢？忏悔就是在这样一个矛盾中向后不断地深入、不断地探索自己：我当时的潜意识是什么样的？你铁面无私，像一个法官一样对待自己，那你就会拷问出自己背后的这些东西。而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并且承认这些，我们的精神层次就大大提升了一级，就再也退不回去了。所以我们只有凭借对自己的忏悔，才能使自己的精神层次有所提升，看出我们内心的后台后面还有后台，我们要不断地深入它。像奥古斯丁讲的“人心是一个无底深渊”，你在这样一个深入自身心灵的过程中是触不到底、没有尽头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对“我是谁？”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反思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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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就是那个“谁”。“我是谁？”本来是一个疑问句，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陈述句：“我就是谁。”我就是那个对“谁”的追问。我不是任何“东西”，我是一个问题。任何一个独立的人、任何一个有人格的人都不是一个“东西”，但他是一个问题，他是一个自我反身的问题，要反过身来问自己：我是谁？如果没有达到反身自问，那么我就还不是我，或者说我就还没有自我。而假如有一天，我把这个“谁”追问到了，我们对这个“谁”加以定义、加以规定，使它是一个“东西”了，那我也就失去自我了，我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就只是一个“东西”了。所以，这个对自我到底是谁的追问过程，也就是忏悔的过程，自我追问就是自我忏悔。我就是要看看我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内心中、潜意识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在潜意识后面还有潜意识，要将它一步步揭示出来。这种忏悔意识，揭示的是人的虚伪，体现的却正是人的真诚，只有真诚的人才会忏悔，才会面对自己的虚伪。真诚的自我既不是欺骗者，也不是被欺骗者，而是忏悔者，是这个对“谁”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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