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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策略与双性恋的组合优势，和前面提到的排行差异联系起来就更容易理解：心理学家雷·布兰查德（Ray Blanchard）发现，男性成为同性恋的概率与其兄弟排行高度相关，每多一位兄长，成为同性恋的概率提高1/3，而根据贝克的理论，同性恋是双性恋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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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风流，在婚姻之外通过短期关系谋求遗传收益的另一条途径是强奸。强奸会导致反抗、报复和社会惩罚，因而是一种高风险策略，所以只有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才会被采用：其他常规策略的弱势者或失败者，只好铤而走险；强奸者拥有权力因而有信心免受报复和惩罚；社会规范的约束暂时被解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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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时代，约束侵犯行为的规范通常只适用于部落内和熟人间，男性经常结成团伙攻击其他部落，就像他们结伙狩猎一样，除了扩大领地之外，强奸和掳掠妇女也是这些攻击的重要动机。即便在文明时代，战争或社会秩序崩溃也常伴随着大规模强奸，这种场合，持任何性策略的男性都可能参与强奸，因为此时既没有报复和惩罚的风险，也不会影响既有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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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对各种性策略的介绍可以看出，尽管多数婚姻是单偶的，但男性普遍会在条件适当时寻求更多性伙伴，所以在性伦理日益宽松的现代社会，每位男性一生中平均有多达12位性伙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大幅拓展了男性实施多偶策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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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偶策略当然是以牺牲其他雄性的交配机会为前提，动物界通常凭借的是体能优势，胜负通过个体搏斗决出，所以多偶制动物的雄性体型显著大于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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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猩猩或象海豹相比，人类的男女体型差异并不算突出，男人间的性竞争（和他们的狩猎活动一样）更多地凭借团队合作和组织优势，其结果经制度化之后，形成了等级制、财产权、继承权等社会制度，于是性竞争的焦点逐渐转向对权力、地位、财富和继承权的争夺上，只有在这些制度全面崩溃的场合，焦点才又回到个人战斗力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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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制度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为富贵者实施多妻策略提供了更多手段，帮助他们缓解多妻与防绿帽之间的冲突：高墙深院创造了更严密的闺禁，贞操伦理提高了出轨代价，雇佣奶妈可缩短妻子哺乳期从而增加生育次数，女仆和阉奴可协助预防红杏出墙，裹脚或许也是为了限制妇女的行动能力和出轨机会。相比之下，缺乏资源的小土豪们，只能使用贞操带、割礼、阴道缝合等更野蛮原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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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祖母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女性在预期寿命还剩十几年时就早早绝经，也是对她儿子实施多妻策略的一种帮助。绝经可让年长女性放弃自己的生育机会而将资源转向抚养孙辈（这一交换之所以值得，是因为她自己再生孩子很可能变成生存希望渺茫的孤儿），这一帮助在孙辈不幸丧母时尤为宝贵；同时，婆婆还可监督媳妇防其出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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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型社会和多层等级制度的出现，多偶策略的空间被无限拓展了。中国和奥斯曼的后宫嫔妃可多达数千，不过繁殖效率却不如阿拉伯后宫。繁殖成就最高的中国皇帝康熙生了55个孩子，远远落后于与他同时代的摩洛哥国王伊斯梅尔的88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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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论长期繁殖成就，冠军则非成吉思汗莫属。2003年的一份DNA调查显示，一个据信源自大汗的Y染色体特征标志，在中亚各国出现的频率高达8％，在全人类中出现的频率也高达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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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分工和贸易的扩展，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以及近现代的风气开放和妇女解放，浪子策略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尤其在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了大幅提升之后，浪子策略更大有走出边缘而成为主流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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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浪子们的繁殖成就多数在婚外实现，难以查证和统计，有据可查的案例中，成就最高的浪子当属威尔士画家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留下了大约100个孩子，当然绝大多数是私生子。亚军大概是美国黑人歌星杰伊·霍金斯（Jay Hawkins），据信他的妻子、女友和粉丝们总共为他生下了75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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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只谈论了男人的性策略，有关女人如何在两性关系中尽可能地谋求遗传利益，将是下一篇《微妙的人类性策略·女性篇》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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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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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策略组合中多偶倾向的实施效果，从Y染色体（代表男系）与线粒体（代表女系）遗传标记的分布模式中可见一斑。分子人类学调查反复发现的一种模式是，本土的（相对而言）较古老的线粒体标记和外来的较新的Y标记共存于一个群体，Y染色体的多样化程度总是比线粒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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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当一个族群取得某种特殊优势而实现大扩张——印欧、蒙古、班图、日耳曼、波利尼西亚、突厥、阿拉伯、汉族、客家（差不多每个都对应一个大语种）——时，都会在其扩张所及之处形成此类复合模式：当地女性与作为征服者的外来男性混合而成新的血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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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分别沿男系和女系家族树回溯，前者的收敛速度快得多，也就是说，每一代男性中，有幸留下后代者的比例，比女性低很多。衡量这一差异的最佳指标，是经济学家用来衡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假如我们计算繁殖成效的基尼系数，那么男性的基尼系数将比女性高很多，尽管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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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微妙的人类性策略·女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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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1，No.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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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策略上，女性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是她们追求数量的空间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极高的时代，即便生育十胎（已接近极限），能活到成年的也只有四五个。在数量上可作的文章，只有通过缩短哺乳期来缩短生育间隔，办法是使用羊奶牛奶等母乳替代品，或者雇佣奶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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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繁殖目的而言，女人只需要一位丈夫就足够了——只要他能生产健康精子；一妻多夫制十分罕见，通常是为了满足家庭的经营需要，可以避免财产和土地分割，降低兄弟间的资源冲突，更多是出于男性方面的策略考虑而非女性的主动选择，而且主要流行于穷困阶层或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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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常只需要一位丈夫，并不意味着女性不需要更多一些的性伙伴，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妻子们也会有那么多婚外性关系（只比丈夫们略少），毕竟这些关系多半都是自愿的，许多甚至是她们主动寻求和发起的；一个典型的现代妇女，一生中大概会有8位性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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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寻找更多性伙伴的主要动机是获得对方的生育资源，而女人这么做时却是出于另一些更精妙的策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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